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编制一种真正能表示个别时期和个别地方货币购买力的指数所遇到的困难。
一种十全十美的衡量一般购买力的单位不仅不可能得到，而且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货币的有效价值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部分地取决于其**的性质。肉价的上涨和面包价格的相应降低，会提高那些无力购买许多肉的人的工资的购买力。对一个生活优裕的单身汉来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无关重要的。但如果他不得不以同样的收入来供给一个大家庭的衣食，就会认为奢侈品价格的降低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哪怕只是稍稍有所上涨）降低了货币的购买力。对于某一国家例如联合王国来说，所谓购买力单位必须是一种能满足平均消费者**的大致相同的手段。（为明确这一概念起见，可以认为平均消费者是五口之家，它消费联合王国五千万居民所消费的东西的一千万分之一。）
如上所述，最简单的方法是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批发商品，并把其在不同时期的价格加起来。第二步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消费额来估计其重要性。然后以这种重要性或“权数”来乘该商品价格的变动。例如，如果英国平均每年消费的胡椒价值为五十万英镑，而茶叶为二千万英镑，那么，茶叶涨价1％就相当于胡椒涨价40％。如果把胡椒的权数定为1，则茶叶的权数一定是40.
第三步是要在某些商品的权数中，计入另外一些物品的价值，这些物品的价格受同一些因素的支配，但因为其性质变化很快而不可能连续记录其价格。例如，考虑某种标准布的权数时，应包括许多毛绒织品（它们的形式随着每一次风气的改变而改变）的价值。或者计入羊毛的价值，而不计入毛织品的价值，把织一码标准布的成本变动看作是其他制造部门成本变动的结果。①
①人们还经常采用一种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为各种商品确定精确的权数，而是通过分类把小商品归并为可与大商品比较的混合商品。也就是说，把价格受大致相同因素影响的几种小商品归为一类，取它们的平均价格列在表内作为一混合商品的单一价格。如果这仍不足以与小麦、棉花等极重要的商品相比，则可以把小麦制品、棉花制品等分为若干类，每一类的价格单独列一栏，由此而得到的指数就是所谓调和平均数。杰文斯和索尔贝克编制的英国标准物价指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编制的许多主要指数，采用的都是这种方法。参阅杰文斯的《通货与金融研究》以及索尔贝克在1886年的《统计杂志》和1895年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未加权的”平均数相当于每人一票的选举法。“加权的”平均数则相当于根据所谓股份公司原则每人按其对国家的贡献投票的选举法。这后一种方法相当于普鲁士的旧选举法，每一公民有一票，但他如果纳的税少，就归入那一阶级，这个阶级的集体选举权与其人数相比小得可怜。
但要记住，用上述方法确定的权数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而不表示各种商品的绝对重要性。例如，作为饮料的水，其成本通常几乎是忽略不计的，但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其价值偶而也会高到差不多与生命的价值相等。以农产品为主的物价指数的高涨，虽然首先对农民有利，其次对地主有利，但对工匠甚至农业工人来说，它却意味着货币购买力的显著下降。
再举一个例子，假定在粮食价格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工匠家庭用五分之一的工资就足以买到其所需要的粮食。如果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三百，则除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外，仍会留给工匠家庭一点余钱。但如果平时粮食的价格相对于工资来说就很高，以致他们必须用五分之四的工资购买粮食，则粮食价格再上涨30％，就会使他们挨饿，接着即使他们不生病，也会身体虚弱，无论如何不可能全天工作，得到全部工资。
当然，上个世纪初粮食价格的上涨给非熟练工人带来的害处与现在粮食价格的上涨给非熟练工人带来的害处根本不能相比。即使就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后工资一般稍有剩余的熟练工人而言，我们也常常低估粮食价格的上涨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因为我们现在是以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占工人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工人由此而遭受的损害。按照这种方法，现在一夸特小麦涨价十先令，将认为其害处约等于上世纪初价格上涨五先令带来的害处，而如果采用另一种方法，即认为粮食涨价带来的害处随涨价引起的一般物价的变动而变动，则现在一夸特小麦涨价十先令，将认为其害处约等于上世纪初价格上涨二十五先令带来的害处。
2．同一组价格的变动可能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影响一国的不同阶级。根据各种不同的商品在工人的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加权的指数，同“工人的预算”一起使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货币的一般购买力应以最终消费者购买商品支付的零售价格来衡量。但这一方法几乎在每种场合下都会遇到困难，而且在许多场合下是行不通的。结果一般都采用一些主要的未加工商品和少数初级制造品的物价一览表。这种方法很简单，因而非用它不可。①
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所遇到的困难的方法是搜集大量的“工人预算”，每一份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个节俭家庭的详细支出情况。以此为根据，就可能用一般日用商品的零售价格来确立衡量货币购买力的具体尺度，这可以有效地检验根据批发价格所作的推断。但如果用它来代替这种推断，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辅助性的检验手段，则很容易使人得出错误的结论。②
①商业刊物和其他刊物常常（有些刊物是每天）登载一些相当标准化的重要原料的批发价格，但却不登载，也不可能登载与此相对应的精确的零售价格。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类。
一是成品的种类太多而且复杂。二是迎合不同顾客需要的零售商提供的服务有差距。实际上，一个零售商还可以比另一个零售商更便宜地提供服务，虽然他索取的价格本来就较低。一个消息灵通、喜欢吹毛求疵、讥笑粗劣陈列的顾客，常常会有意选择一家价格较高的商店，因为他有理由希望，在这里他可以选购到他真正需要和喜欢的东西。
②工人有时爱贬低其工资，有时爱夸大其工资，但他总是喜欢夸大他购买家用什物，特别是购买肉类支付的价格。凡注意大城市工人住宅区里，特别是星期六晚上肉的卖价的人，不会相信每磅肉的平均价格会有普通工人阶级家庭预算中的肉价那么高。当然，许多肉的质量并不那么值得夸耀。不过一般说来，如果是购买新鲜肉的话’现在工人购买到的肉要比以前他们购买的肉干净，而且质量有时也好得多。
在这种预算里，通常把捐税列入房租。因而房租中一般包括向房客不断地，无限地供给用水的费用、排除污水等等的费用和很昂贵的路灯费和铺路费。几世纪以前，铁管和蜡烛比现在要贵许多倍，如果那时工人的住宅有这许多现在认为无关重要的小玩意，那么它们的费用也许会使工人为一千立方英尺大的房间所付的租金增加一倍以上。①
①下面的陈述录自劳工部1920年3月号的《本月工作》，它谈了如何衡量《劳动报》上发表的生活费用的变动：
这些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包括衣、食、燃料、灯火的价格和房租等其他项目。
关于主要食品价格的数字依据的是从一些有代表性的零售店那里收集来的情报，其中包括卖东西给工人阶级的合作社、大联合商店和私人小店：它们分布在六百三十个村镇中。被调查的零售店（包括合作社在内）的总数约五千五百左右，但这个数目并未完全指出统计的根据。在许多情况下，零售店所报的价格是几个店铺共同的价格，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价格是由“粮食管理法令”或零售商之间自愿订立的协定规定的，以致某一物品在某一地区是按统一价格出售的。
列在主要商品表上的食品是牛羊肉，腌猪肉、鱼、面粉、面包、马铃薯、茶、糖、奶油、人造黄油、干酪和鸡蛋。这些通常占整个家庭食物开支的四分之三以上，所以把另一些更多的比较次要的食品包括在内，也并不会影响平均百分比的增加。最重要的省略是水果和除马铃薯以外的蔬菜，因为把它们包括在一系列零售价格指数内是做不到的。
为了表示零售价格水平的平均上涨幅度，可以把各种商品价格上涨的百分比合并为一个总数。合并的方法是：先根据各种商品在战前工人阶级的预算中所占的比重求出‘权数”，然后用这种权数乘每种商品价格上涨的百分比，最后用这些“权数”的和除所得到的积。
衣服和衣料的零售价格统计数字是通过邮局从大城市中有代表性的零售店（有些还有许多支店）那里收集来的。但精确估计衣服价格的变动是很困难的。主要的困难是必须获得同样质量或类似质量的衣服在不同日期的价格。所收集的统计数字应尽可能是质量相同或质量相当的衣服的数字，是工人阶级平常所购买的衣服的数字。
劳工部在三十个主要城市中的地方通讯员每月定期提供有关煤和煤气的价格数字。多次用更多城市的数字来检验这些数字，结果表明，它们很能说明一般情况。
另外，还从零售商和广告等各种不同的资料来源收集一些在工人的开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