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一整天时间与弗朗蒂塞克·克瑞杰相伴，仔细筛选所有关于他的资料，阅读他的个人笔记，他的讲话和他的书信，与此同时，我一直在重新体验我们的单独会面，沉思这个人。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一个奇怪的问题钻入我的思想：这个人难道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是我们当代历史的一个悲剧角色吗？
如今，我们好像是被赋予了双重的生活方式。像过去一样，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熟悉的、日常世界中真实的人。然而同时，我们又是这样一个世界的组成材料，我将其描述为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胡言乱语的世界（对有些人来说，这太厉害了）。在这个世界上，每件事都在“人人”和“为人人”的名义下去做，这个“人人”是“首要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目标”，是唯一真正关心的。因此好像我们以两种分离的姿态在生活：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和作为某种理论和报告的抽象般的东西而活着。然而，当人们越是夸张这种“我们”的利益，——不管是出于真正的着迷，还是虚伪、例行公事或麻木不仁，我们作为真实的人便越加受害弥深。
弗朗蒂塞克·克瑞杰是坚定地站在真实的人们一边的人。他熟悉个别的人们并终日为他们服务——作为医生在医院里和战场上，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邻居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念念不忘他们，如果需要的话，他根据他们的道德标准行事，从而拒绝让自己被政治所异化（这就是他何以在1968年8月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中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这是肯定的，他为人们做了无数的事情，如此之多没有人完全知道，因为他不愿同人谈起它们。这也是肯定的，他还有那些没有去做的事。例如，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尽管有压力让他这么做，他有意识地拒绝接受在他的位置上可以得到的特权。他不希望自己和真实世界中的人们隔绝开来，他从来没有将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和抽象的人混淆起来，后者是如此容易乞灵于那些对真实的人们的兴趣永远不超出对他们自身兴趣的人。
克瑞杰是一个不摆架子、有胆识和宽宏大量的人，他深深根植于这样一个世界，于其中善恶与否、正派和卑鄙与否、忠诚与背叛与否的意识还没有被意识形态的花招、实用主义政治的算计或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所败坏，马氏的学者总是有说服力地显示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决定克瑞杰的生活道路的——作为一个公民、医生或政治家——是对于真实的人们含蓄的爱，和对于自身人类良知的忠诚。
我相信他这种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不可能仅仅被解释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它必定来源于一个更深刻的考虑（尽管是无意识的，对此，一个唯物主义者是不承认的），即对于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表面之下的秩序的沉思，和对于转瞬即逝的东西一种持久性的解释。我涉及到的是超越所有个人“头脑”的东西，换句话来说，是真正的人类责任感唯一的理性根据和解释：这种责任感不需要现象世界任何人的认可。这么一个1968年8月为我们民族整体挺身而出的唯一的政治家，后来在大街上对一名牺牲在外国入侵者手下的受害人表示赞美——他相信没有人看见，这不是偶然的。
我提到的每件事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类成员，但并不必然是一个悲剧人物。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我感到在克瑞杰的伟大之中，存在着悲剧的一面。
显然将一个人的生活转变为帮助具体的人们的善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也有着敏锐的头脑和不可能被愚弄的良知，却把帮助别人的努力当做逃避和自我欺骗的手段。仅仅去扶助个人的不幸很可能成为不去承担更深入和更重要的责任的借口，以此不去寻找他们生活的根基和理解更广泛的复杂性。
当一个人有受穷的经验，有受不公平的待遇及民族仇恨的经验，而又作为一个试图去寻找在个人关心之外的更普遍的原因的受过教育的人，克瑞杰在他早年生活中便意识到他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好邻居、好医生而面对人类苦难，如果他对自己的良心忠直，他便不得不试图去理解苦难的社会背景和发现解决它的社会途径。换句话说，他不得不进入政治。
当他到了成年，他发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迷人的前景：有一个政治运动既提供了关于这个世界中的矛盾的贯穿的一致的解释，也提供了解决它们的完整纲领。更进一步，被大声说出的这个纲领的“科学”基础，它要求现代理性精神，而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提供一种人们自古以来总是需要和寻找的信仰的变种（对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来说它是可以接受的）。
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变成一个**者，并且这贯穿了他的一生。作为一名**者，他在西班牙和中国与法西斯作斗争；作为一名**者，他活跃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之中，并参加了1948年2月**的权力接管；作为一名**者，他在本国和古巴组织了公众健康服务；作为一名**者，他作为国会议员而工作，尔后成了**的上层官员。
克瑞杰这种性格的人，如此深深依恋真实的世界和偏爱其中真实的人们，对日常世界真实的生活着的人们，其前意识形态的道德标准有深刻的领会，怎么可能忍受意识形态的信仰及其政治手段和要求？怎么可能忍受将想像的世界提升为超出通常的人类情感和感受之上的更高利益和普遍观念（其成功部分是因为这个秘密），然后迅速地加以操纵？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接受一旦需要的话，这种运动可以无视这种通常的情感和感受，将其当作十足的迷信和自我欺骗？对于真实的人们毕生的重视怎么可能与一种建立在关于人的抽象观念上的意识形态共存？在弗朗蒂塞克·克瑞杰这里没有机会主义、马基雅维里或玩世不恭的实用主义。我不能想像在他的良心和意识形态及党的要求之间他会作出哪怕是一个冷血的、自私自利的妥协。如果他能那样做，他将既不是一个伟大的、也不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而仅仅是一个可怜可鄙和平庸的人。
导致他命运的悲剧方面的东西，不仅在于他真正的良知、可靠和忠诚，也在于他的信仰。这就是说，所有他不得不在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之间作出的妥协，总是内在的、真诚的和发自内心的——如果可能的话。其中部分无疑是对我们国家有益的，至少相对来说：五十年代他勇敢的立场、六十年代他改革的努力、1968年他的英雄主义、他始终反对胡萨克的极权制度和赞同《七七宪章》，另一方面，许多他的妥协无疑是有危害性和遗憾的，如在哥德瓦尔特领导下的厉行垄断中所扮的角色。但是，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使得克瑞杰成为一个悲剧的角色，准确地说是这样的事实，即所有这些妥协不是源自阴险的自身谋利益，而是在所有问题的处理上都是真诚的和始终对自己是真实的。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儿有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他永远不能忍受不公平和非正义，但是他也是一个**员，因此必须忠实于一个对如此众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负有责任的一个党。他怎样坚持他的信仰并阻止罪恶？这是一个意欲在此时此地以具体的方式帮助人们的人，而同时，却要与一种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种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指出明天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光辉灿烂的乌托邦为任何时时刻刻的罪行辩护。
这是一个相信所有人在心灵上和灵魂上都平等的人，但却是声称其成员高于所有其他人的一个党的成员。做这么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不管在他的良心上还是在党内。实际上，和其他忠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