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和平到战争
在(1900年3月27日的)辩论中，我解释道……据我了解，所谓的世界政策，其任务只是支持和推进我们的工业、我们的贸易，扩张我们人民的劳动力、活动和才智。我们无意执行侵略性的扩张政策。我们只想保护我们在世界各地顺理成章所取得的极重要利益。
——德国首相比洛(von
Bulow)，1900年
如果她的儿子是上前线去，那个妇人不一定会失去他。事实上，矿坑和铁路调车场是比军营更危险的地方。
——肖伯纳，1902年
我们将赞颂战争——世界惟一的保健法——的尚武精神，爱国精神，带来自由者的破坏性姿势，值得一死的美丽构想，以及对妇女的藐视。
——马里内蒂，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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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起，欧洲人的生活便受到战争的包围、充塞和萦绕。在本书写作之际，欧洲大陆绝大多数70岁以上的人，在其一生中都至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除了瑞典人、瑞士人、南部爱尔兰人和葡萄牙人以外，所有50岁以上的欧洲人，都曾至少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即使是那些在1945年后出世的人，即在欧洲境内战火不再交织以后出世的人，也几乎没有度过世界和平的一年。而且，他们永远都生活在第三次世界核子冲突的阴影里。几乎所有政府都告诉其人民，核子大战之所以能制止，只是因为国际军备竞赛已经造成战争一起大家便同归于尽的态势。即使全球性的灾祸已经避开了很长一段时期，几乎就像欧洲列强在1871-19t4年间躲过了大规模战争一样，但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时期称为和平时期呢?因为，如伟大的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云：
战争不只包括会战或作战行动，它还包括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双方都明白表现出以会战作为斗争手段的意念。谁能否认这正是1945年后的世界大势呢?
1914年前的情形不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和平是欧洲生活的正常和预期状态。自1815年以后，还不曾发生过将全欧列强一道卷入的战争。自1871年以后，更不曾有任何一个欧洲强权命令其军队向另一个欧洲强权开火。列强在弱国中寻找它们欺侮的对象，也在非欧洲世界物色它们下手的对象。不过它们有时错估了对手的抵抗力：布尔人给英国人带来的麻烦远超出预期，而日本人则在1904-1905年轻轻松松地打败俄国，并使自己成为强权。在离欧洲最近的最大可能受害者——长期以来已陷于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境内，战争的可能性的确永远存在，因为其附属诸民族皆想要争取独立和扩大地盘，于是彼此争战不休，并将列强卷入它们的冲突之中。巴尔干一向以欧洲火药库著称，事实上，1914年的全球性爆炸也是由此开始。但是“东方问题”是国际外交日程上非常熟悉的一项，虽然它百年来连续不断地制造了许多国际危机乃至一场相当严重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但它却从来不曾完全失控。不像1945年后的中东，对大多数未在那儿住过的欧洲人来说，巴尔干半岛是属于冒险故事的领域，是德国儿童作家卡尔·梅这类作者的作品场景或轻歌剧的舞台。19世纪一般人对巴尔干战争的印象，是肖伯纳《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中所描写的样子。这本书和其他类似的作品一样，后来由维也纳的一位作曲家于1908年改编为以音乐为主的电影片——《巧克力士兵》(The
Chocolate Soldier)。
当然，当时有人已预见到一场欧洲大战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盘踞在各国政府及其参谋本部心头，也盘踞在广大公众心头。自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英法小说和未来学陆续推出一般而言并不切实际的未来战争描绘。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已着手分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哲学家尼采更以疯狂但富预言性的口吻赞扬欧洲的逐步军国主义化，并且预言未来的那场战争“将向野蛮人招手，甚至唤起我们的兽性”。19世纪90年代，战争的忧虑促成了多次“世界和平会议”(World[Universal]Peace
Congress，第21届“世界和平会议”原定1914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最初的“海牙和平会议”(HaguePeace
Conferences，1898年)。出席这些国际会议的，是大致抱着怀疑态度的各国政府代表。这些只是最初的集会，自从各政府在会议中对于和平理想提出坚定但理论性的承诺之后，类似的集会便不断开下去。20世纪的最初10年，战争显然是快要发生了。到了20世纪的最初20年，它的逼近已是众人心知肚明的。
可是，大家并未真正预期到它的爆发。甚至是在1914年7月国际危机最紧急的时刻，采取毁灭性步骤的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他们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过去一样，他们当然能想出一个解决办法。而反战者也无法相信他们长久以来预言的灾祸，现在真的降临了。甚至到了7月底，奥地利已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聚集一堂，他们虽然深深感到困扰，但仍然相信一场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爆发的，解决和平危机的办法总会找到。7月29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说：“我个人并不相信会发生全面战争。”甚至那些按下毁灭电钮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想打仗，而是因为阻止不了这场战争。比方说，德皇威廉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询问他的将军们：这场战争究竟能不能不同时攻打俄国和法国，仅局限在东欧?将军们的答案是：不信这是办不到的。那些亲手构筑战争工厂的人，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1914年以后出世的人们，很难想象那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真正”爆发的想法，是如何根植于大灾难之前的生活结构中。
因而，对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对1871-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来说，欧洲战争只是一种历史回忆或关于某个不确定未来的空谈。在这一时期，军队在西方社会的主要功能是非战斗性的。除了英国和美国之外，所有的重要强国当时都实行征兵制，不过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征召。随着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将军和政客们对于带有革命倾向的无产阶级的加入军队，深感不安，事后证明这种不安是多虑的。对于一般征召入伍的兵士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似乎是军队生活的劳苦而非光荣。入伍成为一个男孩的成年仪式，之后将有两三年的辛苦操练和劳役，爱好军装对女孩子具有莫名的吸引力，勉强使服役的苦日子容易忍受一点。对于职业军士来说，军旅是一种职业。对于军官来说，它是成人玩的儿童游戏，是他们较平民优越的象征以及刚健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对于将军们来说，如同历史上的惯例，它是政治阴谋和事业猜忌的场所——在军事领袖的回忆录中充斥着这类记载。
对于政府和统治阶级来说，军队不仅是攘外安内的武力，也是取得公民效忠乃至积极热忱的办法，因为有些公民会对群众运动产生令人困扰的同情，而这样的运动又会逐渐损毁社会和政治秩序。和小学一样，兵役或许是政府手上最有力的办法，可借以灌输正当的公民行为，至少可将村落居民转化为国家(爱国)公民。通过学校和兵役，意大利人就算还不会说标准国语，至少也听得懂。而军队也将意大利面这种原来是贫穷南方地区的食物，转化成全意大利的习惯。至于对非战斗性的公民而言，多彩多姿的街头军事表演——游行、仪式、旗帜和音乐——也为他们增添不少娱乐、灵感和爱国心。对于1871-1914年间欧洲非军事性的居民来说，军队最令人熟悉而且无所不在的那一面，或许当推军乐队。公共场合和公园若少了它们，简直不可想象。
自然，士兵偶尔也会执行他们的首要任务。当社会面临危机之际，他们可能被动员来镇压骚动和抗议。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必须担忧舆论和其选民的政府，通常会小心防范军队射杀人民的可能性。士兵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往往很坏，而士兵拒绝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甚至更危险，如1917年的彼得格勒(Petrograd)事件。不过在这段时期，军队还是经常被动员，在其镇压之下的国内受害者人数已多到无法忽略，即使是在一般认为并未濒临革命的中欧和西欧国家——如比利时和荷兰——也不例外。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死于军队镇压的人数自然非常可观。
对于军队来说，镇压国内平民是一件无伤大雅的事，但是偶尔爆发的战争，尤其是殖民地的战争却比较危险。不过，这里所谓的冒险是医学上而非军事上的。1898年为美西战争动员的”．4万名美军中，阵亡的只有379人，受伤的只有1600人，但是死于热带疾病的却不下于5000人。无怪乎各国政府竭力支持医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医学终于可以相当程度地控制黄热病、疟疾，以及当时仍被称为“白种人坟墓”区的其他祸患。1871-1908年间，法国每年平均在殖民地的开拓中丧失八名军官，包括其中惟一可能导致严重伤亡的越南，在这37年总数约300名的阵亡军官中，有半数死于该地。我们不应低估这些战役的严重性，特别是因为受害者的损失如此不成比例的惨重。即使对侵略国家来说，这类战争也绝不是乘兴出游。1899-1902年间，英国共派遣15万士兵前往南非，阵亡和受伤致死者共2．9万人，死于疾病的有1．6万人，而花费则高达2．2亿英镑。这样的代价当然不可忽略。不过，在西方国家，士兵的职务危机大致比不上某些平民工人，尤其是运输工人(特别是海运)和矿工。在这段歌舞升平岁月的最后三年间，英国每年平均有1430位煤矿工人丧生，16．5万名(劳动力的10％以上)受伤。而英国的煤矿意外事故发生率，虽较比利时和奥地利为高，却比法国低一点，比德国低30％，而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强。冒着最大的生命和肢体风险的并非军人这一行。
因此，如果不计英国的南非战争，我们可说强国的士兵和水手，其生涯是相当平静的。不过帝俄和日本军队的情形例外。帝俄在19世纪70年代与土耳其缠斗，1904—1905年间又与日本打了一场惨烈战争。日本人则在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获胜。这样的生涯，仍可在好兵帅克(Sehwejk，1911年哈谢克[Jaroslav
HaSek]杜撰的人物)完全没有战斗的回忆和奇事中看出。帅克是奥地利皇家军队著名的第九十一团前团员。参谋本部自然是尽责备战。他们大多数也照例根据上一次重大战事的经验或回忆来进行战备改良。身为最伟大的海军强国，英国人自然对陆上战争只作有限准备。不过，在1914前几年与法国同盟者安排合作事宜的将军们，愈来愈明白未来战争对他们的要求会多得多。但是就整体而言，预言战争将因军事技术进展而发生可怕转型的人，是平民而非士兵。将军们，甚至某些在技术方面比较开明的海军将官们，对于这些进展的了解也相当迟缓。老业余军事家恩格斯常常提醒大家注意他们的迟钝。但是1898年在圣彼得堡发表厚达六册的《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ming War)的，却是犹太人资本家布鲁赫(Ivan
Bloch)。在这部预言性的著作中，他预测到战壕战争的军事僵局将导致长久冲突，而这种冲突必须付出的经济和人力代价，将使交战国陷入耗竭或社会革命。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无数种语言，但是对军事计划却没有任何影响。
虽然只有某些平民观察家了解未来战争的灾难性，不知情的各国政府却一头栽进军备竞赛中——这种军备的新奇性，足以促成这些灾祸。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工业化的杀伐技术(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四章第二节)，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戏剧性的进展，不仅是由于小型武器和大炮的速度、火力在本质上发生了革命，也是因为更有效率的涡轮机、更有效的保护性铁甲和足以承载更多大炮的能力，造成了战舰的改变。附带一提，甚至非战斗性的杀戮也因“电椅”的发明(1890年)而改变，不过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行刑人仍旧坚持用古老而历经考验的办法，如绞刑或砍头。
军备竞赛的明显后果之一，便是钱花得愈来愈多，尤其是因为各国都想跑在前面，或至少不落于人后。这场军备竞争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起初并不激烈，20世纪逐渐加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达到**。英国的军事开销，在19世纪70-80年代大致都保持稳定，不论就整体预算所占的百分比或平均每人的负担而言皆如此。但是，随后便从1887年的3200万英镑，上升到1898-1899年的4410万镑，以及1913-1914年的7700万英镑。其中增长最壮观的显然是海军，因为其投射武器乃是当时的高科技军备。1885年时，海军花了政府1100万英镑，和1860年差不多；然而在1913—1914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四倍之多。德国同期的海军支出增长更是惊人：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年9000万马克，上升到几近4亿马克。
这种庞大开支的后果之一，是它们需要较高税收，或是膨胀性借贷，或是两者都要。但是另一个同样明显但往往为人忽略的后果，是它们已日渐使祖国的毁灭成为大规模工业的副产品。诺贝尔和卡内基这两位认识到是什么使他们成为炸药和钢铁富豪的资本家，想借着将其部分财富用于和平目的以作为补偿。在这件事上，他们是特例。战争和战争产业的共生现象，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政府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恩格斯在1892年所说：“当战争成为大工业的一支时，大工业遂成为政治上的必要条件。”相反，政府也成为某些工业分支的当然成分，因为除了政府外，还有谁能为军事工业提供顾客?它所生产的货物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间无休无止的竞争决定，因为各国政府都想为自己取得最进步、因而也最有效的武器供应。更有甚者，各国政府所要求的武器生产，不只限于当前的实际所需，还得应付未来战争的不时之需。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让它们的工业维持远超出和平时期所需的生产能力。
无论如何，各国因此不得不保护强大的国家军备工业，承担其技术发展的大部分成本，并使它们获利。换言之，它们必须保护这些工业不受狂风暴雨袭击，这种狂风暴雨会威胁到航行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大海上的资本主义企业船只。政府当然也可以自己从事军备制造，而且事实上它们早就这么做了。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或至少就自由英国而言——他们宁可与私人企业进行某种合作。19世纪80年代，私人军火业者承担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备合约，19世纪90年代提高到46％，20世纪最初10年更上升至60％。附带一提，当时政府随时预备给他们三分之二的保证量。无怪乎军火工厂几乎全为工业巨子所有，或是工业巨子所投资的。战争和资本集中携手并进。在德国，大炮大王克鲁伯在1873年雇用了1．6万名员工，1890年增加到2．4万人，1900年更达4．5万人左右。当1912年第50万门克鲁伯大炮离开工厂时，克鲁伯手下共有7万名员工。在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在其位于纽卡斯尔的主厂中雇用了1．2万人，1914年时，这个数目增加到2万人，超过泰恩塞德(Tyneside)地区所有金属业工人的40％，这还不包括靠阿姆斯特朗公司转包合约维生的1500家小工厂员工。这些小工厂也很赚钱。
像美国当代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一样，这些巨大的集中工业，如果没有各政府间的军备竞争，便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大家往往想让这些“死亡商人”(和平倡议者喜用的词汇)为英国新闻记者所谓的“钢铁和黄金之战”负责。我们是否可以就此推论说军火工业助长了军备竞赛，有必要时还发明国家劣势或“脆弱之窗”的说法，说利润优厚的契约可以消除这些。一家专门制造机关枪的德国工厂，设法在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上登了一则新闻，说法国政府计划拥有加倍的机关枪。德国政府于是在1908—1910年订购了价值4000万马克的同款武器，使这家工厂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一家英国工厂辩称其政府严重低估了德国人重整海军军备的进度，促使英国政府决定把战舰数量加倍，而该公司则从每一艘大型军舰身上获得25万英镑的利润。像维克斯公司(Vickem)代理商希腊人扎哈罗夫(BasilZaharoff，后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协约国服务而被授予爵位)这类文雅可疑之人，特别注意让列强的军火商只把次要和即将过时的产品卖给近东和拉丁美洲诸国，这些国家随时都愿意购买这样的五金器具。简而言之，现代的国际死亡贸易当时已在热烈进行。
可是，就算科技人员的确大力游说陆军将领和海军舰队司令(这些人对阅兵比对科学熟悉)购买最新的大炮，以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我们也不能就用军火制造商的阴谋来解释世界大战。诚然，1914年倒数前五年，由于军备的积聚已达可怕程度，因而使形势更具爆炸性。诚然，至少在1914年夏天，动员死亡武力的机械作用已无法节制。但是，使欧洲陷入大战的，并不是这种竞赛式的整军经武，而是当时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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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迄今，大家从未停止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用掉的墨水、所制造的纸张、所牺牲的树木以及忙碌的打字机，比回答历史上任何其他问题都多，甚至比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讨论更多。随着时间流转，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转型，这样的讨论也一次又一次重新掀起。在欧洲刚陷入这场大灾祸之初，好战者便开始自问，为什么国际外交未能阻止战祸发生，并且相互指控，认为对方应为战争负责。反战者也立刻展开他们自己的分析。公布了帝俄秘密文件的1917年俄国革命，指控帝国主义应为战争负责。战胜的协约国以“德国应负起全部战争责任”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会的基调，并且推出汗牛充栋的文书和历史著作来讨论这一主题，但主要是反对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使这种讨论再度复活。而若干年后，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左派历史学急切想要以强调他们自己对于德国责任的看法，来与保守和纳粹德国的爱国主义正统学说分道扬镳时，这种讨论又死灰复燃。关于危害世界和平的各种争议，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来便从未停止过，而且无可避免地想在过去各次世界大战的渊源与当前国际的展望之间，找可能的相似之处。虽然宣传家喜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慕尼黑)的情形做比较，历史家却愈来愈为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相似之处感到不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渊源再一次成为亟待解决且切中时宜的问题。于是，任何想要解释(历史学家在这个时期也非解释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爆发的历史学家，都陷身于深广澎湃的海域。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删去历史学家不必回答的问题，而让他的工作简化一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战罪”问题。这是属于道德和政治判断的范围，与历史学家关系不大。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为什么欧洲长达一世纪的和平会变成世界大战的时代，那么“是谁之过”这个问题便无关紧要。就好像对于研究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战士会在10和11世纪征服欧洲无数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脚，也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一样。
当然，我们往往能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某些方面。很少人会否认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姿态基本上是侵略和扩张主义的，而它敌方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也没有人会否认，本书所述时期的帝国扩张战争，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是由美国和英国挑起的，而非由其受害者引发。无论如何，每个人都知道19世纪的各国政府不管如何注意其公共关系，都将战争视为国际政治正常的偶发事件，而且都相当诚实地承认他们很可能会率先采取军事行动。作战部尚未被普遍委婉地称为国防部。
然而，可以绝对确定的是，1914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强国的政府想打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而且和19世纪50年代与19世纪60年代不一样，它们甚至不想与另一个欧洲强国爆发有限的军事冲突。十足可以说明这个情形的事实是：在与列强的政治野心直接抵触的地方，即在殖民地的征服与瓜分之中，它们的无数冲突往往以某种和平安排来化解，甚至最严重的摩洛哥危机(1906年及1911年)也都解除了。到了1914年前夕，殖民地冲突似乎已不再为互相竞争的列强带来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个事实甚至被误用来证明：帝国主义的敌对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关。
当然，列强绝不是爱好和平的，更谈不上反战。即使是在它们的外交部竭力想避免一场公认的灾难时，它们还是不曾放弃打一场欧洲战争的准备，只是有些人看不出来罢了。(雷德尔海军上将[Admiral
Raeder)甚至宣称：1914年时，德国的海军参谋部并没有对英国作战的计划。)20世纪的最初10年，确实没有一个政府想要追求惟有诉诸战争或不断的战争威胁才能达成的目的——如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所追求的。当法国的盟国俄国，先因战争、继以失败和革命而无法动弹之际，德国的参谋长曾提出乘机攻击法国的主张，但未获批准。德国只是在1904—1905年，利用法国暂时孤立无援的黄金机会，对摩洛哥提出帝国主义的要求。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问题，没有人想为此挑起一场大战，实际上也不曾。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政府想打一场大战，不论它多么有野心、多么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当老皇约瑟夫在1914年向他注定毁灭的臣民宣布战争爆发的消息时，他曾说道：“我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尽管战火是其政府挑起的，但他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
我们最多可以说，在缓缓滑向战争深渊的某一点上，战争似乎已变得极不可避免，以致有些政府决定选择一个最佳或至少不是最不利的时刻率先发动战争。有人认为德国自1912年起便在找寻这一刻，事实上也不可能比这更早。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由一件不相干的暗杀所促成——一位奥地利大公在巴尔干半岛深处的一个地方大城萨拉热窝被一名学生恐怖分子暗杀。在这个危机中，奥地利当然知道它对塞尔维亚的恐吓，是冒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决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国，则使大战的发生几无转圜余地。奥地利的陆军部长在7月7日指出：“天平的倾斜对我们不利。”难道不该在它倾斜得更厉害之前动手吗?德国人也是这么想。只有在这个严格的意义上，“战争责任”的问题才略具意义。但是，如这件事所表示的，1914年夏天的危机和之前的无数次都不一样，所有的强权都将和平一笔勾销，甚至英国也不例外——德国人原本期望英国人会保持中立，以便增加它同时打败法国和俄国的机会。(德国的战略，即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Plan)预计先对法国发动猛烈一击，再转而对付俄国。前者意味着将入侵比利时，而这样一来遂给了英国参战的借口。)除非它们都相信和平已遭到了致命伤，否则即使到了1914年，仍然不会有任何列强愿意向和平挥出致命一拳。
因此，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问题，并不等于找出“侵略者”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根源于一种愈来愈恶化，而且逐渐超出各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国际形势。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首次出现的新产物。其形成基本上是由于欧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是在1864-1871年间以外交和战争牺牲了别国的利益所建立(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它想要以和平的联盟自保，对抗主要的输家法国，而联盟又适时造成反联盟。联盟本身虽然意味了战争的可能性，却不保证战争一定发生，甚或更容易发生。事实上，德国首相俾斯麦虽然在1871年后的几乎20年间，是多边外交棋赛众所公认的世界冠军，他却是专心致力于维持列强间的和平，并且十分成功。强权集团只有在联盟的对立变成永久性时，尤其是在它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无法处理时，才会危及到和平。这种情形将在下一个世纪发生。但关键是，为什么发生?
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紧张状态(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在思考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个重大差异。自1945年起，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敌对国家是美国与苏俄一事，人们从不怀疑。但是对19世纪80年代的人们而言，1914年的阵容尚无法预测。当然，某些可能的同盟国家和敌对国家很容易看出来。单凭德国在1871年兼并了法国大片地方(阿尔萨斯—洛林)一事，便可知道德国和法国将互相为敌。德国和奥匈帝国联盟的持久性也不难预测。俾斯麦在1866年后缔结这一联盟，因为新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均衡，必须仰仗维持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俾斯麦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哈布斯生，王朝崩散为各个民族碎块，将不但导致中欧和东欧国家制度的瓦解，也将毁灭由普鲁士主宰的“小日耳曼”的基础(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一章第二节)。1871-1914年间最持久的外交组织，便是成立于1882年的“三国同盟”(TnpleAlliance)。事实上它是德奥同盟，因为作为第三国的意大利不久便告脱．离，最后还在1915年加入了反德阵营。
再者，因其多民族问题而卷进巴尔干诸国动乱，而在1878年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cegovina)后又牵涉更深的奥地利，显然在那个地区与俄国敌对。(南方的斯拉夫民族，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奥地利那一半的统治之下[斯洛文尼亚人，住在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那一半辖下[克罗地亚人、部分塞尔维亚人)，部分是属于帝国共同管辖权之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余是小型独立王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小公国门的内哥罗)，或在土耳其统治下[马其顿)。)虽然俾斯麦尽可能与俄国维持亲密关系，但是可以预见，德国迟早会被迫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作一选择，而且它只能选择维也纳。再者，一旦德国放弃俄国，如19世纪肋年代晚期的情形，俄国便会顺理成章地靠向法国，而1891年也果真发生了。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也已预料到这样的联盟，而它当然是冲着德国来的。因此，到了19世纪90年代早期，两个强权集团已在欧洲形成了对峙局面。
不过这种对峙虽然使国际关系更显紧张，却还不至于使全面欧战势所必然。因为法国和德国争议的问题(即阿尔萨斯—洛林)与奥地利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而可能导致奥地利和俄国冲突的问题(也就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有多大)，对德国来说并不重要。俾斯麦曾说：巴尔干半岛不值得牺牲一名波美拉尼亚榴弹兵。法国和奥国之间没有真正的争执，俄国和德国之间也没有。更有甚者；使德国和法国不和的问题虽然永远存在，大多数法国人却根本不认为那值得—战；而导致奥地利和俄国不和的问题虽然(如1914年所示)比较严重，却只是间歇发生。结盟系统之所以转化成定时炸弹，主要是由于下列三项发展：不断改变的国际形势因列强之间的新冲突和新野心而愈发不稳；联合作战的想法使集团对峙更，显强固，以及第五个强国英国的介入。(没有人担心意大利的背叛变节。说意大利是一个“强权”，只不过是国际间的客套话。)英国在1903-1907年，出乎众人、甚至她自己意料之外，加入了反德阵营。若想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最好追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敌对。
对于英国的敌人和盟邦来说，“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都是令人惊讶的。在过去，英国既没有与普鲁士摩擦的传统，也没有任何永久性冲突的理由，与现在称为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也一样。另一方面，自1688年起，在任何欧战之中，英国几乎都是与法国为敌。此时的情形虽然由于法国已不再能主宰欧洲大陆而有所不同，但两国间的摩擦仍然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强国，经常得竞相争取同样的地盘和影响力。例如，它们因埃及而不睦。英法都垂涎埃及，但是英国占领了埃及，外加法国出资修建的苏伊士运河。在1898年的法绍达(Fashoda)危机中，当敌对的英法殖民军队在苏丹的偏远地区对垒之际，眼看就将血流如注。在非洲的瓜分中，一方的获利往往是建筑在另一方的牺牲之上。至于俄国，在所谓“东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