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国家的矿产、畜牧或农业资源丰富的地区时，我们也会看到这条规律的例外，因为这些移民可以从他们本国获得修筑从内地到沿海港口的铁路所必需的大部分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各种工业的活动，并为工业活动铺平了道路，这只是外贸促进工业的许多例子当中的一个。
在一个新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其输入往往大于其输出，因为它不能立刻偿付用于修筑铁路和其他发展项目上的资本。过一段时间，它可能变得足够富裕起来，可以为本国的大多数企业提供所需要的资本。这时偿付其早期所借的资本利息，也将相对于其输入来说，增加其输出。
4．同任何其他统计资料相比，人们一直更广泛、更全面地收集有关国际贸易的统计资料，其部分原因是，人们有时用它来说明一国力量和繁荣的变化。但这种统计资料并不很适合于这一目的。
同任何其他统计数字相比，人们可以更迅速、更精确地收集到一国对外贸易的统计数字，可以很容易地用它来衡量该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它反映出来的情况一般是正确的，但有时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当然，输入和输出的表面增加可能由物价上涨所引起，而实际上没有变动，但这种误解很容易察觉。不过还有另一种较为隐蔽的误解，要求我们给予更多的注意。其一般性质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英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用制造品换取谷物和肉类。让我们假设集约耕作的方法获得了很大改进，于是英国农庄的产量大大地增加，因为农民用和以前相同的劳动和资本可以获得较多的报酬。英国的财富由此而大大增加。但它输入的谷物和肉类却会减少，它的输出也会减少（除非它借机收回它的一部分资本）。
英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使他们之间结婚的人数增加，减少移居国外的人数，结果输入的谷类和肉类可能不久又达到原来的水平。但在此期间，英国人民效率的提高将阻止其对外贸易的扩大，因为他们已减少了对外国货物的依赖性。
至此我们讨论的主要是一国出口货物的数量，但在某些方面，出口货物的质量对国家的未来甚至更重要。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是看它能否制造出这样一些货物，这些货物其他一些具有类似经济问题的国家虽然以后将能制造出来，但现在还造不出来。因此，衡量一国是否处于领先地位的可靠尺度，是看它输出的是什么样的制造品和其他商品，输入的又是什么样的商品。
一般说来，一国输出的货物总是由该国比输入国更容易生产的东西所构成。但这并不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显然，一个花匠可能向一个不仅智力而且体力都比他强的非常能干的植物学家“输出”产品或提供劳务。接受或“输入”劳务的植物学家，便可以把全部才能用于价值较高的研究工作，研究工作的价值之所以较高，部分是由于它比单纯的熟练体力劳动稀少。同样，海峡群岛买进很多谷物，其中一部分是在比自己的土地更不适宜种植这些谷物的土地上生产的，因为它们自己的土地特别适宜种植高价的早熟蔬菜、水果和花卉。更概括地说，某一地区，不管是一个村庄还是一个国家，尽力生产那些它相对来说享有最大有利条件的东西，而输入其他东西，这对它多半是有利的。即使总的说来它与贸易对手势均力敌，或者各个行业都优于或不如贸易对手，这句话也是对的。总之，只要有利条件不是平均地分配在各个行业之间，开展贸易就对双方都有利，即使其中一方在各方面都比另一方强。
应该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小国的工业种类要少一些，因而相对于人口而言，它需要比大国输入更多的货物。而且，它的边境相对于国土的面积而言往往很长，虽然这一点是次要的。但其他条件很少相同。大国往往具有集中发展高度专业化的部门的便利，更有可能获得特殊的天才人物来开创新事业。①
①如果两个国家的形状相似，而其中一个国家的面积比另一个国家的面积大三倍，则前者的边境只比后者长一倍。如果前者的面积比后者大八倍，则其边境只比后者长两倍。
5．人们不可能获得衡量一国进出口总额（有别于进出口总值）变动的尺度。
计量一国进出口的吨数，当然是可能的，如把一吨煤当作一吨亚麻制品来计算。但这种计算，除与陆运或水运的总量统计有关外，是没有用处的，而且即使在那种统计中也无多大用处。因此，进出口总额一般必须用货币价值来表现。但由于金矿产量的变动和其他一些原因，一般物价水平容易缓慢地变动，又由于一般信用的波动，会使物价发生剧烈而迅速的变动，所以必须采用某种方法来消除物价变动对贸易额的影响。为此目的，通常把某一年的物价当作标准物价。例如，把每一年的每吨煤的价格换算为基年的价格，对每码布，每加伦汽油等等也是如此。这样得到的价值总额就可大体上代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中不受物价变动影响的贸易变动总额。①
采用这种方法往往夸大钢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重要性，不管它们是进口货物还是出口货物，它们或者生产方法最近获得了很大改进，或者供应来源最近大大增加。采用该方法往往低估煤炭和乳制品的相对重要性，这些东西至少现在和好久以前同样难于获得。它甚至低估普通纺织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重要性，这些东西目前还不是特别容易获得。如果这种统计表明，一个国家的输入额整个说来比其价值增加得快得多，而其输出额则不然，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它的对外贸易正在给它带来越来越多的利益。但这种最初的印象必须加以检验，首先要检查一下该国的输出品是否比以前更难生产；其次要检查一下输入品生产方法的改进，是否使它可以比较容易地自己生产它们。②
①这种把每年的实际物价化为基年的物价，然后再把它们加起来计算贸易额的方法，首次见于已故吉芬爵士主持编制的英国官方统计资料；参阅1888年5，386号文书。在吉芬爵士主持编制的详细统计表中，许多货物只列有价值，而未列数量，这些货物总价值的变动（如果以基年价格计算，就会显示出这种变动），是通过“把它们分为若干相互关联的”、其总价值和总数量为已知的组群来估算的。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一部分时期内，英国贸易的粗略的“官方”统计忽视了这种困难。
②在比较1881—1900年英德贸易的时候，鲍利教授指出（《经济杂志》，1903年，第632页），（契约规定的）输入品的价格在两国都跌得很快，而且下跌的比例大致相同，但德国输出品的价格跌得较慢，英国跌得更慢。所以单就物价而言（不考虑生产上的实际困难的变化），德国的输入品在二十年之后便宜了十分之一，而英国的输入品则只便宜了五分之一。
6．一般说来，按人口计算的价值及其变动百分比的统计资料，最适于用来研究国际贸易与一国内部经济的关系。总值及其变动百分比的统计资料，比较适于用来研究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形势。当一个强国正在发展它以前忽视的贸易时，增长百分比的统计资料特别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下面我们讨论统计表中绝对数字和相对数字的几种主要用途。一般说来，当我们想研究任何一国的内部情况或比较几国的内部情况时，最适当的统计数字是按人口计算的贸易、收入、租税等等的统计数字。如果我们想根据过去的某种征兆推测将来，那就必须进一步细分。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按人口计算的每一数量的真正增长或缩减，而且还必须考虑其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指明按人口平均的每一总量每年（或任何其他时间单位）增长的百分比。但决不可单纯研究增长的百分比，因为数量的差别几乎总是带来质量的差别，而且如果我们不知道质量，我们就不能说出数量增加（比方说10％）的真正意义。对吃不饱的人们来说，粮食分配增加10％，将使他们的体力、智力和道德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但对吃得很好的人们来说却没有这样的作用。俄国和英国的商人各增加10％，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①
①这告诉人们，对数表和与此相类似的只注重经济数量百分比变化的方法，用途很窄。
一个大城市的新郊区的工业人口和贸易增加四倍，从各方面来看其意义都不如全城人口增加四分之一大；新西兰的贸易增加一倍，其意义要小于俄国的贸易增加一半。
一个工业大国的经济发生波动，要比小国发生经济危机带来更严重的后果，等等，等等。
假设某一工业大国开辟了直达一些巨大市场的海上交通，该国的商人因此而可以向这些市场运送对路的商品。它向这些市场的输出的增长额，若以百分比计算，也许比另一个已与这些市场有很长贸易历史的国家快许多倍，虽然其实际增长额可能只有其竞争对手的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它也许还没有象竞争对手那样，把过多的精力和资源用在这种贸易上面，因为它遇到的困难还比较小。当然，它最终可能超过竞争对手，但增长的百分比本身并不使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它会如此。如果只举出百分比而没有总数，就无从表示它所面临的困难或许比它已经克服的困难大得多。
所以，总数和百分比必须一同研究，不可分开。实践会使每个人都能一边看连续各年的总值数字，一边相当正确地写出变动的百分比，反过来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