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的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们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被夷为废墟。他们的到来、动机及消失似乎都是极难解释的，以致使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为上帝之鞭，他们是被派来惩罚古代文明的。

    然而，同这些人一样，人们也不是大地之子，更多的倒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不过，随着我们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动机就变得清楚了。他们敦实而灵活的身躯（由于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幸存下来，因此是不可战胜的）是草原的产物。高原上凛冽的寒风和严寒酷热，勾画出他们的面貌：瞅起的眼睛，突出的颧骨，卷曲的头发，也练就了他们强壮的体格。逐牧草而作季节性迁徙的放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特有的游牧生活；游牧经济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胆怯地仿效和嗜血性的袭击交替出现所形成。

    这三、四位伟大的亚洲游牧民划破了历史之网突然逼近我们，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仅仅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罢了。对于成为世界征服者惊人形象的这三个人来说，有多少个阿提拉，多少个成吉思汗失败了呢？失败，也就是说，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领土包括四分之一亚洲，疆域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的有限的帝国——然而，人们必须承认，这是已经具有某种重要性的一项成就。我愿向你们介绍以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三位巨人统领的这支伟大的野蛮人——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行进了10个世纪，他们的活动从中国边界抵达欧洲边境。

    我们对野蛮人这一问题应该作出严格的定义。古典世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被其邻居者如此命名的人民。对罗马人来说，在长时间内，克尔特人是野蛮人，正像日尔曼人对高卢人，以及斯拉夫世界对日尔曼地区一样。同样，以后被称为中国南部的地区，对中国人的起源地黄河流域来说，长期被视为蛮夷之地。但是，由于上述所有地区的地理条件使生活在这些地区内的居民采取了农耕生活的方式，他们摆脱了落后，逐渐与农耕生活融为一体，以致到中世纪后期，几乎整个欧洲、西亚、伊朗、印度和中国都达到了相同的物质文明阶段。

    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地带没有经历这一变化过程，即从中国东北边境到布达佩斯之间、沿欧亚大陆中部的北方伸展的一个辽阔地带。这是草原地带，西伯利亚森林从它的北缘穿过。草原上的地理条件只容许有很少几块耕地存在，因此，居民只得采取畜牧的游牧生活方式，正像几千年前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其它人类的生活一样。其中的一些部落（即森林地带的那些部落）确实还停滞在马格德林狩猎者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仍处于野蛮状态——这儿不是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低能，而是说，由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这儿长期保留了其他地区早已抛弃了的那种生活方式。

    当亚洲的其余地区已步入先进的农业阶段时，这些畜牧民族残存下来，这一事实在历史剧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毗邻各族之间产生了一种时代的移位。公元前第2干纪的人们与公元12世纪的人们共存。游牧民族从一支到另一支，只要是从外蒙古南下的民族就到北京；或者是从吉尔吉斯草原来的就登上伊斯法罕。突变降临了，并且充满着危险。对于中国、伊朗和欧洲的定居民族来说，匈奴人、土库曼人和蒙古人确实是未开化的，他们被展示出来的武器所吓住，被玻璃球和封官赐爵所吸引，恭敬地与耕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游牧民的态度是容易想象的。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在干旱的岁月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险穿过荒芜的草原，来到耕地边缘，在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大门边，吃惊地凝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成熟的庄稼、堆满粮食的村庄和豪华的城镇。这一奇迹，或者说，它的秘密——维持人类的繁荣所需要的辛勤劳动——是匈奴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受到蛊惑，他就会像他的图腾“狼”一样，在雪天潜入农庄，窥视着竹篱笆内的猎物。他还怀有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的冲动。

    幸存在农业公社旁边的牧猎公社，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可以看到和接触到那些仍处于畜牧阶段的各民族（他们忍受着在干旱时期草原所固有的骇人听闻的饥荒）的地区内，不断繁荣的农业公社在发展，它们之间不仅呈现出突出的经济悬殊差别，而且还呈现出更加残酷的社会差别。再说一遍，人类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