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派同样对法国感到失望，因为它无力扮演法国大革命和革命理论赋予它的国际解放者角色。的确，这种失望加上19世纪30年代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参见第七章），以及各国在革命前景上方向不同的新意识，打碎了革命者在复辟时期所追求的国际主义一致性。战略前景仍然未变。一个新雅各宾派的国际主义，也许（像马克思认为那样）还得加上一个激进干涉主义的英国，对欧洲解放几乎仍是必不可少的（不大可能出现的俄国革命前景除外）。尽管如此，一种民族主义反动此际已逐渐展开，它系针对烧炭党时期以法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这场民族主义反动是一种非常适合浪漫主义（参见第十四章）的情感，而浪漫主义则是1830年后最受左派注意的风行时尚。没有比18世纪沉默寡言、理性主义的音乐大师布纳罗蒂和糊涂无能却又自吹自擂的马志尼之间的对比更鲜明的了。马志尼成了这类反烧炭党反动的鼓吹者。他把各民族的密谋集团（“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等等）联合在一起，组成“青年欧洲”。革命运动非中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1848年，各国的确是个别、自发并同时起义的。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又不合乎实际：它们同时爆发的刺激因素仍来自法国，但因法国不愿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而使它们终归失败。

    不管是否有些离奇，激进派出于现实和意识形态原因，排斥了温和派对王公和列强的信任。人民必须靠自己赢得解放，因为不会有任何人为他们代劳，这样的观点，在同一时期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变通使用。激进派必须藉由直接行动来争取解放，而这类行动大多仍以烧炭党习用的方式呈现，至少，在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的时候是这样。因此行动的效果不是很好，尽管在马志尼试图进攻萨伏伊的可笑举动，与1831年革命失败后波兰民主派不断进行的游击尝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排除或反对现存势力的决心，造成激进派内部的另一次分裂。分裂的焦点在于：他们要不要以社会革命为代价来夺取政权？

    4

    除美国外，这个问题在任何地方都是具煽动性的。在美国，再也没有任何人会做出或忍不住作出在政治上动员普通人民的决定，因为杰克逊式的民主已经达成这样的目的（当然，南方的奴隶除外）。尽管1828－1829年在美国出现了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但欧洲式的社会革命在那个辽阔而快速发展的国家，还不是个严重问题，虽然局部的不满依然存在。在拉丁美洲，这个问题也不具煽动性，也许墨西哥除外，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那里没有人会在政治上去动员印第安人（即农民和农村雇工）、黑奴，甚或“混血儿”（即小农场主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但是在西欧，由城市贫民进行社会革命是实际可行的，而在进行农业革命的广大欧洲地区，是否要诉诸群众的问题，更显得紧迫而不可避免。

    在西欧，贫民，尤其是城市贫民日益增长的不满随处可见。甚至连皇帝驻跸的维也纳，贫民的不满也可从大众化的郊区剧院中反映出来，剧院内上演的戏剧，像面镜子般忠实呈现出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声。在拿破仑时期，戏剧把舒适温和与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天真忠诚结合起来。19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剧场作家雷蒙德（Ferdinand

    Raimund），用弥漫了童话、悲伤和怀旧情绪的舞台，去追悼那群朴实、传统和贫穷的民众所遗落的天真。但是从1835年起，舞台被一位耀眼的明星（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所占据。他是知名的社会政治讽刺家、尖刻又擅辩论的才子，也是一位破坏者，并在1848年非常符合其个性地变成一位革命狂热分子。甚至经由勒阿弗尔（Le

    Havre）前往美国的日耳曼移民，也把“那里没有国王”作为他们移居的理由。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成为欧洲穷人梦寐以求的国家。

    在欧洲西部，城市中的不满情绪极为普遍。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已可在双元革命的英、法两国见到（参见第十一章）。英国于1830年左右出现这类运动，而且采取极端成熟的劳动贫民群众运动形式。他们认为辉格党和自由派是他们可能的背叛者，而资本家是必然的敌人。这一运动于1839－1842年达到高峰，直到1848年后仍保持巨大影响力的“人民宪章”运动，便是其最大成就。相比之下英国社会主义或“合作主义”的力量，便弱小得多。它们始于令人难忘的1829－1834年间，有的吸收大批工人阶级斗士信仰其理论（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起，它们便已在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中进行宣传），有的则雄心勃勃地尝试建立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总工会”，工人阶级在欧文主义者影响下，甚至企图绕过资本主义以建立一种全面性的合作经济。对1832年改革法案的失望，导致劳工运动的大多数成员期待这些欧文主义者、合作社社员，以及早期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来担任领导，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具体提出一套有效的政治策略和领导方针，再加上雇主和政府有计划的进攻，遂使1834－1836年的运动遭致挫败。这次失败使许多社会主义者沦为劳工运动主流之外的宣传者或教育团体，或是成为更加温和的消费者合作社先驱，这类合作社最早是以合作商店的形式，在1844年于兰开夏的罗奇代尔（Rochdale）首次出现。因此矛盾的是，作为英国劳动贫民群众运动顶峰的宪章运动，在思想上却有些不如1829－1834年运动那般先进，虽然在政治上要成熟一些。尽管如此，还是无法使其免遭失败，因为其领导人在政治上过于无能，地区和部门之间也分歧不一，加上它们除了准备稀奇古怪的请愿书外，根本无法组织全国性的一致行动。

    在法国，不存在类似的工业劳动贫民的群众运动。1830－1848年的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其斗士主要来自旧式城镇的手工业者和帮工当中，而且多半发生在技术行业或像里昂丝绸业这类传统家庭工业的中心（里昂首次革命的发起人甚至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一群小业主）。此外，各种招牌的新“乌托邦”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Fourier]、加贝[Cabet]和其他人）对政治鼓动却不感兴趣，虽然它们的小型秘密集会和团体（尤其是傅立叶派），在1848年革命开始时，多半扮演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和群众运动的动员者。另一方面，法国具有政治上高度发展的强大左翼传统，如雅各宾主义和巴贝夫主义，其主要分子在1830年后都成了**者。其中最令人棘手的领袖是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他是布纳罗蒂的学生。

    从社会分析和理论层面来看，除肯定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肯定被剥削的雇工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以及确定中产阶级（不再是上层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等看法之外，布朗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很小。但从政治战略和组织方面来看，布朗基主义可帮助传统的兄弟会革命机构，适应无产阶级的状况，并将雅各宾革命、暴动和中央集权人民专政等传统方式，融入工人们的事业之中。从布朗基分子（先后源于圣茹斯特、巴贝夫和布纳罗蒂）那里，近代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得以坚信，其目标是必须夺取政权，而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布朗基分子所创造的。布朗基主义的弱点便是法国工人阶级的弱点。和他们的烧炭党先驱一样，他们有的只是一些徒劳策划暴动的少数精英，但因缺乏广泛的群众支持，因而总以失败收场，就像1839年试图举行的起义。

    因此在西欧，工人阶级或城市革命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真实的危险，虽然在实际上，大多数像英国和比利时这样的工业国家，政府和雇主阶级都以相对（而且有理由）平静的态度处之：没有证据显示，英国政府曾因庞大分散、组织不良而且领导低劣的宪章派对公共秩序的威胁感到严重不安。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在鼓励革命者和威胁统治者方面贡献甚少。在英国，当一股砸毁机器的骚乱浪潮，于1830年底从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饥饿工人中迅速蔓延开时，政府曾感到一阵恐慌。在这次自发、广泛，但被迅速平息的“最后的工人暴动”中，可以看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参与暴动者所受到的惩罚远比宪章分子严酷许多，也许是因为大家害怕将出现比改革法案时期更加紧张的政治形势。然而，农业动荡很快便回复到政治上不那么可怕的状态。在其他经济先进地区，除德国西部以外，很难期待或想象会有任何重大的农业革命发生，而大多数革命者所秉持的纯粹城市观点，对农民也不具吸引力。在西欧（不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只有爱尔兰才有广大而特有的农业革命运动，由诸如“丝带会”（Ribbonmen）和“白男孩”（Whiteboys）之类广泛存在的秘密恐怖会社发起。但是在社会和政治上，爱尔兰与其邻国是属于不同的世界。

    因此，中产阶级激进派，即那群不满的实业家、知识分子和发现自己仍在反对1830年温和自由派政府的其他人，便因社会革命问题而告分裂。在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分裂为二，其一准备支持宪章运动或与之共同奋斗的人（例如伯明翰的全面普选联盟［Complete

    Suffrage Union］），其二则坚持既反对贵族也反对宪章运动（例如曼彻斯特反《谷物法》联盟）。不妥协者占了优势，他们相信其阶级意识的更大一致性，相信他们大笔花费的金钱及其宣传和广告机构的效率。在法国，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官方反对派的衰弱和巴黎革命群众的创造性，动摇了两者的分裂。激进派诗人贝朗热（Beranger）在1848年2月革命后写道：“所以我们又再次成为共和派，这也许太早了点，太快了点……我应该更喜欢比较谨慎的程序，但是我们既没有选择的时间，也没有集聚的力量，更没有决定行进的路线。”在法国，中产阶级激进派与极左派的决裂，要到革命后才发生。

    对于可能组成西欧激进主义主要大军的独立手工业者、店主、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他们与技术工人联合一气）来说，该问题的压力没那么大。作为小人物，他们因同情穷人而反对富人；作为小财产拥有者，他们又同情富人而反对穷人。但是这种同情的割裂，虽会导致他们犹豫不决，却不会带来政治忠诚上的大变化。在关键时刻，他们尽管软弱，也还是雅各宾派、共和派和民主派。在所有的人民阵线中，他们是一个动摇的成分，但也是一个不变的成分，直到潜在的剥夺者实际掌权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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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革命欧洲的其他地方，不满的小乡绅和知识分子，成为该地激进派的核心，这使问题严重许多。因为群众是农民，而农民常常与地主和城镇居民分属不同民族。在匈牙利，地主和城镇居民是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波兰东部是乌克兰人，而在奥地利的部分地区则是斯拉夫人。而那些最穷、最没效率的地主，亦即最无法放弃其地位收益的地主，往往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大家公认，当大批农民仍处在愚昧无知和政治消极状态时，农民支持革命这个问题就不像它理应具有的那样直接，但其强烈程度却不曾稍减。及至19世纪40年代，甚至连这种消极态度也不再是理所当然。1846年加利西亚（Galicia）的农奴起义，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尽管是像这种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仍是巧言夸饰的。从经济上看，像东欧这类落后地区，其现代化必须依靠农业改革，至少得废除仍在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帝国中顽固存在的农奴制度。从政治上看，一旦农民开始活跃，革命者无疑必须有所作为来满足其要求，至少在革命者正与外来统治者作战的国家应当如此。因为如果他们不把农民拉到自己这边，反革命分子就会把他们吸引过去。合法的国王、皇帝和教会，总是占有战术上的优势，传统农民信任的是他们而不是地主，且原则上仍准备从他们那里获得正义。如果需要的话，君主们随时准备挑动农民去反对乡绅：1799年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毫不犹豫地挑动农民去反对那不勒斯的雅各宾派。1848年，伦巴底农民高喊“拉德茨基（Radetzky）万岁”，并向这位镇压民族主义起义的奥地利将军欢呼“处死地主”。在未开发的国家里，摆在激进派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与农民联合，而是他们是否能成功地赢得联合。

    这些国家的激进派因此分成两个集团：民主派和极左派。前者（在波兰以波兰民主会［Polish

    Democratic Society〕，在匈牙利以科苏斯[Kossuth]的追随者，在意大利以马志尼派为代表）承认有必要把农民吸引到革命事业当中，而且必要时可以废除农奴制度并授予小耕作者土地所有权，但是他们希望能使自愿放弃封建权利（并非没有补偿）的贵族和国内农民之间，维持和平共处的关系。可是，在农民暴动还没有达到暴风骤雨的程度，或是被王公剥削的恐惧还不是很大的地区（像意大利的许多地方），民主派都不曾为自己提出一个具体的土地纲领或任何社会纲领，他们更倾向于鼓吹政治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普遍性。

    极左派公开认为，革命斗争是一场既反对外来统治者亦反对国内统治者的群众斗争。他们比本书所述时期的民族和社会革命者，更怀疑在皇权统治下拥有既得利益的贵族和软弱的中产阶级，怀疑他们在领导新国家走向独立和现代化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因此，他们自己的方案受到西方新兴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虽然他们与前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既是社会批评家也是政治革命家。例如，1846年短命的克拉考共和国，便废除了所有的农民义务，并向城市贫民许诺建立“国民工厂”。南意大利烧炭党中的最先进分子，也采用了巴贝夫-布朗基主义的政纲。也许波兰是个例外，极左派的思潮在这里相对弱小，而且在动员他们如此急于吸收的农民的运动失败后，该运动主要由学童、大学生、贵族或平民出身的落魄知识分子和一些理想主义者组成，其影响力更进一步削弱。（然而，在小农制、佃农或次佃农的少数地区，如罗马涅或德国西南部地区，马志尼类型的激进主义在1848年之后，成功地组织了相当程度的民众支持力量。）

    因此，欧洲末开发地区的激进派从未有效地解决其问题，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支持者不愿对农民作出充分或及时的让步，部分是因为农民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在意大利，1848年革命实际上是在消极的农村人口不太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波兰（1846年起义迅速发展成受奥地利政府鼓励的、反对波兰乡绅的农民起义），除普属的波兹南地区（Poznania）外，1848年根本没有革命发生。甚至在最先进的革命国家如匈牙利，贵族领导的土地改革的种种局限，也使充分动员农民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变得完全不可能。而在大部分东欧地区，穿着帝**人制服的斯拉夫农民，是德国和匈牙利革命者的强力镇压者。

    6

    虽然因当地状况差异，因民族和阶级而出现分裂，但是1830－1848年的革命运动，仍保持了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密谋者的少数人组织，经常处在流亡之中，或局限于受过教育的弱小世界里。（当然，革命爆发时，普通人民也会活跃起来。1848年米兰起义的350名死者中，只有约12人是学生、职员，或出身地主阶级者；74人是妇女、儿童，而其余是手工业者或工人。）其次，它们保有一套沿袭1789年大革命的政治程序、战略和策略思想，以及一股强烈的国际团结意识。

    第一个共同点很容易解释。除了在美国、英国，或许还包括瑞士、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之外，在正常时期（而非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中，几乎都不存在群众运动组织和传统；除英国和美国之外，其他地区也不具备出现的条件。一份每周发行量超过6万份并拥有更大数目读者的报纸，如1839年4月宪章派的《北星报》（The

    Northern Star），在其他地方是完全无法想象的。5000份似乎已是报纸最常见的发行量，虽然半官方报纸或（从19世纪30年代起的）娱乐性杂志，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会超过2万份。而甚至是像法国和比利时这样的立宪国家，极左派的合法动员也只被断断续续地承认，其组织更经常被视为是非法的。所以，当民主政治的幻影只存在于合法享有政治权利的有限阶级中时（其中一些在非特权阶层中有其影响力），群众政治的基本方法——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公众运动、群众组织、请愿、与普通人民面对面的巡回演讲等等——便少有实行的可能。除了英国人外，大概不会有人认真考虑通过签名或示威的群众运动来争得议会普选权，或者经由群众宣传或压力运动来废除一项不受欢迎的法律，就像英国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联盟各自试图做的那样。宪法的重大变化意味着合法性的中断，而社会的重大变化更是如此。

    非法组织自然要比合法组织规模较小，而且它们的社会组成远不具代表性。众所公认，当一般性的烧炭党秘密会社演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时，例如布朗基派，其中产阶级的成员会相对减少，而工人阶级成员，即手工业者和技术帮工，其人数则相应上升。19世纪30年代后期到19世纪40年代的布朗基派，其成员据说主要是来自下层阶级。日耳曼非法者同盟（后来演变为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Just］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也是如此，其骨干系由流亡国外的德国帮工组成。但这样的情形在当时是相当例外的。像以往一样，大批的密谋者主要是来自于专业阶层、小贵族、大学生及中学生、记者等等；也许烧炭党全盛期（伊比利亚半岛国家除外），还多了一小部分年轻军官。

    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整个欧洲和美国左派继续在与共同的敌人斗争，并拥有共同的愿望和共同的纲领（由“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波兰、意大利、瑞士、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居民”组成的）。兄弟民主会（Fraternal

    Democrats）在其原则宣言中写道：“我们摒弃、批判并谴责一切世袭的不平等和‘种族’区分，因此我们认为国王、贵族和凭藉占有财产而垄断特权的阶级，都是篡夺者。政府由全体人民选出并对全体人民负责，是我们的政治信条。”激进派或革命者对这样的内容会不同意吗？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会赞成一个在经济上财产可以自由运用的国家，虽然财产不再能享有以往的政治特权（如1830－1832年宪法中规定的选举财产资格限制）；但如果是社会主义或**革命者，那么他一定会主张财产必须社会化。无疑，这样的冲突时刻必将到来（在英国已见诸宪章运动时期），到那时，以前反对国王、贵族和特权的盟友，将会变为互相抗斗的敌人，而其基本冲突将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但及至1848年，在英国之外的国家，冲突的时刻尚未到来。只有少数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仍公然站在政府阵营之中。甚至最自觉的无产阶级**者，也把自己看作一般激进和民主运动中的极左翼，而且通常认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开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是一份将来反对资产阶级战争的宣言，也是（至少对于德国）目前的联合宣言。而当德国最先进的中产阶级——莱茵地区的工业家们——于1848年请求马克思担任其激进机关报《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时，他们不仅希望他接受，并希望他不要只把这份报纸编成**的机关报，更要编成日耳曼激进派的代言者和领路者。

    欧洲左派不仅拥有共同的革命观点，而且还有共同的革命图像。这种图像源于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图像中的国家正处于一场导致暴动的政治危机当中。（除伊比利亚半岛外，那种不考虑整体的政治或经济气候，便组织精英领导暴动或起义的烧炭党思想，日益受到怀疑。特别是在意大利类似企图的多次失败，例如1833－1834年、1841－1845年和拿破仑侄子路易于1836年策动的暴动悲惨收场之后，更为显著。）首都将筑起街垒；革命者将冲向王宫、议会，或者（在怀念1792年的极端分子中）冲向市政厅，升起无论什么样的三色旗，并且宣告成立共和国和临时政府。然后国家将接受这个新政权。首都的极端重要性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虽然直到1848年后，政府才开始对首都重新规划，以方便部队镇压革命者。

    武装公民将组成国民军，立宪议会的民主选举会正式举行，临时政府也将成为确定的政府，而新宪法更会实施生效。新政府接着将对那些几乎肯定也会发生的其他革命，提供兄弟般的支援。接下来发生的事，便属于后革命时代。对于后革命时代，1792－1799年的法国典范，也为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提供了相当具体的模式。最激进派的革命者，自然很容易就会把重点转向保卫革命，反对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颠覆问题上。也可以说，越是左翼的政治家，越可能赞成雅各宾派的集权和建立强大行政机构的原则，以反对（吉伦特派的）联邦主义、非集权化或分权原则。

    这种共同的观点，因强烈的国际主义传统而大为加强，甚至在那些拒绝接受任何国家（即法国，或者巴黎）具有先天领导权的分裂派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残存着国际主义。即使不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解放似乎就意味着**统治失败这一明显事实考虑在内，所有国家的革命进程也将是一样的。民族歧视（正如兄弟民主会所认为的那样，“它在任何时代都被人民的压迫者所利用”）将在博爱的世界里消失。建立国际革命团体的尝试从未停止，从马志尼的“青年欧洲”——旨在取代老式烧炭党-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到1847年的“全世界统一民主联盟”（Democratic

    Associ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AllCountries）。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这种国际主义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原因在于各国已渐次赢得独立，而且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友好。在那些日益接受无产阶级取向的社会革命运动中，其力量则正在增强。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和一首歌，在这个世纪的后期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一项偶发因素使1830－1848年的民族主义得到加强，那就是流亡。欧洲大陆左派的大多数政治斗士都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流亡者，许多人甚至流亡长达几十年。他们集中在相对说来极少数的几个难民区和避难所：法国、瑞士，其次是英国和比利时（美洲对于临时性的政治移民太遥远，虽然也吸引了一些人）。这类流亡的最大队伍，是1831年革命失败后被放逐的5000－6000名波兰移民，次多的是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因大量非政治移民而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一小群富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在留学国外期间也已吸收了西方革命思想，或追求一种比尼古拉一世的地牢和操练场更合情意的气氛。而在巴黎和相距遥远的维也纳，这两个照耀了东欧、拉丁美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文化大城里，四处都可见到来自弱小或落后国家的学生和有钱人。

    在难民的中心所在地，流亡者结成组织，时而讨论、争吵，时而往来、指责，并且策划着解放自己的国家以及他人的国家。先是波兰人，其次是意大利人（流亡中的加里波底为拉丁美洲各国的自由而战），他们实际上成为革命斗士的国际军团。1831－1871年间，欧洲各地没有任何一次起义或解放战争，是在没有波兰军事专家或战斗分队的协助下完成的。甚至在英国宪章运动期间，惟一的一次武装起义（1839年），也是如此。然而，他们并非惟一这样做的人。（自称是）丹麦的哈林（Harro

    Harring）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流亡人民解放者，曾先后为希腊（1821年）、波兰（1830－1831年）而战。身为马志尼的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以及稍许有点模糊的青年斯堪的纳维亚成员，他也曾在返欧参加1848年革命之前，越过重洋，为计划中的拉丁美洲合众国而奋斗，并为此留居纽约；同时出版题为“人民”、“血滴”、“一个人的话”和“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诗”等作品。（他非常不幸地招致马克思的敌意。马克思在他的《流亡者大合唱》中，以其锐不可当的讽刺谩骂天赋，为后代留下了这个人的记录。）

    共同命运和共同理想，把这些流亡者和旅居者连结在一起。他们大多数面临相同的贫困和警察监视、非法通信、间谍，以及无处不在的密探等问题。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主义在19世纪30－40年代，也将它的共同敌人团结在一起。而当以解释世界社会危机并提出解决方案为目的的**，在一个世纪之后，将知识上的好奇者吸引到其首都巴黎时，更为这个城市的亮丽魅力增添了一分严肃的吸引力。（“如果没有法国女人，生活将失去意义。但是当世界还有这么多阴暗面时，得了吧！”）在这些避难中心，流亡者组成临时的但经常是永久性的流亡者团体，同时策划着人类的解放。他们并不总是喜欢或赞成对方，但却相互了解，知道命运是共同的。他们一起准备和等待欧洲革命的到来。1848年，它到来了，而且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