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却是一种给企业施加戒律的体制：企业的经理们会因受到这种戒律而感到恼火,

    而且每个人都会试图规避这种戒律的约束。“自由放任”从来都只是一种仅凭经验行事的方法。诚然, “自由放任”表达了对滥用政府权力的做法的抗议,

    但它本身却从未提出过一个人们能够赖以确定政府之确当职能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讲, “自由企业”或“市场经济”这样的术语亦无能为力,

    因为它们并不能够明确界定个人的自由领域(the free Sphere of the individual)。“法律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law)这个表述, 曾一度比任何其他的表述都更好地表达了这种状态的基本要点,

    但是后来也因为这个表述中的“自由”和“法律”两个术语不再具有明确的含义而变得无甚意义了。此外, 惟一一个在过去为人们普遍接受而又为人们正确理解的术语,

    即“自由主义”, 也已“作为一种崇高但却言不由衷的赞誉之词而为自由主义这一理想的反对者所盗用了”。①

    ①J.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 1954), p. 394.

    一般的读者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实践已偏离了上述术语所表达的理想有多远。尽管法律人(lawyer)或政治科学家一眼就会看出我所要倡导的乃是一种在很大程度已然不存而且也从未彻底实现过的理想,

    但是, 大多数人却很可能认为某种与这种理想相类似的东西仍在支配着公共事务。正是由于我们偏离自由主义之理想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大多数人所能意识到的程度,

    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偏离会因其本身的势头而使一个自由的社会堕落成一个全权的社会(除非这一发展趋势即刻就得到制止),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对那些指导我们政治行动的一般性原则进行探讨。我们在今天之所以还是自由的,

    乃是因为某些传统的然而很快就会消失的定见阻碍了这样一种进程的顺利推进,

    然而由我们自己酿成的那些变化的内在逻辑却正是凭借着这一进程而趋于在一个日益扩大的领域中凸显自身的。在目前的思想状况下,

    全权体制(totalitarianism)的最终胜利,

    实际上只是那些在智识领域中早已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对于传统主义者的抵制(traditionalist resistance)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