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成为商业城邦，以建立商站为目的而去“繁殖女儿城邦”，已经是比较晚的事情了。

    远古商业，基本上是珍奇商品的海上负贩。为了这样的商业而去建立一个新城邦，动力尚嫌不足。以希腊而论，海外移民更重要的动力是不甘心在国内第二号或第十号的王子贵族，到海外去自立门户。而在航海成为风气的人民中间，每一个阶层都有目的各不相同的冒险家。这些人，明知全搞商业是不行的，他们现成的目的是寻求“新地”。农业是基础，古代人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航海固然与商业联在一起，航海也是为了新地。混江龙李俊出海首先要求地盘。有了地盘以后，当然买卖是要做的。

    罗马这个城邦，是土著在海上文明的埃特鲁利亚和希腊的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她以务农为主，然而政体不同于东方**主义，其原因在于海上文明的城邦本身就多半以务农为主。这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吧！

    4、一切由大陆式的部族王发展而成的国家，全部没有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债务奴隶是有的，贵族家里的家务奴隶是有的，但是“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制”那是没有的，这是希腊、罗马这类海上文明的城邦的特色。

    希腊罗马这类海上文明的城邦，一开始，也全都没有奴隶制。海上移民到新地方，筑城聚居，选出元老掌理政事，而这些同舟共济的移民，就是新国家的公民。新国家要分配土地给公民，公民们移民的目的本来就是为的土地。当地土著臣服于新国家的，不会成为奴隶。因为土著嘛，有臣服的，还有没有臣服的，你把他们当牲畜，你在此地就不容易站住脚跟。不如让他们自己种一片地，征收他们一些贡赋和劳役，一句话，让他们成为新国家的农奴阶层。

    新国家发达了，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移民了，于是或者第一批公民成了贵族，而新来者也取得公民资格。或者第一批公民成为贵族公民，新来者成为食客、依附者或者贫民，亦即非公民。

    这些新国家要有奴隶，那是后来的事。最通常的奴隶是打仗的俘虏。可是国家懂得把俘虏当作奴隶出卖应在商业货币已经充分发展之后，否则的话，典型的奴隶制度还是发达不起来。这里涉及殖民城邦的工商业和货币化，这在希腊的小亚细亚诸城邦是**世纪的事。而那里出现奴隶制，则比这要晚得多。

    5、埃及、巴比伦等所谓“东方”，没有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古典的即奴隶制的（注意，马克思用“古典的”一词，指历史的古典时代，即希腊盛期和共和罗马时代，包括奴隶制和奴隶制还未发展起来的“公民城邦”时代）、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之外一定要加上一个亚细亚的。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取消“亚细亚的”这个范畴，恩格斯做了一小部分工作，到斯大林就斩钉截铁地不准淡“亚细亚的”，于是对马克思，亦即对历史的强奸完成了。

    马克思本身也受了极大的时代限制。马克思的古代史学，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那时根本不知道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埃特鲁利亚文明，换句话说，除迦太基而外，欧洲另外两个海上文明是不知道的。你现在翻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都确实代表马克思的意见）认为罗马、雅典，都是“以民族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土著”直接形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把历史沧桑，最后在海上文明影响之下形成的，迥异于部族国家的城邦，和易洛魁人那样的前国家的部落联盟等同起来，这真是天大的错误。要知道，从易洛魁人的部落联盟，到埃及、巴比伦那样从部族王基础上成长的国家之间，相隔多少个历史阶段？而埃及、巴比伦那样的亚细亚国家，和海上文明的城邦走的又不是一条路，在其间画上等号，真是误尽苍生。

    这一点不能全怪马克思（马克思的目的论哲学当然还是有责任的），因为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史学上出现了一个考古学时代，把古代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缪灵珠译的《古希腊史》（塞尔格叶夫著）的开头几章，对此作过一番很过得去的交代。此书不难借到，实在很可一读。

    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

    197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