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翻阅一下字典我们就知道“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一词来自古英语的词根“愿望”（ｗｉｓｈ）与“打算”（ｉｎｔｅｎｄ）。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说一个词语、一个视觉印象或一个嗅觉印象“有意义”时，这只是因为它与所指的东西有关系才具有这种性质。意义总是指事物的相关性，即把一个词语或印象与它的指涉物结合在一起。心理学家们普遍都承认意义的这一相关性本质，但在解释某个有意义的东西（词语、形象、感觉，等等）怎样跟它有关的或所指的指涉物相结合的方式上却有分歧。根据这个词的历史意义，有些心理学家给它以内省性解释。例如，如果我们听到有人在室内大叫“起火了”，我们很自然就会把它理解为“那个〔意义〕”，即有人“为此缘故”而意在向我们提出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警告。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基本上是表达目的的。

    有的心理学家对意义的含义则采取外观性立场，用严格的机械论来对待词语或感觉经验与它们所指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看作一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之间没有意向的联想。经验中相邻近的因素很容易有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的

    神经系统似乎正是这样工作的。例如，一个婴儿在某个人的脸庞附近反复听到一个词语就会自动把这两种东西联想（联系）起来而学会妈妈（即那个词语），最后随着自己发育成长而把这个词语发展为母亲。这个脸庞的意义或母亲这个词的意义绝不是有目的地与经验联系起来的，而只是反映了这些因素与孩子个人经历的成长周期相联系的频繁程度。

    在有关人类学习与语言的研究中，这些对立的观点被称为对意义所作的象征性解释和符号性解释。弗洛伊德相信，人首先希望思考某种东西，然后选择词语特别是形象来表达这一愿望的内容，即他“为此缘故”而思考的“那个”。如果我们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我们就是假定意义本质上是象征性的。然而，如果我们相信词语和形象是一种代替现实的生理性编码，并且是以个体与现实事物相联系的频度为基础在过去自动输入的，那么，我们就是假定意义是一种用符号表达的活动。大体上说，英国哲学是联想主义的，并倾向于符号说；而欧洲大陆哲学则更倾向于象征说。

    对人来说，随着一个词语或一种感觉具有的意义越来越多，这个词语或感觉基本上也与越来越多的指涉物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不陷入一大堆这样的参照点中，我们就不可能讨论任何事物的延伸意义。再谈谈上面所说的“母亲”这个例子吧。那个孩子最后认识到，除了他自己的母亲的脸庞以外，这个词语还可以与各种各样的东西联系起来。他终有一天会学到这个词语字典上的定义，即规定了一个妇女对她的子女的关系。这叫做一个词的外延（特定、明晰、“一般”的）意义。另一方面，每个孩子都把一些独一无二的个人特征与他的母

    亲联系起来，如奶水的味道或哼曲子的调门儿。这就叫做一个词的内涵（联想、模糊、“私人”的）意义。在心理学中，意义阈（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ｎｅｓｓ）一词被用来描写一个像母亲这样的词语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或重要性程度。随着意义阈增大，关系的范围，特别是那些内?性关系的范围也随之增大。

    由于意义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关系的两端称为极，就如我们把地球的南北两极看成是由一条想象中的直线通过地球中心而有意义地连接起来一样。它们的意义关系就是通过地球的这条想象出来的直线；在这条直线的一端是词语、形象、感觉，等等，而在另一端是它们所指向的（意义的象征性解释）或被联想到的（意义的符号性解释）指涉物。当然，意义关系很少如此简单，只涉及一个词语和一个指涉物。在一极上有意义的词语或感觉在很多关系的另一端通常是与很多指涉物、很多极相连系的。例如，如果我们要给“汤”这个词下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我们就得极力找到具有不同指涉物的各种关系，如汤里各种形式的肉食和蔬菜、肉味的浓?、烹饪用具、做汤的程序，等等。加上我们个人与汤的做法和喝法有关的内?意义，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甚至存在的日常生活方面也纵横交错地包含丰富而大量的意义。

    尽管如此，为了教学的目的，我们还是可以把意义的概念抽象化为这两个极，即表示或象征某种东西的词语（形象、感觉，等等）以及与它相关的东西。如果我们还是以地球的南北两极作比喻来表示一个意义关系的这种抽象，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意义关系这两端的每一端本身都是一个最小单位。

    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两端看作一个原始单极与另一个原始单极发生关系，其次才创造了一边与另一边相连的双极关系。英国的联想主义就是这样解释意义的本质的。可是，正如我们将在本章里展示出来的，在意义的含义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就有人认为这些关系中至少有些原来就是原始双极性的。在人类的理性中，可以说某些概念是从双极对立甚至矛盾的共同内核中“抽出来”的，而不是靠联系单极创造出来的。

    辩证与实证的意义关系

    某些名词，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母亲”这个词，其本身具有意义的单一性，即它们所指的是一个特定的人或一类有别于其他的人；它们本身并不包含别的与这一名称有内在对立的意义。如果我们说“母亲”并指着我们附近的一位妇女，我们就把我们的母亲的脸庞（单一项）和这个词语（单一项）这两个单极联系起来了。还有一个关系就是这个人（单一项）与我们自己（单一项）之间的关系。当听到我们指着一个人说这个词语时，我们的朋友就会认为我们确实是在指我们的母亲，尽管非母亲或“那不是（他的、她的）母亲”的暗含意义总是存在。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到这种否定含义，那么这种想法所指的也只是我们跟我们指着的那位妇女的关系，而不是指我们跟母亲这个词语本身的关系。这个词语是清楚明了的；它具有意义。除了习惯赋予它的定义

    以外，没有什么东西与它直接相关。

    可是，对于像“道德”之类的名词和“好”这样的形容词，情况又如何？如果不借助于它们的对立面“不道德”和“坏”，我们能使用这类词语吗？我们可以把一个像“左”这样的词语同一个意义并不与“右”相关的定义单极地联系起来吗？让我们假定一个人指着一幅图画说“真美”。我们可以推测到他是在对这幅图画作出评价。当我们也看着这幅图画时情况又怎样？我们不也对它作出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不也试图理解“美”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吗？但请注意，为了取得这种理解，在评价的过程中有时我们得用“丑”或类似的意义。在评价一件事物时得用美丑这一尺度的两个极，就如用母亲非母亲这一尺度的两个极来提出怀疑一样。可是，在此例中，我们不是对一个人认为一幅图画美这一事实提出质疑，而是试图弄清为什么作出这种评价。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同时运用意义的双极尺度的两个极。

    现在，我们可以引入两个术语以抓住刚刚描绘出来的这种差别。这两个术语引自亚里士多德，但在东西方思想史上它们所表达的观念所指却更为广泛。实证意义关系连结单极的名称。对意义作符号性解释就是实证性的，因为它给词语（符号）及其代表的指涉物之间假定了一种一对一的关系。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有意义关系（通过外延或在内涵上）被引进意义的复杂总和中，这些单极可以倍增。具有对立关系的词语如高低、冷热等等，常常通过单极联系出现，以致我们往往认为它们具有内在联系，尽管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必须记住的另一种有关意义关系的观点称为辩证观

    点，即假定某些意义本质上就是双极的，所以，它们不是互相联系起来，而是本质上互相排斥而成为对立；这种对立使一个意义生成两个极却又不影响意义总和的完整性。左的意义不是一个通过经常重复而与右联系起来的单极名称。左只因为它对右的关系才是左，所以，确切地说，左必须也参与右的意义，反之亦然。在我们的语言中，这样的词语关系有很多。而且，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这些词语一般具有的意义，可以被认为是评价、评判和比较性的。换言之，意义上的辩证关系通常与品质问题有关；而与此适成对照，实证关系则与数量有关。

    意义的象征性解释很可能以辩证的而不是实证的意义关系为基础。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据假定，象征性智性在表达自己意欲（愿望、想要）的意义时是从多种抉择中作出选择的（见前述）。抉择始于对立的各极，所以，当我们逐步从“是”走向对立的“不是”时，我们就开始描绘出不断增大的差别程度。我们可以说各种抉择是双极方向上的变异，它们可以把自己的意义一直延伸或不延伸到自己的对立面。

    当我们谈到意义关系的延伸时，我们就遇到了连接论说的问题，因为在描绘各种抉择时各种词语并不是通过（联想或意向的）结合而简单地“跳到一起”，并不形成被称为逻辑的特殊关系线的。亚里士多德是最先指出人类按照某些公认无疑的设想进行推理的哲学家之一，在探讨他所谓的三段论推理的基本原则时，亚里士多德把这类设想中最重要的一项称为大前提。

    在此问题上人们最熟悉的例子是著名的陈述句：“人皆终有一死。”这这一前提含有所谓的先行项（人）跟结

    果项（终有一死）的关系。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在三段论推理过程中肯定先行项或结果项。现假定我们肯定先行项“这是一个人”，那么结论必然是“这个人终有一死”。这一恰当的逻辑结论是目的决定的一种反映（见第三章）。然而，如果我们肯定大前提的结果项“这是个终有一死的东西”，那么意义关系的另一端就不一定成立了。一个终有一死的东西并不一定意味着那是一个人。

    使我们称之为智力与认识的理解得以丰富多彩的，是各种模式的构型、各种秩序的排列。在亚里士多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之前，像柏拉图（他的导师）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导师）这样的希腊哲学家就运用过一种认识论，即认定任何已知的东西都是通过辩证意义关系与别的东西相联系的。认识是“一个整体”，所以，甚至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开始一系列理性调查研究，并通过使用某种研究方法（ｏｒｇａｎｏｎ）和通过这样运用智力而最终完全认识真理。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辩证程序，被苏格拉底用在对话中作为问答的战术。如果苏格拉底想要学会某种东西，他就根据论题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如“诚实是什么意思？”学生则尽其所知讲述诚实的意义。在实践中，答案可以有多种抉择。但为方便分析起见，我们仅谈谈立场Ａ与非Ａ作为供学生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的抉择。

    如果学生采纳立场Ａ，通常苏格拉底的策略是沿着非Ａ的思路逐步提出相反的问题。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相信非Ａ的辩论思路比Ａ更为正确。如果学生选择非Ａ，他也会同样马上选择Ａ。这对苏格拉底来说都是一样，因为他并不认

    为他的头脑里有学生所缺乏的“信息”。知识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此外，真理很可能会随时在Ａ和非Ａ之间的某个地方出现。学生一开始采取的立场被称为辩论的正题（ｔｈｅｓｉｓ），而反对的立场则被称为反题（ａｎｔｉｔｈｅｓｉｓ）。这样，正题就总是通过辩证的意义关系与反题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此时是在考虑复杂的意义和广泛的立场，而不单单是类如高?低这样的词语。毫无疑义，在近似于辩论的讨论中我们都是以辩证方式推理的。随着我们的对手提出观点，我们马上构想出相反的观点，期待着“两分钱价值”的入帐。我们常常同意对手的一两个观点。我们说：“的确，你在那一点上是对的，我们对此没有争议。可是，你的其他观点却完全错了……”这一双方同意的领域通常由来自对立观点的意义组合而成，古希腊人把这一领域称为提要，如今我们则称之为合题（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苏格拉底基本上认为真理与谬误是意义上相关的对立物，所以，原则上我们可以从谬误开始而努力到达彼岸。这种视万物合而为一的观点对早期希腊的知识界来说十分重要。它一直被看作普遍性与洞察力的典范，在随后的世界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不幸的是，科学、艺术、宗教于其中被编织为变化多端而又单一整体的这一世界观的辩证基础，却一直没有得到明晰的说明。这种从多样性中发现共同性或反过来从共同性中寻找多样性的能力称为一与多元论。

    尽管亚里士多德承认人类的推理是部分地辩证的，他还是对这种辩证方法的可靠性提出异议。他认为认识一个人在辩论中推理时如何取得大前提是极为重要的。大前提总被用

    作先行项，即在意义延伸路线的系列中先行出现的意义。以逻辑顺序随后出现的其他意义则是服从性的（ｓｅｑｕａｃｉｏｕｓ），它只能绝对服从先于它们出现的先行意义。例如，如果我们承认先行的大前提“人皆终有一死”，那么说出“这是一个人”后的必然（服从性）结论就是“这个人终有一死”。可是，如果我们从相反的意义上构想出一个大前提“一切终有一死的东西都是人”，我们就必然会有一个类的延伸意义，即由“这是一个终有一死的东西”而引出“这是一个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它以错误的（大）前提为基础。

    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他说，当苏格拉底以他的辩证方法向学生提出第一个问题时，他不得不依赖学生就此问题所能提出的任何观点。学生提出的作为最初立场Ａ的观点可能正确，但也可能大大地错了。如果后一种情况发生，那么，从这场对话中得出来的任何所谓真理都将被玷污了。所以，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认为研究的路线可以从谬误开始而以真理告终的辩证观点表示怀疑。亚里士多德说，如果我们从谬误开始，我们就必然以谬误告终。这也是精神生活中服从先项的事实。为了以真理告终，我们的研究方法（推理法）最好从真理开始。

    进行实证推理的人总是要确保他的大前提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首要而真实的。这具有两种形式。一个前提可以通过同义反复而成为真实，例如“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的男子”。请注意，这里先行项的意义（单身汉）与结果项的意义（未婚的男子）是等同的，这跟说“所有单身汉都是单身汉”一样。这样同义反复的关系似乎语义平庸，空洞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