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在这种情况下与垂危的爱子相见，很难逆料不会产生什么意外，我只好再三劝阻，母子终于不能相见，成为无可弥补的终生遗憾。
历史学家会从整体上把它视为历史的悲剧。然而妻子含冤而死，子女坚持“信念”而断然与父亲“划清界限”，年近九旬的老母咫尺天涯，致死不能一见，所有这一切个人的不幸，对于一个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人来说，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才能忍受。鱼与熊掌，个人、家庭的幸福和对真理的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本来并不是绝对的对立物，并不是水火不相容、不可得兼的，然而，在那个年代，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他却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
在1934年到1974年这4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事党的实际工作。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他善于把革命的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实践相结合。1936至1939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斗争。为了适应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他提出并运用“联谊会”这种政治色彩并不浓、更容易为群众接受并且能够获得合法地位的组织形式，把广大职员群众（包括上层职员、店员、学徒、练习生）吸引、团结到这些群众组织中来，在这些群众组织的掩护下，党组织能够更有效地发现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日常的艰苦的教育工作，发展党员，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到企业中去，使党组织在群众中扎下根子。这样，就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也完全符合“隐蔽精干，长期坚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然而它却被称为“联谊会路线”，被批判过。
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不仅要和敌人的封锁、轰炸和社会上猖獗一时的黄金、银元等投机活动作坚决的斗争，还要从财政上支持此时尚未完成的全国解放事业和紧接着的抗美援朝战争，并在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历史任务中作出积极的贡献。顾准当时担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鉴于上海大型工商企业一般均采用比较健全的现代会计制度，为了更好地完成财政税收任务，从实际出发，提出“查账征税”的方法，并发动职工群众予以监督检查。这个意见得到陈毅市长（兼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二书记）的支持。顾准并进一步予以完善，确定为“依率稽征，专管查账；职工协税”；对中小工商业户，帐册健全的，依法交税；其他则采取定期定额纳税。顾准这个意见，因为得到陈毅的支持，得以有效的执行，但是显然与当时有关上级领导部门的“民主评议”征税方法的规定不一致。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路线。但是对于敢于独力思考，敢于结合自己的实践提出有创见的意见，并不是所有负有领导责任、手中掌握决策权的人都表示欢迎的。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造神运动炽烈，政治权威可以代替客观真理成为时代特征的年代，一切拂逆领导者的言论、意志的言行，都会被视作异端邪说，因而受到打击，是并不奇怪的。顾准在1952年被认为“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等等，自此以后，又接二连三受到不应有的错误处分（均已平反），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顾准勤奋好学，善于思索。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封闭在某些知识领域内。1953年，调去建筑工程部工作，为了搞建设，他从初等代数学起，进而学平面几何，乃至微积分。他认为平面几何帮他懂得形式逻辑的方法，导数和微分帮助他理解边际学派的观点。他对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都并不陌生。他认为研究经济的目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经济总是特定历史范畴、特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不可能是简单的用一个数学公式就可以表达的东西，因此，研究经济就一定要研究历史。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史。他对当时的《资本论》的某些译文不满意，自己动手译校了其中若干章节。有许多人们关心的问题，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资产阶级首先在欧洲产生，资本主义只能首先发源于英国？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共同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社会体制和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这一切不是单纯地在经济学范畴内兜圈子可以找到答案的。他认为只靠一个国家总结出普遍性规律是不成熟的做法。早在50年代，他已看到当时苏联经济中的弊端，他认为南斯拉夫正在试验一种新的模式，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他十分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1958年后“下放”农村劳动，除了结合读书写了大量笔记外，还收集了大量农村经济发展变化的材料，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论证。可惜的是这些调查资料和笔记，早在文革以前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时毁于一旦。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反右派反右倾之类的事，是和中国历史的传统意识形态、封建时代的哲学包袱分不开的。对这方面估计过低将会犯错误。他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较之后，心情变得冷静而充满理智，对自己反复多次长期身处逆境，并不怨天尤人，处之泰然。相反，他对历史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历史总是在前进，现在比过去总要好一些。他认为中国要建成高度民主的社会，最有效的做法是提高文化水平，而提高文化水平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生产力。他认为只有充分吸收了前人智慧的精髓，才有条件去发展前人的成果。他说这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力学来说是一个发展，非欧几何对欧几里德几何是一个发展一样。他不赞成从资产阶级的字典里找名词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他对各种简单化的“批判”、“否定”总是不能满足。他说居里夫人的下面一句话对他最有教益：“即使在人类知识宝库里投进一粒沙子也是伟大的。”他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克服了精神上物质上巨大的压力和困窘，以图书馆为家，身处斗室而不以为苦，在常人不能设想的那种孤寂和清贫的环境下，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在他去世以后，翻检他的日记，我惊异地发现，在1972至1974年这两年中，除了生病被迫休息，除了写作以外，全部时间都在读书，其速度有时可以达到两三天一本书，书名可以列成长长一大串。
他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又是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理想是远大的，而步骤只能是逐渐进行的。在那阴霾弥天的日子，他始终关心和注视着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并且没有一天忘记梦寐以求的我们国家有一天能够在世界上腾飞。
顾准，终其一生，只是为了追求真理，此外，别无所求。他的追求真理的足迹，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止。
四
对于30年代老一代的会计界，顾准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是，顾准之从事会计研究，多半是为生活所迫，出于职业需要，并不是出于一种对学术研究的自觉的选择，也没有把会计研究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更没有醉心于自己在会计研究这个领域内所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在30年代的当时，顾准确实把撰述会计学著作只是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掩护革命活动的工具。因为与革命活动相比，会计研究不能不处在从属的地位。这当然丝毫不含有对会计学有任何鄙视或贬低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承认现代会计是这样一种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运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记录、计算、核算的工具，那么，它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理所当然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经济活动不能没有核算的话，那么，会计倒应当是万岁、万万岁的。
1962年，顾准“下放”劳动回来，重返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再次进行会计研究。这是完全不同于30年代，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探索。他留给我们的著作有《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两书。《会计原理》为作者对我国社会主义会计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以后的系统著作，原计划写七篇，《会计原理》是其中第一篇，其他六篇只留下提纲，未能终篇。此书成稿于1963年，几经周折，才于1984年正式出版。《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是根据作者第三稿整理而成（此书得以出版，应该感谢诸尚一、夏高波两先生）。按照作者原意，准备在第三稿的基础上再作修改，然而也未能竣其事。因此，两书都是残篇。这两本书“对于会计学的性质、主体、客体（对象）、作用、任务、方法和组织，进行了全面和正确的阐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精辟的见解”，“确有独特创见，独特风格”（以上引文均见《立信会计选辑》第四辑）对于长期来在会计理论上有争论的问题，作者在这两书中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留下的著述虽不多，但是他的某些观点、见解产生的影响却不小。早在1956年，他就已经极其敏锐地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这一根本性的问题给以莫大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1957年《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孙冶方曾指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吴绛枫（即顾准）最先向他提出的（详见《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初次发表时的“后记”，此文在收集到各种文集中时，“后记”中的这一段话均未转录）。
在这篇论文里，顾准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经济核算；而要进行经济核算其所能凭借的工具只能是货币、工资和价格，这“就是采用了一个公共的价值尺度”，舍此没有其他选择。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能排除，乃是因为“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为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每个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只能“规定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项目”，“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对全部生产分配与产品转移规定得具体鲜明、丝毫不漏，因而是绝对指令性的计划”而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经过价格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的僵化模式相对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全面论述了这种新的体制的运行原则。这种言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不过，顾准不是一个轻易能为流俗所动摇的人。他在回答所谓“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时，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具体的经济关系。”
1962年以后，在从事会计研究之余，他还埋头从事当代国外著名经济理论著作的翻译工作。现在已经出版的有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署名绛枫）、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两书均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都已是在文革以后，顾准生前均未得见。
文革中间，顾准曾拟订过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以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史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先作一番“漫游”，然后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历史未来的“探索”。这个计划他是付诸实践了的。1974年春，他写信告诉我，每天有低烧，并且还在咯血，然而为了把对希腊史的研究继续下去，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一直到闭馆才回去。信上还说，似乎又回到了30年代流亡到北京后的那种生活，因而感到那样高兴。他用冷峻的目光研究、剖析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在惊叹于古代希腊所曾经达到的那样高度的文明和民主之余，不免为小国（城邦）林立、内战频仍而感到困惑，甚至正在写作中的《希腊史笔记》（后来正式出版时命名为《希腊城邦制度》）也曾一度为此“卡壳”。但是，璀璨夺目的希腊文明确实深深吸引了他，他把西方历史的发展以致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希腊文明联系起来，放在更加恢宏、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1972至1974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在他和我的通信中，写下了现在汇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形式的论文。这些“笔记”当时他写作时并没有考虑会公开发表，当然，也不是他最后的正式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遮盖不住蕴含在其中的闪烁的思想光辉。
陈敏之
1988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