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监狱是与新法典一起诞生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监狱这种形式在刑法体系系统地使用它之前就存在了。当整个社会处在制定各种程序——分配人员，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对他们进行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力量，训练他们的**，把他们的连续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的彻底可见状态，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观察和记录机器，建立一套关于他们的知识并不断积累和集中这种知识——时，监狱已经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如果一种机构试图通过施加于人们**的精确压力来使他们变得驯顺和有用，那么这种机构的一般形式就体现了监狱制度，尽管法律还没有把它规定为典型的刑罚。诚然，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有一种拘留刑罚。但是，这实际上是刑罚对已经在其他地方形成的强制机制的接受。刑事拘留的“原型”——根特监狱、格洛斯特监狱和沃尔纳街监狱——一标志着这种转变的最早几个明显可见的点，而不是标志着革新或起点。监狱这个惩罚武库中的一个基本因素，确实标志着刑事司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刑事司法走向“人道”。但是，它也是新的阶级权力正在展开的那些规训机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规训机制征服了法律制度。在那个世纪之交，一种新的立法把惩罚权力规定为社会以同样方式对所有社会成员施展的一般职能，在这种权力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把拘留变为典型的刑罚时，新立法引进了某种权力特有的支配方式。司法被说成是“平等”的，法律机制被说成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包含着规训征服的一切不对称性。这种状况就标志着监狱这种“文明社会的刑罚方式”（R。SSi，169）的诞生。

    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监狱惩罚旋即便具有了不言而喻的性质。在19世纪最初几年，人们还把它视为新奇之物。但是它显得与社会的职能本身是如此紧密而深入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它把18世纪改革家所设想的其它一切惩罚手段都抛进忘川。它似乎是历史运动本身的产物，人们别无选择。“立法者使监狱成为我们目前刑罚体制的基础和几乎全部内容，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兴之所至。这是观念的进步和道德的改善”（VanMeenan，529一530）。此外，虽然一个世纪之后，这种不言而喻性有所改变，但它并没有消失。我们都意识到监狱的各种弊病，知道虽然它并非无效，但也是有危险的。然而人们无法“想像”如何来取代它。它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解决办法，但是人们似乎又不能没有它。

    监狱的“不言而喻”的性质，即我们发现很难割舍它，首先是由于它采用了“剥夺目由”的简单形式。在一个自由受到推崇、自由属于一切人、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情感向往自由的社会里，监禁怎么会不成为典型的刑罚呢？这是因为失去自由对一切人都是同样重要的。与罚款不同，这是一种“平等”的惩罚。监禁是最明晰、最简单、最公平的刑罚。此外，它能够用时间来量化刑罚。在工业社会里，有一种工资形式的监禁。这种形式构成了它在经济上的“自我证明”，能够使监禁显得是一种补偿。通过征用犯人的时间，监狱似乎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观念：罪行不仅伤害了受害者而且伤害了整个社会。按日、月和年头计算的，在罪行与时间之间定出量化等式的刑罚，有一种经济一道德的自我证明。于是，人们就经常听到这种与严格的刑法理论相反的却与惩罚的作用相一致的说法，即坐牢的人是在“还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用时间来衡量交换是“自然”的，监禁也同样是“自然”的。

    监狱的自我证明还基于它自身的角色。它被设想为或被要求成为一种改造人的机构。当监狱进行监禁、再训练、从而造就驯顺者时，纯粹是稍稍有点强化地模仿了在社会中已有的各种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监狱怎么会不被人们一下子就接受了呢？监狱很像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兵营、一所严格的学校、一个阴暗的工厂。监狱与它们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这两重基础——法律一经济基础和技术一规训基础——使监狱似乎显得是所有刑罚中最直接和最文明的形式。而且正是这两重作用使它坚实可靠。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监狱不是先有剥夺自由的功能，然后再增添了教养的技术功能。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负有附加的教养任务的“合法拘留”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在法律体系中剥夺自由以改造人的机构。总之，刑事监禁从19世纪初起就包括剥夺自由和对人的改造。

    让我们回顾一些历史事实。在1808年和1810年的法典以及在此前后的一些措施中，监禁从未被混同于纯粹的剥夺自由。它是或者只能是一种有差别的和最终的机制。有差别是因为，不论囚犯是已被判刑的还是仅仅受到指控，不论他属于轻微违法还是刑事犯罪，监禁只能采取同样的形式，但是，各种类型的监狱——拘留所、教养院、中央监狱——一应该在原则上或多或少与这些差异相对应，所实行的这种惩罚不仅仅应该在强度上有等级差别，而且在目的上也应各有不同。因为监狱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文规定的宗旨：“刑罚有轻有重，刑法不能允许被判处较轻刑罚的人与被判处较重刑罚的人关在同一个地方，……虽然法律规定的刑罚是以抵罪为主要宗旨，但也希望能使犯人改恶从善”（Real，244）。而这种改造应该是监禁的内在效果之一。监禁一惩罚需要有相应的监禁机构：“监狱中应井然有序。这将大大有助于犯人的新生。恶劣的教养、坏榜样的习染、懒惰造成了犯罪。那么，就让我们尽量把这一切**渊源堵塞住，让健康道德的准则在监狱中畅行无阻。被强制劳动的犯人会逐渐最终喜欢劳动，当他们获得报酬时，他们将获得劳动的习惯、兴趣和需求。让他们彼此成为劳动生活的榜样。劳动生活很快就将变成一种纯洁的生活。他们很快就会开始对过去有所悔悟。这是产生责任感的先兆。”教养改造技术直接形成刑事拘留的制度框架的一个部分。

    我们还应回顾一下监狱改革的运动，因为对监狱功能加以控制并不是一种新近出现的现象，而且似乎也不是由于对其失误有某种认识。监狱“改革”实际上是与监狱本身共始终的。可以说它构成了监狱的发展内容。从一开始，监狱就受制于一系列相伴随的机制。后者的宗旨显然是纠正监狱的失误。但是后者似乎成为监狱本身功能的一部分。它们与监狱的联系极其紧密，并贯穿了监狱的全部历史。因此，随即便产生了关于监狱的繁琐冗长的技术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调查。其中包括1801年夏普塔尔（Chaptal）的调查（其任务是研究用什么办法把现代监狱制度引入法国）、1819年德卡兹（Decaies）的调查、1820年问世的维勒梅（Vilerm6）的著作、1829年马蒂尼亚克（Martianac）起草的关于中央监狱的报告、1831年博蒙（Be。Umont）和托克维尔（TOCqlleVi－lle）在美国进行的调查、1835年德梅茨（Demetz）和布鲁埃（Blouet）在美国做的调查。另外还有在进行关于单独囚禁的辩论时，蒙塔利维（Montalivet）对各中央监狱的总监和各省政务会的问卷调查。此外还产生了一系列的协会，监督监狱运作和提出改革措施，如1818年官方组织的“改善监狱协会”，稍后产生的“监狱协会”以及其它各种慈善团体。从1814年9月第一次复辟提出的从未付诸实行的改革，到1844年托克维尔起草的法案（该法案暂时结束了关于提高监禁效率的手段的长期辩论），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命令、指示和法律。为了改善机械刻板的监狱，各种方案纷至沓来：有关于犯人待遇的改革计划，有改善物质条件的方案，其中有些方案，如丹茹（Danjou）和阿鲁·罗曼（HarouRomgin）的方案，始终停留在纸上，有些则变成了指示（如1841年8月9日关于建立拘留所的通知），还有些则变成了现实，如小罗盖特（Pe－dteROqllene）监狱。在这个监狱实行分格式监禁，这在法国还属首创。

    此外，还有一些或多或少直接出自监狱的出版物。有的是由诸如阿佩尔（APPert）的慈善家写的，有的是由稍后的“专家”编写的（如《慈善事业年鉴》），有的则是由获释的犯人编写的。在复辟末期有《穷雅克》，在七月王朝初有《圣佩拉吉报》。

    不应把监狱看成只是间歇地被改革运动所撼动的、死气沉沉的制度。“监狱理论”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操作指令，是监狱运作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对它的偶尔批评。监狱一直是一个活跃的领域。在这里，方案、建议、实验、理论、亲历见证和调查层出不穷。监狱制度一直是人们关注和辩论的焦点。那么，监狱还是一个黑暗的，被遗弃的领域吗？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已不再这样说了。但这足以证明它不是这个样子吗？在变成一种合法的惩罚手段后，它使得关于惩罚权的古老的法律一政治问题又增添了围绕着改造个人的技术的各种问题和讨论。

    巴尔塔尔把监狱称作“彻底而严厉的制度”（Baltard，1829）。在若干方面，监狱必须是一种彻底的规训机构。首先，它必须对每个人的所有方面——身体训练、劳动能力、日常行为、道德态度、精神状况——负起全面责任。学校、工厂和军队都只涉及某些方面的专业化，而监狱远远超过它们，是一种“全面规训”的机构。其次，监狱没有任何外界干扰，也没有任何内部断裂。直到它的任务彻底完成之前，它不可能被打断。它对人的压力也不应被打断。它实行的是一种不停顿的纪律。最后，它对犯人施展一种几乎绝对的权力。它具有压迫和惩罚的内在机制，实行一种**纪律。它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在其他规训机制中也能看到的各种做法。它应该是能够最强有力地迫使邪恶者洗心革面的机制。它的行动方式是强制实施一种全面的教育：“在监狱中，政府可以任意剥夺犯人的人身自由和任意处置他们的时间；由此人们可知这种教育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它可以不仅在一天之内，而且在连续的岁月里管制起床和睡觉、活动和休息的时间，吃饭的次数和时间，食品的质量和份额，劳动的性质和产品，祈祷的时间，语言的使用，甚至思想的使用。总之，这种教育就是简单地控制着**在餐厅到车间再到囚室之间的运动，甚至在休息时也是如此。它决定时间的使用，时间表。简言之，这种教育占据了整个的人，占据了人的全部体力和道德能力，占据了人的全部时间”（I－uca。，11，123一124）。这种彻底的“教养制度”建立了一种生存记录。它既不同于纯粹法律上的剥夺自由，也不同于“启蒙思想家”时代的改革者所设想的简单的训诫机制。

    1．监狱的首要原则是隔离。使犯人与外部世界、与促成犯罪的一切事物、与促成犯罪的集团隔离开，使犯人彼此隔离。刑罚不仅应该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应该使犯人个人化（有两种方式）。首先，监狱应该被设计成本身就能消除由于将不同的犯人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所产生的有害后果，能够消灭阴谋和造反，防止将来（在犯人获释后）形成受胁迫的集团关系，应该成为许多“神秘组织”的道德败坏行为的一个障碍。总之，监狱应该把它所集中起来的坏人变成一批相同的和相互依赖的人：“这个时刻在我们中间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罪犯社会。……他们在一个大民族中组成了一个小民族。这些人几乎全部在监狱中见过面或几次相见。我们现在必须打散这个社会的成员”（托克维尔《致议会的报告》，转引自Beaumont＆Tocqueville，392一393）。其次，单独囚禁能够使人反省，随后肯定会产生悔恨。因此单独囚禁是一种积极的改造手段：“使犯人陷入孤独，他就会反省。由于他单独面对自己的罪行，他就会逐渐痛恨这一罪行。如果他的灵魂还没有被邪恶棍灭，那么在孤独状态中悔恨就会来侵扰他”（Beaumont＆Tocqueville，109）。单独囚禁能够实现某种刑罚的自我调节，能够造成一种惩罚的自动个人化：越是有反省能力的犯人，越易于犯罪。但是，他越易于悔恨，单独囚禁对于他就越痛苦。然而，当他真心痛改前非后，孤独就不再使他感到难以忍受了。“因此，根据这种令人赞叹的规训方法，每一种理智和每一种道德本身都具有一种惩罚的原则和尺度，它的失误和人的错误并不能改变事物的确定性和永恒不变的公平。……这不的确像是一种神圣正义的标志吗？”（Aylies，132一133）。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隔离犯人能够保障以最大的强度来对他们使用权力，这种权力将不会被任何其它影响颠覆。隔离是实现彻底服从的首要条件。夏尔·卢卡（Charlesl。＂oas）在谈到狱长、训导员、牧师和其他“慈善人员”对被隔离的犯人的作用时说：“不难想像人们的言语介入可怕的沉默惩戒时对心灵，对人的力量”（Ioas，I，167）。隔离造成了犯人与施加于他的权力之间的亲密交流。

    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关于美国两种监禁制度即奥本（Auburn）和费城的监禁制度的争论。实际上，这场影响广泛、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仅仅集中于应该以何种方式实行隔离，而隔离则是为各方都接受的。

    奥本模式规定，夜间使用单人囚室，白天劳动和进餐都在一起，但要保持绝对安静，犯人只能在得到看守的同意后小声地与看守说话。这显然是模仿修道院模式，也是模仿工厂的纪律。监狱应该是一个严格符合下列标准的微观社会：每个人的道德生活都是隔绝的，他们组成一个严格的等级序列，彼此没有横向联系，只能上下沟通。奥本制度的鼓吹者认为，它的优点在于，它是社会本身的一个复制品。它的强制性的保障是物质手段，但首先是一种人们必须学会遵从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的保障是监视与惩罚。对待犯人，与其“像对待笼中的野兽那样用镇和钥匙”来控制，不如把他们集中起来，“用有益的活动把他们聚在一起，强迫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通过活跃的监视来防止道德污染，通过沉默的统治来维持犯人的反省。”这种统治使犯人习惯于“把法律视为神圣的戒律，违反它将导致公正合理的惩戒”（Mittermaier，载《法国人和外国人的立法规》，1836）。因此，这种隔离、不准交流的集中以及由不间断的监督所保证的法律的实施，应该把犯人恢复为社会的人。这种操作应把犯人训练得适应“有益而顺从的活动”（Gasparin）。它应使犯人恢复“友好交往的习惯”（Beaumont＆Tocqueville，112）。

    在费城监狱实行的是绝对隔离。按照人们的设想，使犯人获得新生的不是某种习惯法的运用，而是个人与自己良心的关系。（7）“犯人被单独关在囚室里，他被交给了自己。在一片沉寂之中，他**俱灭而沉浸于自己的良心。他扪心自问，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绝不会彻底纸灭的天良在觉醒”（《经济学家杂志》，11，1842）。因此，对于犯人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对法律的尊重或对惩罚的恐惧，还有良心本身。这是一种深刻的征服，而不是一种表面的驯服；这是一种“道德”的转变，而不是态度的转变。在宾夕法尼亚监狱里，唯一的教养改造机制是良心和它所面对的沉默的建筑。在樱桃山（CherryHil！）监狱，“高墙就是对犯罪的惩罚。单人囚室使犯人与自己对质。他被迫倾听自己的良心说话。”因此，在那里劳动更具有慰藉性质而不是义务。巡视员不必使用强力——这是由事物的物质性决定的——因而他们的权威也会被承认：“在每次巡视时，这张可信赖的嘴里就会吐出一些仁慈的言语，使犯人由衷地产生感激、希望和慰藉。犯人爱戴着守，这是因为看守是耐心的和通情达理的。高墙是可怕的，但人是好的”（Blouet）。在这种封闭的囚室里，在这种人间坟墓中，复活新生的迷思（myth）很容易产生。在黑夜和沉寂之后，就将是新的生活。奥本是还原为基本要素的社会。樱桃山则是死而复生之地。天主教很快就把公谊会的这种技术吸收进自己的话语中。“我看你的囚室无异于一个可怕的坟墓。不是蛆虫，而是悔恨与绝望在啮蚀你，把你提前打入地狱。然而，……它对于一个读神的犯人是一个坟墓，一个可惜的理骨瓮，但对于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犯人则是幸福永生的摇篮。”

    由这两种模式的对立产生了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争论：宗教争论（信仰转变应该是教养的主要因素吗？）、医学争论（彻底隔离会使犯人精神失常吗？）、经济方面争论（哪种方法花费更少？）、建筑学和行政管理方面争论（哪种形式能保证实现最充分的监督？）o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这场争论旷日持久的原因。但是，争论的核心，也是争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是这种“监狱”机构的主要宗旨：通过中断所有不受权力当局监视的或不按等级排列的关系，强制地实行个人化。

    2“除用餐外，工作伴随着犯人直到晚祈祷。然后一次新的睡眠使他有一个不受任何胡思乱想干扰的愉快休息。每周六天时间就这样度过。继之而来的一天完全用于祈祷、受训和有益身心的冥思。每周、每月、每年就这样度过。犯人在刚进来时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或对自己的反常执迷不悟、要用各种恶习毁灭自己的人。然后，他会逐渐养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开始纳粹是外在的，但很快就变成第二天性。他会熟悉工作并享受工作的乐趣。如果明智的教育能使他的灵魂深感悔恨，那么当他最终恢复自由时，他会更坚定地面对各种诱惑”（JUliUS，417一418）。工作同隔离一起被确定为监狱改造的有效手段。早在1808年法典中就对此做了规定：“虽然法律施加的刑罚以抵罪为其目的，但刑罚也旨在改造犯人。万恶的懒惰使犯罪者走进监狱，并在监狱中与他重逢。它控制了他，使他彻底堕落。如果能够把犯罪者从懒惰中解救出来，这双重目的也就实现了。”四）工作既不是拘留制度的补充，也不是对它的矫正。不论是涉及到强制劳动，还是涉及到幽禁或监禁，这位立法者”认为工作必须与之相随。但是，这里所考虑的必要性完全不是18世纪改革者们所说的那种必要性。后者是希望监禁成为一种对公众的做戒或者是对社会的有益补偿。在监狱制度中，工作与惩罚的关系则是另一码事。

    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时期发生的几次辩论，揭示了犯人劳动的功能。首先，关于工资问题有过一次争论。法国犯人的劳动是有报酬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监狱中的工作是有报酬的，那么这种工作实际上就不是刑罚的一部分；因此犯人就可以不去完成它。此外，工资是对工人技能的奖赏，而不是对犯人进步的奖励：“最恶劣的犯人几乎总是最灵巧的工人。他们获得最高的报酬，因此他们也是最放肆，最不肯悔过的”（Marquet－Wasselot，转引自I－＂oas，324）。这方面的争论从未完全停息过，在19世纪40年代初又激烈起来。当时正值经济危机，工人骚动，工人与犯人的对立也开始明朗化。工人举行罢工，反对监狱工厂。当时肖蒙（Chaumout）的一个手套制造商在克莱尔沃（Clairvaux）监狱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工厂。工人对此表示抗议，宣称他们的劳动蒙上了耻辱。他们占领了工厂，迫使雇主放弃了初衷。工人的报纸也展开了一场宣传战。第一个主题是，政府鼓励犯人劳动是为了压低“自由”工资。第二个主题是，监狱工厂的弊端对于妇女更为明显。妇女因此而失去工作，被迫卖淫，然后因此而进监狱。当这些妇女自由时，她们不能工作。她们进了监狱后又与那些仍在工作的妇女竞争（《工厂报》，第3年，第4期，1842年12月）。第三个主题是，犯人获得了最保险的职业——“盗贼在温暖安全的条件下从事制帽和制造家具的工作”，而失业的制帽工则被迫“到‘人类屠宰场’做铅白（有毒的含铅白色颜料。——中译者注），每天挣两个法郎”（厂报，第6年，第2期，1845年11月）。第四个主题是，慈善事业对犯人工作条件的关心胜过对自由工人工作条件的关心：“我们敢说，如果犯人工作时与汞打交道，科学界会非常关注，其热心程度远超过设法保护工人不受水银气的危害。有些人会惊叹‘这些可怜的犯人’。他们对镀金工人则几乎不置一词。然而，你又能期待什么呢？人们只能以杀人或抢劫来唤起同情和关心。”最主要的主题是，如果监狱愈益倾向于变成工厂，那么不如趁早把乞丐和失业者送到那里，从而改造法国的“总医院”或英国的劳动院。此外，还有许多请愿书和信件，在1844年法令颁布后更是有增无减。有一份被巴黎议会驳回的请愿书“发现有人竟残忍地建议用凶手和盗贼来做今天数千之人赖以生存的工作。”“议会宁要巴拉巴斯（Barrabas），也不要我们”（《工厂报》，第4年，第9期，1844年6月和第5年，第7期，1845年4月；另参见同一时期的《温和的民主》）。印刷工人听说要在默伦（Melun）监狱里建立一个印刷厂时，向大臣递交了一封信。信中说：“你是在受到法律公正惩罚的罪人与为了养家糊口和国家繁荣而省吃俭用、诚实劳作的公民之间做出了抉择”（《工厂报》，第5年，第6期，1845年3月）。

    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这些宣传的答复大同小异。犯人劳动不能被指责为造成失业的原因：它的范围有限，产品很少，不可能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它本身确有价值，但不是由于它是一种生产活动，而是由于它对人体机制具有作用。它是秩序和规律化的一个要素。通过它所提出的要求，它令人难以察觉地传递了一种严厉的权力。它使**屈从于有规律的运动；它排除骚动和涣散；它确立一种等级体系和一种监视，这种等级和监视已愈益被人们所接受，也更深入地铭入犯人的行为举止中，因为它们是它的逻辑的组成部分：实行了工作制度，“在监狱里就确立了统治。这种统治毫不费力，无须使用任何压迫和暴力手段。通过安排犯人活动，人们就培养了他的守秩序和服从的习惯。人们使懒汉变得勤奋而活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会在有规律的监狱生活中、在他所从事的体力劳动中找到……某种医治地的胡思乱想的秘方”。犯人劳动应该被视为把狂暴躁动、不动脑筋的犯人改造为循规蹈矩的角色的机制。监狱不是工厂。它是而且按其本性应该是一台机器，犯人一工人既是它的部件，又是它的产品。它“不停地占据着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填满他们的时间。当**被刺激起来、思想关注于某个特定对象时，那些胡思乱想就会消失，灵魂会重归于平静”（Danjou，180）。说到底，如果说监狱劳动有某种经济效益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它按照工业社会的一般规范制造出机械化的个人：“工作是现代人的天命。它取代了道德，填补了信仰留下的空白。它被视为万善之源。工作应该成为监狱的信条。对于一个机器社会，需要有纯粹机械的改造手段”（Faucher，）；在英国，“踩踏车”“和手摇泵就提供了一种没有终极产品的、规训犯人的机械化方式）。这是在制造机器人，也是在制造无产阶级。实际上，当人们只有“两只从事任何有益工作的手”时，他们就只能“通过从事某种职业，靠自己劳动的产品生活，或者通过盗窃，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然而，即使监狱不强迫犯人工作，它似乎也被再次纳入这种体制，只不过是间接地通过征税，使某些人占用其他人的劳动：“懒惰问题（在监狱里）与在社会上毫无二致。如果犯人不靠自己的劳动生活，那么他们就靠别人的劳动生活”（I－＂oas，11，313一314）。劳动使犯人能够自给，同时也把盗贼变成了驯顺的工人。这就是给犯人劳动付酬的功利所在。它把“道德的”工资形式做为犯人生存条件加于犯人。工资灌输着对工作的“热爱和习惯”；工资使这些不懂得“我的”和。你的”的区别的恶人有了私有财产观念——“人们靠自己的汗水挣来的东西”的观念（Danjou，210一211；另参见《工厂报》，第6年，第2期，1845年11月）；工资还使那些胡乱挥霍的人懂得节省和计划（Ioas；犯人口薪的三分之一被扣留，到他离开监狱时发给他）。最后，由于工资是按工作数量计算的，因此它能够从数量上体现犯人的劳动积极性和改过自新的进步（Ducpetiaux，30一31）。犯人劳动的工资不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