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是**与姿势的关联规训控制不仅仅在于教授或强加一系列的特殊姿势。它还造成了一种姿势与全身位置之间的最佳联系，而这正是效率和速度的条件。在正确地使用身体从而可能正确地使用时间时，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会；现置或无用：全身都应调动起来，支持所要求的动作。一个训练有素的身体是任何姿势甚至最细小动作的运作条件。譬如，书写漂亮是以一种体操、一种习惯为前提的。这种习惯的严格符码支配着从脚尖到食指的整个身体。学生应该总是“保持笔直的身体，稍稍向左自然地侧身前倾、肘部放在桌上，只要不遮住视线，可以用手支着下颌。在桌下，左腿应比右腿稍微靠前。在身体与桌子之；司应有二指宽的距离。这不仅是为了书写更灵活，而且没有比养成腹部压着桌子的习惯更有害健康的了。左臂肘部以下应放在桌子上。右臂应与身体保持三指宽的距离，与桌子保持五指左右的距离，放在桌子上时动作要轻。教师应安排好学生写字时的姿势，使之保持不变，当学生改变姿势时应用信号或其它方法予以纠正”（I－aSalle，《管理》，63一68）。一个被规训的**是一种有效率的姿势的前提条件。

    4．**一对象联结纪律规定了**与其操纵的对象之间的每一种关系。它勾画了二者之间一种细致的啮合。“向前举枪有三个步骤。第一阶段，用右手举起枪，持枪时使枪贴近身体，与右膝保持垂直，使枪口与眼睛平行，用右手猛地抓住枪口，胳膊紧贴身体的腰部。第二阶段，用左手把枪举到你的前方，枪管位于两眼之间，竖直垂立，右手抓住枪托，胳膊伸开，食指放在扳机护圈上，右手放在枪柄槽沟处，拇指压在枪管的模线上。第三阶段用左手沿大腿放下枪，用右手握枪，枪机向外，与胸相对，右臂半屈，肘部贴身，拇指贴着枪机的第一个螺纹，食指托着击火铜帽，枪管垂直（“1766年1月1目训令”第XI章，第二条）。这是一个可以称为对**进行工具符码化的例子。它把整个姿势分解成两个平行的系列：被使用的身体部位系列（右手、左手、手指、膝部、眼睛、肘部等等）和被操纵对象的各部位系列（枪管、柄槽、击火铜帽、螺纹等等）。然后，两个系列根据某一姿势（托、弯）而联系起来。最后，它规定了连续动作的规范，各组联系在其中占有特定的位置。这种强制性句法就是18世纪的军事理论家所说的“操练”（manoeuvre）。传统的方法让位给明确的和强制性的规定。在**与其对象之间的整个接触表面，权力被引进，使二者哨合得更紧。权力造就了一种**一武器、**一工具、**一机器复合。这是要求**仅仅提供符号或产品、表达形式或劳动成果的各种支配方式中走得最远的一种。权力所推行的规则同时也是制定运作结构的准则。因此，规训权力的功能看上去与其说是简化不如说是综合，与其说是剥削产品不如说是与生产机构建立一种强制联系。

    5．彻底的使用传统方式的时间表的基本原则实质上是消极的。它是禁止懒惰原则。时间是由上帝计算的，是由世人付出的，不得浪费。浪费时间既是一种道德犯罪又是一种经济欺诈。时间表就是用于消除这种危险的。而纪律则安排了一种积极的机制。它提出了在理论上时间可以不断强化使用的原则，更确切地说是榨取而不是使用。这是一个如何从时间中提取更有用的时段，从每个时段中获取更有用的力的问题。这意味着人们应该竭力强化对每一短暂时刻的使用，似乎每一片刻的时间都是用之不竭的，似乎通过一种更细致的内在安排，人们就能逼近一个使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普鲁士军队的著名条例所贯彻的正是这一点。在脖特烈二世军威大振之后，全欧洲都竞相效仿q）：时间单位分得越细，人们就越容易通过监视和部署其内在因素来划分时间，越能加快一项运作，至少可以根据一种最佳速度来调节运作。由此产生了这种对每个行动的时间控制。这在军队中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人类活动的技术中也是十分重要的。1743年的普鲁士军事条例规定，武器贴脚持立有六个步骤，握枪有四个步骤，举枪到肩部有十三个步骤等等。“互教学校”也被用其他方式组织成一台强化时间的使用的机器。其组织方式使教师的教学能够消除直线的连续性。它协调了不同的学生组在班长和助教的指导下的同时运作，使各个时段都填充着许多不同的但有秩序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信号、口哨、命令所控制的节奏，给每个人规定了时间标准，这种标准既被用来促进学习过程，又被用来培养做事敏捷的习惯。’5“‘这些要求的唯一目的是……使儿童习惯于又快又好地完成一项作业，通过讲求速度来尽可能地消除从一项作业转到另一项作业时造成的时间损失”（Bernard）。

    通过这种支配技术，一种新的客体对象正在形成。它逐渐取代了机械物体——由固体组成的运动物体，后者的概念长期以来被那些追求完美秩序的人所迷恋。这种新的客体对象是自然的**，力的载体，时间的载体。这种**可以接纳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步骤、内在条件和结构因素的操作。在成为新的权力机制的目标时，**也被呈献给新的知识形式。这是一种操练的**，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而不是理性机器的**。正因为如此，在这种**中，一系列自然要求和功能限制开始显现出来。吉伯特在批评过于人工化的动作时所发现的，正是这种**。在它被强加的和它所抗拒的操练中，**显示了自身的基本相关性，本能地排斥不相容因素：“在进入大多数认D练学校后，人们会看到各种姿态拘谨的可怜士兵，人们会看到他们肌肉僵硬、血液循环不畅。…如果我们研究了大自然的意图和人体的构造，我们就会发现大自然所明确规定的士兵姿势。头部应该昂起，高过双肩且垂直于双肩。它既不应向左歪也不应向右歪，因为从颈椎骨与肩呷骨的联系看，任何部位的旋转都会带动同一侧的胳膊，还因为身体若不端正，士兵就不能向正直方向走，不能形成队形。…·，·筋骨是训令中所规定的枪托所须靠的部位。因为每个人的筋骨的部位不一样，所以持枪时有些人应该偏左一点，另一些人应偏右一点。由于人体结构不一这同一个原因，扳机护圈贴近身体的程度依胳膊肌肉凸凹情况而定”（Gubert，21一22）。

    我们已经看到，规切盼配的程序是如何在当时分类和制表的技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而且是如何把关于个人和群体的专门问题引入这些技术中的。同样，对活动的规训控制属于一系列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的自然机制的研究。但是，这种控制开始在**中发现了特殊的进程。行为及其被系统化的要求逐渐取代了简单的运动物理学。**被要求能够驯顺地适应最细微的运作，这就既违反也显示了一个有机体所特有的运作条件。规训权力具有一种与之相应的个体存在，后者不仅具有可分解的“单元性”，而且也具有自然的“有机性”。创生的筹划

    1667年关于创立戈布兰（Gobelins）”工场的法令也设想了创办一所学校。按照设想，由皇家物业总管挑选60名获奖学金的孩子，先委托一名师傅“培养和教育”他们一段时间，然后分别让他们跟随工厂里的各个织毯大师学徒（师傅得到从奖学金中扣除的报酬）。经过六年学徒，四年服务和一次资格考试后，学生将有权在王国内的任何城镇“开办一个工场”。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行会学徒的特征；对师傅的依附关系既是个人性的又是绝对的；法定的训练期限，结束于一次资格考试，完全按照严格的计划而不可更改；在师傅与学徒之间有一种全面的交换，师傅应该传授知识，学徒应该提供服务，做辅助工作，往往还要支付一些费用。这种私人服务形式是与知识的转让混合在一起的。历句737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创办一所教授戈布兰工厂学徒画图的学校。其目的不是取代师傅对学徒的培训，而是补充完善这种培训。该校包括一项调然不同的时间安排。除了星期天和宗教节日外，学生每天到校学习两个小时。根据墙上贴的名单进行点名。缺席者被记录在案。学校分成三个年级。一年级收对画图一窍不通的学生。根据学生的能力，让他们分别临摹难易不等的范图。二年级的学生是“已经懂得某些原理的”或上完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在复制图样时只能“看一眼，不能摹写”，想像着画图。三年级的学生学习上色和粉画，接触染色理论和实践。学生在每段时间里完成一项任务，写上名字和完成时间，交给教师，优秀作品受到奖励。年终将作品汇集起来加以比较，从而确定每个学生的进步、水平和名次。依此决定谁能升入下一年级。教师及其助手有一个总的记事本，逐日记录每个学生的表现和学校中发生的每一件事。这个记事本定期向一位视察员呈阅（Gerspach，1892）。

    戈布兰学校仅仅是下述重要现象的一个例子，即古典时期形成了一种新技术。这种新技术用于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调节时间、**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我们怎样才能充分利用每个人的时间，通过每一个人，通过他们的**，通过他们的精力或能力，通过便于使用和控制的方式来积聚时间？我们怎样才能把有用的时间组织起来？纪律能够分解空间，打破和重新安排各种活动。它也应被理解为积累和使用时间的机制。这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实现的，在军事组织中表现得最明显。

    1．把时间分解成连续的或平行的片断，每个片断应该在规定的时间结束。譬如，把训练阶段和实践阶段分开；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操练分开；开办现役军人的各种军事学校（176年，在巴黎创建军事学院，1776年在各省创建12个军事学校）；招募尽可能年轻的职业士兵。从孩童时代“由国家抚养他们，在特种学校中培养他们”（Servan，456）；循序教练一般姿势、列队行进、持枪动作和射击，前一个动作完全掌握后再进行下一个动作：“人们常犯的一个基本错误是，一下子向士兵展示所有的操练”（《1743年普鲁土步兵条例》）；总之，把时间分成各自独立的、准确的细微过程。

    2．根据一个分解计划——各种简单因素的序列——来组织这些细微过程，由简到繁地把它们组合起来。这就要求，训练必须抛弃模仿重复原则。在16世纪，军事操练主要是模仿整个或部分动作，一般地提高士兵的技能和力量（7〕；到了18世纪，对“体力”的训练遵循着“要素”原则，而非“示范”原则：简单的姿势——手指的位置、腿的弯度、手臂的动作——是有用动作的基本因素，也是对力量、技能和灵活性的一般训练。

    3．确定这些时间片断，决定每一片断的持续时间，用考核作为结束。考核具有三种功能。它将表明受训者是否已达到规定水准，保证每个人经历同样的训练，区分每个人的能力。当“受命训练士兵的”中士、下土等“认为某个士兵已做好晋升一等兵的准备时，他们应首先把他引见给连队长官。连队长官应仔细地对他进行考核。如果他们认为他练习得不够，则不允许他通过。如果连队长官认为被引见者已做好准备，就可建议他见团长。团长可择机见他，并让高级军官对他进行考核。任何微小的失误都足以使他遭到否决。凡未通过首次考核者不得从二等兵升为一等兵”（《1754年5月14日步兵操练条例》）。

    4．制定更细致的系列；根据每一个人的水平、资历、级别，为他规定适合于他的操练。普遍的操练具有一种区分功能，而每一种差别都涉及到特殊的操练。在每个系列结束时，新的系列就开始了。新系列也同样因人而异，区分细密。因此，每个人都受控于一种确定其水准或等级的时间性系列。这是一种规训操练的复调音乐：“二等兵应在每天早晨由中士、下土、一等兵进行训练。……一等兵应在每个星期日由班长进行训练。各连队及中土应在每月的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由高级军官进行训练”（同前）。

    这种规训时期是逐渐地引入教育活动的：训练时期被划分出来，使之有别于成人时期和独立从业时期；设置不同的阶段，用等级考核来区分这些阶段；制定各个阶段的由简到难的教学大纲；根据每个人在这些系列中的进度评定他们。规训时期用复杂而循序渐进的系列取代了传统训练的入门时期（后者是一个完整的时期，完全受到师傅的控制，仅由一次考核加以认可）。一种完整的分解教育逐渐形成了。它是细致入微的（它把教学进程分解成最简单的元素，把每个发展阶段分解成小的步骤），它又是早熟的（它远远早于启蒙思想家的起源分析，而它在表面上是后者的一种技术性模式）。在18世纪初，德米亚（Demia）就建议把识字学习过程分成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字母，第二个阶段是学习拼音，第三个阶段是学习把音节组成词，第四个阶段是逐句地按照标点读拉丁文，第五个阶段是开始读法文，第六个阶段是流利地阅读，第七个阶段是读认手稿。但是，当学生很多时，就需要进一步地细分他们的水平，一年级应该包括四种人：第一种人正在学“简单字母”，第二种人正在学“复杂字母”，第三种人正在学缩写字母（Ae……），第四种人正在学双写字母（ff，SS，ti，st）。二年级应该包括三种人：一种人“在拼读音节时要先逐个认字母，如D、、D”；第二种人“能够拼读最难的音节，如bant，brand，spinx”等等（Demia，19一20）。把基本元素组合起来的各个阶段都应纳入一个大的时间性系列。这个系列既是精神智力的一种自然进程，又是教育程序的一个规则。

    连续活动的“序列化”，使得权力有可能控制时间，有可能在每一时刻进行具体的控制和有规律地干预（区分、矫正、惩罚、消除），有可能根据每个人在系列中达到的水准区分并进而使用每个人，有可能积累时间和活动，有可能重新发现在最终结果中被整合与被证明有用的时间与活动，从而表明一个人的最终能力。分散的时间被聚积起来，从而能够产生一种收益，并使可能溜走的时间得到控制。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

    这些规训方法揭示了一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后者趋向于一个稳定的终点。简言之，这是一种“进化的”时间。但是，应该指出，与此同时，行政的和经济的控制技术揭示了一种系列的、走向的、累积的社会时间，发现了一种“进步”意义上的进化。规训技术揭示了个人系列，发现了一种“创生”意义上的进化。18世纪的两大发现——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创生——或许是与新的权力技术相关联的，更具体地说是与一种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相关联的。一种宏观权力学和一种微观权力学所造成的不是对历史的干预（历史很长时间已不需要这种干预），而是对控制活动和支配实践中的一种时间性的、单一性的、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向度的整合。历史的“进化”性质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而在今天已深入人心，对于许多人来说已不言而喻。但是，它是与一种权力作用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对编年史、系谱、功名成就、王朝统治和业绩的“历史一记忆”似乎长期以来就是与一种权力运行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有了新的征服技术，持续进化的“运动”趋向于取代重大事件的“宗谱”。

    总之，个体一创生的小型时间连续统一体似乎像是个体一细胞或个体一有机体一样，是规训的后果和对象。而且，在这种时间系列化的中心，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程序。这种程序对于这种系列化的意义，正如画制“图表”对于人员分配和单元分离的意义，或者正如“战术”对于活动经济学和有组织的控制的意义。这种程序就是“操练”。操练是人们把任务强加给**的技术。这些任务既是重复性的又是有差异的，但总是被分成等级的。通过使人的行为趋向某种极限，操练就可能导致不断对个人做出评价——或者从他与这种极限的关系，或者从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或者从他与某种行动计划的关系做出评价。这样，它就以连续性和强制性的形式确保了某种发展，某种观察或某种资格的实现。在采取这种严格的规训形式以前，操练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它在军事的、宗教的和大学的实践中表现为加入仪式、预备仪式、演练或考核。它的线性的循序渐进的结构、它的最终形成发展至少在军队和学校里出现得稍晚，但它们无疑起源于宗教。无论怎么说，制定一个教育“大纲”的观念——这种大纲应伴随着儿童直至完成学校教育，应该包括逐年逐月增加难度的练习——似乎首先出现在一个宗教团体中，即“共同生活兄弟会——（见Meir，自第160页起）。他们深受鲁伊斯布鲁克（Ruvsbrock）”和莱茵神秘主义的影响，把某些宗教技术移用到教育上，不仅用于对牧师的教育，而且用于对行政官员和商人的教育。以身作则的导师指导学生追求尽善尽美的原则变成了教师要求学生尽善尽美的权威主义原则。禁欲生活所要求的愈益严格的宗教功课变成了由简到繁的、标志着学业和品行进度的任务。整个社群追求拯救的努力变成了被排列名次的个人之间的集体的、持久的竞争。或许，社群生活和灵魂拯救的这些程序正是旨在产生既个人化又对集体有用的能力的方法的最初要素。［出在神秘主义的或禁欲主义的形式中，操练是为了获得拯救而安排现世时间的一种方式。在西方历史上，它在保留自身的某些特点的情况下逐渐改变了方向。它被用来更经济地利用人生的时间，通过一种有用的形式来积累时间，并通过以这种方式安排的时间的中介行使统治的权力。操练变成了有关**和时间的政治技术中的一个因素。它不是以某种超度为终点，而是追求永无止境的征服。力量的编排

    “我们应首先破除旧的偏见，即认为一支军队是靠增加其密集程度来增强其力量的。当人们想把物理学的运动定律应用于战术上时，所有的定律都变成了奇谈怪论。”四）自17世纪末起，陆军的技术问题就脱离了物理学的质量模式。由于长矛和滑膛枪使用起来又慢又不准确，实际上不能有效地打击目标，因此用这些武器装备的军队本身被当作进攻炮弹和防御壁垒，如“西班牙军队中的威武陆军”。这种密集士兵的配置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资历和勇敢程度。在方阵中间，用以增加厚度和密度的，是那些经验不足的士兵。在前排、四角和两侧的，是那些最勇敢的或被认为最老练的士兵。在古典时期，形成了一套新的细密的组合方式。各种单位——团、营、连以及后来的“师”门0‘——成为一种包括许多部分的机制。它们变动彼此之间的位置以形成某种布局和达到某种特殊的结果。这种变化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里有经济方面的理由，即充分利用每一个人，使部队的训练，给养和装备工作行之有效；使每个士兵成为一个精干的单位，发挥最大的效能。但是，只有出现了某种技术变革，这些经济理由才能成为决定因素。这种技术变革就是来福枪的发明。ill）与滑胜枪相比，来福枪更准确，更快捷，从而更能体现士兵的技能。它能更准确地击中特定目标，因此能够使火力对准个人。反之，它把每个士兵都变成了可能的靶子，因此要求士兵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流动性。这就导致了密集技术让位给一种新技术，即沿着比较灵活的散兵线部署队伍和人员。这样也就需要寻求一整套精心计算的运作方式，包括个人和集体的部署，团队或小分队的运动、位置的变换，从一种部署到另一种部署的变换。总之，需要发明一种不是以活动或静止的密集队形为基础的，而是以具有可分因素的几何学为原则的机制。其基本单位是手持来福枪的机动士兵。无疑，在士兵之下的层次是细微的姿势，基本的动作要领，动作的空间位置。

    当涉及到建构一种其成效必须高于其基本构成力量的总和的生产力时，就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与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是怎样获得这种提高的生产力，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的机械力，还是由于扩大了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还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缩小了生产场地，还是由于在紧要时刻动用了大量的劳动，……不论在哪种情况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应归因于协作本身”（Marx，《资本论》Vol，l，311一312）。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如“正如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防御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防御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发挥的机械力量的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Marx，《资本论》，Vol，l，308）。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纪律不再仅仅是一种分散**，从**中榨取时间和积累时间的艺术，而是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这种需求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1．单个**变成了一种可以被安置、移动及与其它**结合的因素。它的勇气和力气不再是它的主要变量。它所占据的位置，所涵盖的间隔，它的规律性以及良好秩序成为它据以运作的主要变量。士兵首先是流动空间的一个片断，然后才是勇气或荣誉的体现。吉伯特这样描述士兵：“当他身着戎装时，他的身宽最多有二英尺，此外，从他的胸部到肩部最多大约有一英尺，他与邻近者间隔有一英尺。这就使每个士兵在各个方面占据两英尺，这也表明，一支正在作战的步兵部队，无论其前排还是中排，有多少行就占据多少步幅的空间”（Gubert，27）。这是**的一种功能性还原。但这也是将这种**一片断嵌入使它得以表现的一个集合中。士兵的**已经被训练得能够使各个部位连贯地活动，以完成特殊的操作。接着，士兵应该成为另一个层面上的一种机制的一个因素了。士兵将首先“一个接一个地，然后两个一组地，再以更多的人数（受训）。……关于武器操作应该明确的是，当士兵完成单兵训D练后，应该两个一组地持枪训练，然后相互调换位置，这样在左边的人就能学习如何配合右边的人”（《1766年1月五日关于整顿步兵操练的训令》）。**构成了多环节机制的一个部件。

    2．各种年龄系列（纪律必须与之结合才能形成一种复合时间）也是机制的部件。每一年龄系列的时间必须与其他年龄系列的时间相适应，应能从每一时序中获取最大数量的力量，应能获得最佳结果。因此，塞尔万希望有一种覆盖整个国家疆域的军事机器，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其方式国每个人所处的进化片断、发生系列不同而各异。军事生活应从童年开始。儿童应在“军事采邑”中学习军事专业。军事生活应结束于这些采邑，老兵应将最后的岁月用于教育儿童，操练新兵，指挥士兵操练，在士兵执行公务、整顿国内秩序和在边境上作战时，监督他们。只要懂得如何分析每一时刻并将它与其它时刻结合起来，从人生的每一时刻都能榨取出力量。同样，人们可以在大工厂里使用儿童和老人劳动。这是因为他们有某些基本能力可使用，而不必去使用具有许多其它能力的工人。而且，他们是廉价劳动力。再者，他们若能劳动，就不再成为其他人的负担。昂热“一家企业的税收人说：“从十岁到老年的男性劳动者会在这家工厂中找到抵御游惰及随之而来的贫困的手段”（Marcheyay，360）。但是，将各种年龄系列最巧妙细致地搭配起来，可能是在初等教育中实现的。从17世纪到19世纪初采纳兰开斯特（I。ancaster）”方法为止，一种如同时钟机构的互教学校体制逐步严密地形成了。开始，老学生负责监督，有时是检查功课，有时是教新学生。最后，所有学生的全部时间不是用于教，就是用于学。学校变成了一个学习机器，不同水准的学生的所有时间都被恰当地结合起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利用。互教学校的一个重要鼓吹者对这种教学过程做了一个说明：“在一所容纳360名儿童的学校里，如果教师愿意在三个小时中逐个教育每个学生，那么他给每个学生的时间不到半分钟。如果采用新方法，每个学生都能读、写或计算长达两个半小时”（见Bernard）。

    3．这种力量的精细结合需要有一个精确的命令系统。被规训人员的全部活动都应该用简明的命令来表示和维系。命令是无须解释的。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无须废话。规训教师与受议请之间是一种传递信号的关系。这里不存在理解命令的问题，所需要的仅仅是根据某种人为的、预先编排的符码，接受信号和立即做出反应。**被置于一个小小的信号世界，每一个信号都联系着一个必须做出的反应。这是一种训练技巧，它“从一切事物中专横地排除任何观念、任何低语”；训D练有素的士兵“开始服从任何命令；他的服从是迅速而盲目的。任何不顺从和拖延都是犯罪”（Boussonelle，

    2）。小学生的训练也应采取同样的方法：简洁的口令，不加解释，只能被信号一钟声打破的绝对寂静，击掌为令，教师的示意姿势、眼色，以及公教学校兄弟会”使用的小木器。后者很典型地被称作“信号器”。在这个小机械中既包含着命令的技巧也包含着服从的准则。“信号器的首要和主要用途是，一下子把所有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老师身上，使他们专注于他想告诉他们的事情上。因此，只要他想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或者结束一次练习，他就敲一下信号器。一个好学生听到信号器的响声，就会以为自己听到老师的声音，更确切地说是听到招呼他的名字的声音。他就会有童年撤母耳的感觉，像后者那样发自内心地说：‘主啊，我在这里。”“祈祷之后，教师敲一下信号器，然后转向一名学生，示意他开始朗读。当他想让朗读者停止时，就敲一下信号器。…如果学生读得很糟或念错了一个字母、音节或单词，他就连续敲两下信号器，示意学生重读。如果在这种信号发出两三次后，正在朗读的学生没有发现和重读念错的单词——因为在发出信号前他已经读过了几个词，教师就敲三下信号器，示意他从更前面的地方重新开始读。他将不断地发出信号，直至学生找到念错的词”（I。aSallel，《管理》，137一138，另参见Demia，21）。互教学校还利用要求人们立即做出反应的信号系统来加强这种行为控制。甚至口头命令也成为传递信号的因素，“进入你的座位。听到‘进入’这个词，孩子们就把右手砰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同时把一条腿伸过座位。听到‘你的座位’这几个词，他们就把另一条腿伸过座位，面对自己的小石板坐下。……拿起你的石板。听到‘拿起’这个词，孩子们就用右手抓住面前把石板挂在钉子上的细绳，用左手抓住石板的中部。听到‘石板’这个词，他们就取下石板，把它放在桌子上。

    总之，可以说，规训从它所控制的**中创造出四种个体，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而且，它还使用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战术是一种建构艺术。它借助被定位的**，被编码的活动和训练有素的能力，建构各种机制。在这些机制中，各种力量团精心组合而产生更大的效果。战术，无疑是规训实践的最高形式。在这种认识中，18世纪的理论家发现了一切军事活动——从对每个**的控制和操练到运用最复杂的综合体特有的各种力量——的一般基础，被规训**的建筑学、解剖学、力学和经济学：“在大多数土兵眼中，战术仅仅是宏大的战争科学的一个分支。而在我看来，战术是这门科学的基础。它们就是这门科学本身，因为它们教人们如何组建军队、命令军队、调动军队、指挥军队作战，因为它们可以弥补数量的不足，可以寡敌众。战术还可以包容关于人员、武器、局势、各种条件的认识，因为正是这些认识把决定那些运动的因素汇集在一起”（Gubert，4）。还有人这样说：“战术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某种部队的人员相对于其它部队人员的位置，他们的运动和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战争在战略上是政治的延续。但是，不应忘记，“政治”作为防止国内动乱的基本手段，即使不是被严格地视为战争的延续，也至少是被视为军事模式的延续。政治作为一种维持内部和平与秩序的技术，曾竭力在调动和操练方面运用理想的军队机制，即被规训的大众、既驯顺又得力的部队、在兵营驻扎和在野外作战的团队的机制。在18世纪的大国中，军队维护着国内和平。无疑这是由于它是一支现实的力量，是一把咄咄逼人的利剑，但这也是由于它是一种技术和一种知识载体，能够把它们的图式投射到社会共同体上。如果说在战略上有一种连贯的政治一战争系列，那么在战术上也有一种连贯的军队一政治系列。战略上，人们能够把战争视为国家之间政治交往的一种方式；战术上，人们也能够把军队视为维持市民社会无战争状态的要素。在古典时代，产生了各国彼此较量经济和人口实力的重大政治和军事战略，也产生了在各个国家内对**和个人力量进行控制的精细的军事和政治战术。在这个时期，“军事”——军事制度，军事科学，军人（与以前所说的“武士”不大相同）——是有特定意义的，是两种形势汇合的产物。一方面是战争和战场喧嚣，另一方面是保障安定的秩序和寂静。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认为18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但是，当时也有一个军事社会的理想。其基本所指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部机器中精心附设的齿轮，不是原初的社会契约，而是不断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

    “纪律应该成为全国性的，”吉伯特说，“我所描述的国家应该有一个简单可靠、易于控制的政府。它应该类似于那些手段简单而效率极高的庞大机器。这个国家的力量应来自自身的力量，其繁荣来自自身的繁荣。能够摧毁一切的时间将增强其国力。它将否定那种世俗偏见，即认为凡是帝国都要屈从于衰亡的铁律”（Guibert，XXlll－XXIV；另外参见马克思于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关于军队与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论述）。拿破仑的军事政体已经迫近了。它所采用的国家形式将更长久地存在。我们不应忘记，为它打下基础的不仅有法学家，而且还有士兵；不仅有议员，而且有小官吏；不仅有法庭人士，还有兵营的人。罗马的典范与这种结构结合，必然具有双重的指涉：公民和军团成员，法律和军事策略。一方面，法学家或哲学家正从契约中寻找建设或重建社会共同体的原始模式，另一方面，士兵和纪律专家则在共同制定对**实行个别与集体强制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