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肤浅地阅读卢梭反对科学和艺术的鲁莽的、攻击性的演说时，就会首先以为这些演说是一种深刻信念的结果，以为他是在猛烈咒骂科学和艺术的本质本身。然而，当人们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来探索作者的内心想法时，就会很容易地信服，事情绝非如此。例如，只要读一读第戎科学院敢于授奖的那篇著名演说，就会看到，他的思想每时每刻地、甚至在其最辛辣的讽刺中，都被无数的疑虑、犹豫和困惑缠绕着，弄得隐晦模糊；他甚至好象常常感到内疚，并准备随时收回自己说过的话。的确，如果说卢梭毫无保留地怒斥古典著作的评注家、华而不实的演说家、诡辩家，一句话，怒斥那一群把文学和科学的祭坛变成奴役和契淫市场的可鄙的一知半解者，①如果说他在绝望中粗暴地摇撼教堂的圆柱，以便把那些渎神者埋葬在教堂的废墟之下，我们也同样看到，只隔了几行字，他就恭敬地拜倒在象莱布尼茨、牛顿、培根、培卡里亚等这一类真正的学者面前，拜倒在这些成为人类光荣的伟大世界主义者面前！他大声疾呼：正是应该由这些人来打碎科学的祭坛，从中取出一切珍宝！

    ①对某些文人来说，没有什么是神圣和可尊敬的东西：什么良心、思想、朋友、荣誉、尊严、祖国，他们为了可耻的贪欲，有时甚至为说一句笑话的单纯快乐，就把这一切献出。——原注

    众所周知，卢梭的基本思想，是使所有的人把平等和节制的原则铭记在心中。多么值得赞扬的、善良的意图啊！然而不幸的是，卢梭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缺乏一套清晰而完整的思想，这就很难使他的道德充满活力：他的天才往往只掌握事实或真理的一个范畴。正因为如此，他有时对社会统一和人类理性的胜利感到无望，从而认为不得不诉诸非正常的、超自然的手段，把谬误和真理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原则揉合在一起。

    因此，比如说，卢梭曾看到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艺术家和作家都过着富裕和奢华的生活，有时甚至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他看到他们毫不感到内疚地极力奉承成了他们的保护人的贵族和暴君；最后，他看到奢侈和暴政与科学和艺术在同时并进，也可以说是并肩前进。卢梭对这种吻合深感惊讶，而且被迫害和贫困所激怒，于是便立下了汉尼拔式的誓言①来反对科学和艺术，甚至反对整个文明。他怀着反对罪恶的炽烈的热情，却把只是荒淫和普遍堕落的结果的事物，把只是反映荒淫和堕落的事物，作为这二者的根源。在卢梭的思想里，这种悲观的考虑，又加上了这么一种痛苦的想法：贵族阶级已如此强大和暴虐，也许终有一天会把科学和艺术垄断在自己的手中；人民眼看财富、特权、偏见和武力，以及智力的优势和与此相关的威望结为一体来箝制他们，这时科学和艺术作为反人民的武器就更为可怕了。

    ①汉尼拔是古代迦太基的名将。当他十岁时，迦太基被罗马由败，损失惨重。当时汉尼拔就在神殿前立下誓言，要对罗马进行终身不渝的斗争。后来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在这里，用归纳法来推论的危险便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实质上，问题的症结何在呢？在于结束不平等和剥削。您说，科学和艺术是强有力的武器，而几乎总是由暴政凶残地加以滥用；于是您就马上禁止弱者利用它们。多么有害的逻辑啊！因为您建议强者放弃他所掌握的武器是枉费心机的；他不会理睬您的建议；而那样，您却由于剥夺弱者最后的反抗手段，完全把弱者交给强者随意支配和摆布。在我看来，把压迫者所使用的那类武器交给被压迫者，以此来建立均衡，岂不是更为合理吗？请您相信，如果您这样做，压迫者不久就会放弃非正义的统治，因为他很快就会厌倦这种双方势均力敌的、因而没有把握取胜的斗争方式。何况他的心中充满这么一种有益的恐惧：失败对他来说，是既可耻而又可怕的。

    值得指出的是，卢梭的一切错误和谬见，都是从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推理的弱点产生出来的。他的著作里有许多支持我所提出的看法的证据。例如，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演说中，很尊重人的机体生理规律，并指责了洛克和孔狄亚克在这方面的怯懦。随后不久，他却在自己的《爱弥尔》一书中以下列词句谴责一切生理学家：“他们使贫民失去了对自己贫困的最后慰借，使强者和富者失去了对自己**的约束；他们从心灵深处夺去了对犯罪行为的忏悔。”

    不，不，**学派的生理学家们绝不是这样做的，而是恰恰相反！他们相信，幸福在人间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依人所能赋与自身能力、社会生活和外部世界①的某种行动和方向而定；他们始终不渝地劝告人把自己的全部活动转移并集中在这个目标上，并竭力避开可能诱使人离开这个目标的一切东西。因此，**生理学家们不是给人无力的安慰，不是使人把精力浪费在迷信活动上，不是把人的思想引导到或消耗在含糊的和假想的领域，也不是循着幻想和失望的道路把人引到痛苦的现实中，而是善于赋予人一切精神力量。一切希望所具备的能力，同时鲜明生动地和无可置疑地向人证明：人所寻求的、仿佛经常避开他的那种幸福，圣经时代中的奶和蜜汁横流的那种乐土，实际上就在人间，在人所能及的范围内，甚至就在他的手边。

    ①我把人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叫做外部世界。——原注

    至于防止和消灭祸害并使压迫者、堕落者和恶人变得博爱和有理性的办法，他们提出以下两点：

    一、以顽强的、坚决的、无往不胜的反抗来对抗犯罪行为或不正义的行为。

    二、而他们认为，有一种可以获得这种结果的崇高的、强有力的可靠办法，这种办法不求助于其他一切，而从人的心中消除忧虑和不安的阴影；这种办法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使个人的生活甜蜜和幸福，并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即每个人只有对一切人表现得仁慈、宽宏、友爱、热心，才能获得尊敬、名誉、安全和幸福！

    由此可见，**生理学家们之所以把自己的推动力和反应力放在现世，而不是放在什么别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深信，那种显得模糊和遥远的希望或恐惧几乎永远不能充分抑制和完全消灭人的不良倾向的。的确，经验证明，对刽子手的恐惧比对地狱的恐惧更能防止凶杀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发生；对平等的爱和幸福感比进天堂的希望会造就出更多的慈善家！

    某些平等主义哲学家、甚至**哲学家（马布利、罗伯斯比尔、邦纳罗蒂），曾象卢梭一样认为，无信仰或怀疑论必然会破坏整个社会秩序和一切道德。激进党的某些著名政论家（皮埃尔·勒鲁、德·波特尔等先生）尽管证实怀疑论已成为普遍的、合理的、必然的东西，但也怀着大致相同的心情。

    在这些作家看来，这种忧虑似乎是严重的和令人不安的，这根本不值得惊奇，因为他们在作这样的推论时，所指的是绝对的无信仰和怀疑论，这种阴郁而令人不安的怀疑论没有任何补偿地夺去了人的最后幻想。他们尽管抱有善良的意图，却还没有找到摆脱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