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真万确，这是工程师的光辉时代。

    ——蒸汽锤发明者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

    哦，进步的人们，

    面对如此之多的见证，

    向我们夸耀火车头的力量，

    向我们夸耀蒸汽和铁路。

    ——波米叶（A．Pommier）

    1

    在1848年之前，惟有英国经济实际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因此支配了世界。大约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已有充分理由确信，美国最终将成为英国必须认真对待的竞争对手。（科布登[Richard

    Cobden]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指出，这种情况在20年之内便可见到。）此外，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日耳曼人也已在致力于本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前景并不等于成就。及至19世纪40年代，非英语世界的实际工业变革仍是有限的。例如，1850年时，在整个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瑞士以及巴尔干半岛，铁路线总长度不超过100里，而在欧洲之外的各个大陆（美国除外），铁路线的总和还不足此数。如果我们略去英国和其他少数地区，就可以很容易看出，19世纪40年代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与1788年相差无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此时犹如以往一样，仍是农民。在1830年时，毕竟仍只有一个西方城市（伦敦）有100多万居民，一个城市（巴黎）有50多万居民。而且，如将英国除外，只有19个欧洲城市有10万以上的居民。

    在英国以外的世界，这种变革的缓慢性，意味着经济活动继续受着千百年来收成丰歉的旧周期控制，而不是工业景气和不景气交替出现的新周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所论的这个时期结束。1857年的危机，可能是第一个既是世界性又是由农业灾祸以外的事件所造成的危机。顺便一提的是，这一事实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后果：工业地区和非工业地区的变革节奏，在1780－1848年间分道扬镳了。（工业部分的世界性胜利，又使变革的节奏再次同步，不过，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在1846－1848年间，造成欧洲大多数地方惶恐不安的经济危机，是一次以农业为主导的旧式萧条。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经济旧制度的最后一次崩溃，或许也是最严重的一次。但英国的情况却非如此。在英国早期的工业社会阶段中，最糟糕的一次衰退发生于1839－1842年间，这次衰退纯粹是出于“现代”原因，而且其时间正好与相当低廉的谷物价格时期相吻合。英国内部自发性的社会骚动，在1842年夏季表现为无计划的宪章派大罢工（即所谓的“塞子暴动”）。在同样的骚动于1848年降临欧洲大陆之时，英国正在承受的，只是漫长维多利亚扩张世纪的第一次周期性萧条，另一个工业或多或少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利时，其经济情况亦是如此。一场没有在英国发生相应运动的欧洲大陆革命，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注定失败了。马克思未预见到的，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不均衡发展，将迫使欧洲大陆独自起义。

    然而，在1789－1848年间，值得注意的不是以日后的标准而言规模很小的经济变化，而是当时正在明显发生的根本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口变化。世界人口——特别是处于双元革命轨道上那些地区的人口——已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增长”，人口数在约150年的时间中成倍增加。由于在19世纪之前，没有几个国家保留下相当于人口普查的任何资料，即使有这样的资料，也大都很不可靠（英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在1801年；首次较为充分的人口普查是1831年），因而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快。其增长速度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空前未有、极端惊人的。（或许像俄国这种人口不足以填补其无人地区以及迄今未开发地区的国家，应排除在外。）美国的人口（在大量移民和一块无空间和资源限制的领土鼓舞下）已在1790－1850年间增加了六倍以上，从400万跃升到2300万之多。1800－1850年间，英国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若从1750年计，则几乎增加了两倍。1800－1846年，普鲁士（以1846年边界为准）的人口也几乎增加了一倍，欧俄部分（芬兰除外）亦是如此。挪威、丹麦、瑞典、荷兰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在1750－1850年的百年之间，也几乎增加一倍，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其增长速度没那么显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也在同一时期增加了三分之一。

    欧洲之外，我们所知较少。不过，中国人口看来在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曾迅速增加，直至欧洲干涉和中国政治史上传统的周期性运动，导致满清王朝兴盛的统治走向崩溃为止。（在这个时期，该王朝正处于其行政效率的巅峰阶段。中国一般的王朝周期，可持续大约300年；清朝在17世纪中期开始掌权。）在拉丁美洲，人口增长速率大概与西班牙相当。亚洲的其余地区，没有任何人口激增的迹象。非洲的人口可能依然保持稳定。惟有在一些白人殖民者居住的空旷地区，人口才以真正特别高的速率增长，如澳大利亚，1790年时实际上尚无白人居住，可是到1851年，白人人口已达50万。

    人口的这种显著增长，自然极大程度地刺激了经济。不过，我们应将这种人口增长视为经济革命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其外在原因，因为若非如此，这般迅速的人口增长，不可能在一段很有限的时间之后继续维持下去。（以爱尔兰为例，由于没有持续的经济革命予以补充，人口增长的现象也就没有维持下去。）人口增长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更多的青年劳动力，以及更多的消费者。这个时期的世界，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年轻的世界：极目尽是儿童、尽是正处于生命全盛期的年轻夫妻或年轻人。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交通。铁路在1848年时尚处于公认的幼年时期。不过，在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和德国，铁路已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意义了，甚至在修建铁路之前，依从前的标准来看，交通的改良也十分惊人。例如，奥地利帝国（匈牙利除外）已在1830－1847年间，增加了3万英里以上的公路，其公路里程也因此扩充了二又三分之一倍。比利时在1830－1850年间，几乎将其公路网增加了一倍；甚至在西班牙，也将其原本微不足道的公路里程增加了几乎一倍——这大多得感谢法国的占领。美国则是一如既往，在其交通事业方面要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庞大，其邮车道路网扩充至八倍以上，从1800年的2．1万英里，增加到1850年的17万英里。正当英国完成其运河网系统时，法国也开挖了2000英里的运河（1800－1847年），而美国则开通了至关重要的伊利运河（Erie）、切萨皮克（Chesapeake）和俄亥俄间的运河等水路。从1800年至19世纪4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的航运总吨位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已有汽船往返于英、法两国之间（1822年），并定期航行于多瑙河上。（1840年时，约有蒸汽轮船37万吨，帆船900万吨，不过，实际上，汽船可能已负担了大约六分之一的运输量。）为了拥有最大的商业船队，美国再次胜过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快要赶上英国。（在铁甲船再次使英国获得优势以前，美国到1860年时几乎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我们也不能低估当时已告实现的速度和运载能力的全面改进。无疑，那种能在四天之内（1834年），将全体俄国人民的沙皇从圣彼得堡送到柏林的马车运输，是普通人难以企望的；但是，新的快速邮车却是他们搭得起的，在1824年后，快速邮车可在15个小时内从柏林直驱马格德堡（Magdeburg），无需再花费两天半的时间。铁路，加上希尔（Rowland

    Hill）于1839年首倡的邮政标准化收费创举（1841年又因发明了粘贴邮票而更为完善），使得邮件数量成倍增加。但是，甚至在这两项发明之前，在不如英国那样发达的各个国家中，邮件的增长也非常迅速：1830－1840年间，法国每年发出的信件数量，从6400万件增至9400万件。帆船不仅更为快捷，而且更为安全可靠，其平均吨位也更大。

    从技术层面看，这些改进当然不如铁路那样鼓舞人心。不过，那些跨越江河大川的壮丽桥梁、巨大的人工水道以及船坞，尤其是如飞燕展翅的快船，以及优美漂亮的新式邮车，依然得以名列最出色的工业设计产品。作为便利旅行交通，连接城乡、贫富地区的手段，其效率更是令人赞叹。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交通运输的改进，因为在前工业时代，抑制人口的因素与其说是通常很高的死亡率，还不如说是饥荒和缺乏粮食的周期性灾难（经常是地方性的）。如果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的饥荒变得没那么可怕（像1816－1817年和1846－1848年那种几乎是普遍的歉收年除外），主要是因为有了这类交通运输的改进，当然，还包括政府和行政管理效率的普遍改进（参见第十章）。

    第三项重大变化，自然而然地表现在商业和移民的绝对数量方面。无疑，并非处处都是如此。例如，没有迹象显示卡拉布里亚或阿普里亚的农民准备迁徙，每年运往下诺夫哥罗德（Nijniy

    Novgorod）大市场的货物量，也没有增至任何令人惊讶的程度。但是，综观整个双元革命的世界，人口和货物的流动已有排山倒海之势。1816－1850年间，约有500万欧洲人离开祖国移民他邦（其中将近五分之四前往美洲），而且在各国内部，人口迁移的洪流也变得更为巨大。1780－1840年，西方世界的国际贸易总额增至三倍，在1780－1850年间，更增加至四倍多。以日后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字无疑是很平常的（1850－1888年，共有2200万欧洲人向外移民；1889年的国际贸易总额，已接近34亿英镑，相比之下，1840年仅有6亿英镑），但是，若依照早期的标准来看——那毕竟是当时人用以比较的标准——这些表现全都超越了他们最狂放的梦想。

    2

    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无论感兴趣的具体领域是什么，都无法忽略1830年这个转折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速度明显而迅速地加快。在英国以外的地区，相对于1830年的快速变革，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战争时期，几乎没有带来什么立即性的进步。惟有美国例外，它在独立战争之后大步迈进，至1810年时，其耕地面积已增加了一倍，船队吨位增至七倍，并且在整体上显示了它的未来潜力。（美国在这段时期的进步，不仅有轧棉机，还有汽船以及流水作业生产线的早期发展——伊文斯〔OliverEvans）成立了装有传送带的面粉厂。）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日后工业的绝大部分基础已经奠定下来，特别是重工业，但这些基础在战争结束时，大多已荡然无存，战争的结束为各国带来了危机。从整体上看，1815－1830年间，是一个挫折时期，至多也只是一个缓慢的恢复时期。各个国家都在整顿它们的财政，通常采取的措施都是严厉地紧缩通货（俄国于1841年成为最后一个这么做的国家）。在国内危机和国外竞争的双重打击下，各个工业部门摇摇欲坠，美国棉纺织业所受的打击更是异常严重。都市化进展缓慢。直到1828年，法国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已与城市人口不相上下。农业步履蹒跚，停滞不前，德国尤为如此。观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强劲扩张的英国之外的经济增长，无人会倾向于悲观，但却也很少有人会认为除了英国，可能还包括美国之外，有任何国家已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以新兴工业的一项明显指数为例：在英、美、法三国之外，世上其余地方的发动机数量和马力，在19世纪20年代，几乎都不可能引起任何统计学家的注意。

    1830年后（或在此前后），形势急速改变；其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到了1840年，工业体系所特有的社会问题——新兴无产阶级、极速都市化失控的危险——已成为西欧严肃讨论的普遍问题，也是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的噩梦。1830－1838年，比利时的发动机数目增加了一倍，马力增加了两倍：从354部发动机（1．1万匹马力）增至712部（3万匹马力）。至1850年，这个幅员虽小却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已拥有了近2300部发动机，66万匹马力，还有近600万吨的煤产量（几乎是1830年产量的三倍）。在1830年时，比利时采矿业中还没出现合股公司，但到了1841年，几乎有半数的煤产量是来自这种股份公司。

    在这20年中，法国、德国诸邦、奥地利或其他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相似的数据可供引用。例如，德国的克鲁伯家族（Krupps）于1835年安装了第一部发动机；1837年，巨大的鲁尔煤田开挖了第一批矿井；1836年，在捷克重要的钢铁中心维多科维斯（Vitkovice）设置了第一批焦炭炼铁炉；1839－1840年，伦巴底有了法尔克（Falck）的第一个轧钢厂。若要一一列举这些类似资料，难免单调乏味。由于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时期，要到1848年后才开始，因而列举这些资料就显得更加单调乏味，只有比利时，可能还有法国例外。1830－1848年这个时期，标志着各工业地区和迄今仍然著名的工业中心和企业的诞生，但是，此时几乎还谈不上是它们的青春期，更遑论成熟期了。回顾19世纪30年代，我们就能了解令人兴奋的技术实验和不满足于创新的企业精神意味着什么了。它意味着美国中西部的开发；但是，麦考密克的第一部机械收割机（1834年）和1838年从芝加哥东运的第一批78蒲式耳小麦，只是因为它们导致了1850年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才得以名垂青史。1846年，那家冒险生产了100部收割机的工厂，直至今日仍应为它的大胆而受到称赞，当时“要找到敢冒风险而且有勇气和精力的伙伴，来投资生产收割机这种高风险事业，实在很困难，要说服农民使用收割机，或者赞许这项新发明，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同时它也意味着有计划地兴建欧洲的铁路和重工业，以及碰巧发生的投资技巧革命。但是，如果皮尔耶（Pereire）兄弟没有在1851年后成为工业金融的伟大冒险家，他俩于1830年徒劳地呈交给法国新政府的那项计划——“一个负责借贷的政府部门”，工业家可在此经由最富有的银行家中介担保，以最优惠的条件向所有拥有资本的人借款——也就几乎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在英国，是消费产品（通常是纺织品，但有时也包括食品）带动了工业化的突破；但是，比起英国工业革命，此时资本产业（铁、钢、煤等）已显得更为重要了：1846年，比利时工业雇员中有17％受雇于资本产业工业，而英国则在8％－9％之间。至1850年，比利时有四分之三的工业用蒸汽动力，并用在采矿业和冶金业上。犹如英国一般，大多数的新工业设施（工厂、铁厂或矿场）规模都很小，由一大群不成熟的劳工负责操作，他们多半是价格低廉、技术陈旧的家庭代工，或从事原料加工和转包的工人。这类劳工随着工厂和市场的需要而诞生，最终也将为这两者所摧毁。在比利时（1846年），毛纺、亚麻和棉纺工厂平均劳工数目分别只有30人、35人和43人；在瑞典（1838年），每个纺织“工厂”的平均劳工数目不过只有六至七人。另一方面，此时的工业化有着比英国大得多的集中程度，在那些如人们所预期日后将成为工业区的地方，有时像是被农业用地包围的一小块领土，人们正运用着拓荒者的经验，以更加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基础，并经常享受着来自政府有计划的大力支持。在波希米亚（1841年），四分之三的棉纺工人就业于百人以上的工厂中，而且其中几乎有半数就业于15个200人以上的工厂。（另一方面，实际上所有的织布工作，在19世纪50年代前仍是在手工织布机上完成的。）在此时已占显著地位的重工业中，情况自然更是如此：比利时的铸造工厂（1838年）平均有80名工人，比利时的煤矿区则平均约有150名工人（1846年），至于像瑟兰（Seraing）的科克里尔那样的工业巨人（该厂雇用了2000名工人），就更不在话下。

    这样的工业景象，颇似岛屿星罗棋布的湖泊。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整体视作一个湖泊，湖中诸岛就是工业城市、工业地区或乡村复合体（如在德国中部和波希米亚山区中常见的制造业村庄网）：在法国有诸如牟罗兹（Mulhiouse）、里尔（Lille）和卢昂这样的纺织城镇，在普鲁士有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