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命，然而，事实有时候却逼着我不得不承认命的存在，五哥顾准生前命不好，一生坎坷。死后命仍不好，真可谓命运多舛。他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整理成书到出版问世，费时18个春秋，其间经历了几多波折和艰辛，最后还不得不移至香港出版，这一切，岂非命欤？

    古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囿于当时的条件，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只好一概推之于命。其实，在命的背后隐含有必然性，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所谓命中注定，常常不过是某种必然性的非科学的表述。五哥此书所遭遇的命，自然同样也是可以解释的。

    五哥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过出版这本书，也没有想到过会出版这本书，因为他写本书各篇时，纯粹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要求，或者是答复我的提问，如关于西方史，骑士文明等篇；或者是和我讨论甚至争论某一问题，如关于民主问题的各篇以及关于哲学问题；或者是对我的笔记所写的读后感（实际是对我笔记的批判），如关于老子、孔子、韩非各篇。记得当时我还在五七干校，这时正是法家盛行，批孔之声充斥于市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只知道一些皮毛，或者根本无知，为了不至于盲目地随声附和，找了当时能够找到的非常有限的一些书来读，随手写下了一些笔记就教于他，这就引发了他的议论。关于哲学的两篇，尤其是《辩证法与神学》——实际是对《反杜林论》的批判，也是如此，当时我所在的五七干校，正在学习《反杜林论》，那种学习，当然完全是皮相的。其中只有关于资本原始积累一篇，是应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请所写，这位老朋友也已于1979年去世。显然，这些看似随手写来的笔记、读后感，决不是信手拈来之物，而是作者多年来的积累，凝结着作者多年来的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劳动。有谁能随手写出这样的笔记？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和文献为尘土湮没，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而且为数不会少。即此而言，五哥这本书今天能够出版，实在是幸运的。然而，它的出版，却也历经艰难、心酸。

    1977年，那时我有的是时间，曾把他陆续寄来的那些笔记，稍加整理分类，重新抄写了一遍，装订成册。这些笔记，用的是当时廉价的极薄的信笺纸，取其轻而容量大，然而经不起翻阅，重新抄写一份，一方面是为了借此可以多保存一份，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翻阅的方便，原没有存什么出版的奢望。

    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顾准和他妻子汪璧的追悼会之后，一些老朋友曾经议论过为他出一本集子，以志纪念，然而因为事非易易，一时难以实现，也就搁下了。

    大约1982年或更早一些，顾准的子女知道我保存得有一份他们父亲和我的“通讯录”（笔记），向我索要去阅读。他们急于想通过“通讯录”来理解他们父亲的迫切心情，我理解。估计在他们五个兄弟姐妹中都传阅了的，在他大女儿那里驻足的时间最长，至少有一年左右。1984年2月，给我寄来了一份“读后附记”，“附记”中说：“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后记”中还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他对父亲一生表现出来的品格气质，后记引用了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无愧于顾准的女儿，才能有对她父亲如此深刻的理解。（请原谅，我未能在事前征得她的同意，采用了她的话语。）

    “后记”接着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的长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顾准大女儿在她“后记”中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正是当代最大的现实问题吗？然而，这个问题解决了么？不应当再让这样的悖论困扰我们，阻挠我们前进了。这样的不幸对我们已经太多了！

    根据我手头现在保存的材料，可以推断，这部文稿（笔记）不会晚于1984年年底以前，通过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手，交到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手里，这家出版社在30年代的进步文化界享有盛誉。负责审读的编者读了以后，“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识见。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也认为该出版社“今后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对于各色各种的单本儿的‘奇书’始终要给予支持。……顾准之作，我想是属于‘奇书’之列的”。话虽如此，不久之后，仍通过这位老朋友，无声地退给了我。我当然心里明白个中原委，也就默默地接了过来。这已是1986年上半年的事。

    1987年，我把重新用稿纸请人誊写过的，经过校正的这份笔记，送给上海的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和北京的那家有着同样光辉的历史和声誉，结果和在北京一样，也认为很好，想出版，但仍退回了给我。不必问，原因我清楚。

    1987年12月，一位年轻的朋友，在读了本书的原稿以后，主动地非常热忱地向上海另一家出版社写信推荐这本书，他在信中写道：

    “顾准同志，作为老一辈**员中的理论家，他所留下的文字虽然不多，但是他深刻的思想所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却是很少人能与之相比的。他的理论贡献是历史性的。他是在那些理论上最重要、同时又是最会混淆不清的地方，给我们留下了极可宝贵的意见。若不是得益于他的学问，他的精辟见解，他的清晰明快的语言，我们至今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还会在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