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今天世上还有一块可供哲学容身之地吗？

    当然。可是，却只能建立在目前科学的知识与成就之上……哲学家们再也不能把自己隔绝起来，与科学不相往来了。科学，不但已经大大地扩大并改变我们对生命和宇宙的观念，对于知识分子思维动作的法则，也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莱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88）

    气体动力学（gas

    dynamics）中的标准内容，是该作者担任古根海姆奖金研究员（GuggenheimFellowship）时完成的。它的形式，根据作者自己所言，是受到行业的需要左右。在这样一个架构里，针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予以证实，随之被视为一项重要步骤，因为它可以促成“通过对细微地心引力影响的考虑，造成弹道精确度”的改进。战后物理学的发展，愈来愈集中于这类具有军事应用的领域。

    ——雅各布（Margarev Jacob，1993，pp．66-67）

    1

    自然科学在20世纪无孔不入，20世纪也对自然科学依赖日深，这两方面都史无前例。但是，自伽利略（Galileo）被迫放弃自己对天文的学说以来，还没有一个时代像20世纪这般，对自然科学感到如此地不自在。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正是本世纪史学家必须处理的一大课题。不过在作者冒昧一试之前，对于这个矛盾现象，有几个方面得先交代清楚。

    回到1910年，英德两国的物理化学家人数，全部加起来约有8000人。到80年代末期，全世界实际从事研究头号实验的科学家及工程师们，据估计在500万名左右。其中有100万人，是在科学头号大国的美国；比此稍高一点的人数，则在欧洲。虽说科学家的总数，仍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即使发达国家亦然——可是他们的人数，却在继续惊人地增加，在1970年后的20年间，几乎呈倍增之势，连最先进的国家也不例外。事实上到80年代末期，科学家人口只是一座更大冰山的小尖顶而已。这座冰山，是一股庞大的潜在科技人力，反映出本世纪下半期教育革命的成果（见第十章），代表着全球总人口的2％，及北美人口的5％（UNESCO，1991，Table5．1）。而真正的科学家，愈来愈通过高级“博士论文”的方式选拔，“博士论文”便成为进入科学这门行业的必备门票。以80年代为例，任选哪一个西方先进国家，平均每年每百万人口中，便产生出134名的科学博士（Observatoire，1991）。这一类的国家，也在科学上花了天文数字的投资，而且其款项多来自公共资金——甚至连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事实上，某些最昂贵的所谓“大科学”，除了美国，还没有其他任何一国单独玩得起呢（到了90年代，连美国也供不起了）。

    但是其中却有一个崭新现象。虽然约九成的科学论文（论文数则每十年倍增一次），都以4种文字面世（英、俄、法、德），事实上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发展，却在20世纪宣告终了。大灾难的时期，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暂时得逞的那个年头，已经将科学的重心移向美国，并且从此就由美国长执牛耳。1900－1933年间，美国科学家得诺贝尔奖者只有7人，但到1933－1970年间，却暴增为77人。其他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实力经常被人低估的阿根廷，也成了境外中心、独立的研究重镇。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国家，如新西兰和南非，却基于国小或政治之由，重要科学家们纷纷出走外流。与此同时，非欧洲系科学家也迅速崛起，尤以东亚及印度次大陆为首，且增长情况惊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遍数亚洲地区，只有一人得过一次诺贝尔科学奖的荣衔——印度的物理学家喇曼（C．Raman）于1930年获物理奖。但自1946年以来，却已有10位以上得主的大名，是来自日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当然，光看诺贝尔奖记录不足为凭，明显有低估亚洲的科学振兴之嫌；正如单凭1933年前的得奖名单，也有小觑当时美国的科学进展之虞。不过值此世纪末时，世界上的确也有部分地区，论其科学家的人数，不但实际数字偏低，相对比例更低，比方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是可惊的是，亚洲裔桂冠得主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国名下得奖，而非以本籍获此荣衔（事实上在美国得主里，身为第一代移民者竟有27名之多）。因为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世界里，自然科学家讲的是同一种国际语言，采取的是同一种研究方法，却出现一种怪异现象，那就是反使他们多集中于一两处拥有合适设备资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数几个高度发达的富国之内，其中尤以美国为著。当年的大灾难时期，世上的天才智囊为了政治理由纷纷从欧洲出奔；但是1945年来，主要却是为了经济原因由贫国改投富国。这一趋势并不足以为奇，且看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研支出，竟占全球总科研开支的四分之三即知。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少得可怜，甚至不及2％～3％（UN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03）。

    但是即使在发达国家里，科学的分布也渐渐失去分散性，一方面因为人口及资源集中（为了效率之故），另一方面则由于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长之下，无形在教育机构中形成了一个等级，或所谓寡头阶级。50年代和60年代时，美国半数的博士，是出自15家最负盛名的大学研究院，因此愈发吸引了最出色的年轻科学家趋之若鹜。在一个民主的民粹世界里，科学家却成为社会上的精英阶级，集中在数目极少、资助很多的几处研究圣地。作为“科学族”，他们以群体的姿态出现，因为对他们从事的活动而言，沟通交流（“有人可以共谈”），是最重要的中心条件。于是随着时间过去，他们的活动对非科学家的外人来说，愈发如谜，奥不可解——虽然作为门外汉的一般凡人，借着大众化的介绍文字（有时由最优秀的科学家本人执笔），拼命地想去听懂。事实上随着各门科学的日益专门，甚至连科学家之间，都得靠学刊之助，才能向彼此解释自己本行之外的发展动态。

    20世纪对科学依赖程度至深，自是毋庸多言。在此之前，所谓“高级／精深”科学，即那种不能从日常经验取得，非多年训练不得从事——甚至不得了解——最终以研究进修为最高顶点的知识学问，与今日相比，实际应用范围极狭窄，直至19世纪末时才开始改观。17世纪时的物理学和数学，主宰着工程师们；到维多利亚女皇时代中期，18世纪末期及19世纪初期在化学和电气方面的发现，已成为工业及传播不可或缺之物。专业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探索，也被认为是必要的前锋，甚至可带来科技上的进步。简单地说，以科学为基础的科技，早已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世界的核心；虽然一般实际之人，并不晓得该把这些科学理论成就如何是好。唯一用途，只能在恰当时候派上用场，转为意识形态发挥：如牛顿定理之于18世纪，以及达尔文学说之于19世纪末期。可是除此之外，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继续为生活经验、尝试错误、技能，以及训练过的常识所主导，充其量，也只能将人生累积的现有最佳方法技巧，有系统地传播而已。其中包括农业、建筑、医药，以及其他各种供应人生需要及享受的多项人类活动。

    但是到了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情况发生了改变。进入“帝国的年代”，不但现代高级科技的雏型开始出现——单举汽车、航空、无线电广播、电影等为例足矣——现代科学理论的轮廓也于此时成形，如相对论、量子论（the

    quantum）、遗传学（genetics）等等。更有甚者，连最奥秘、最具革命性的科学发现，如今也被视为可以有立即实际应用的潜能：从无线电报到X光的医学用途，都是深奥理论应用在实际技术上的实例，两者都是19世纪90年代的发现。不过，尽管短促二十世纪的高等科学面貌，在1914年之前即已可见；尽管新世纪的高等技术，也已潜藏在高等科学之中，但是就当时来说，后者毕竟仍不是一件时时处处不可缺少，没有它难以想象每日如何生活行动之物。

    然而，这却正是时至今日，当两千年正近尾声之际的现象。我们在第九章中已经看见，建立于高级科学理论研究的应用技术，垄断了20世纪下半期经济的兴旺繁荣，而且此景不限于发达世界。若没有已达目前农艺之境的遗传科学，印度和印尼两国，便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喂饱它们爆炸般增长的人口。到20世纪结束时，生物科技已成为农业和医药两业极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类先进科技的应用，给人印象最深之处，即在其根据的理论及发现本身，根本远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范畴之外（包括最先进最发达国家在内），所以事实上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也许几十位，至多数百名——从刚一开始，就能领悟到它们可以应用在实际用途之上。当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Otto

    Hahn），在1939年初发现核子分裂时，甚至连某些物理界最活跃的成员，如伟大的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也怀疑这项发现能否在和平或战争上找到实际用途；至于眼前直接的应用，自然更是存疑。如果当初深谙其潜在用途的物理学家们，不曾把这项发现告诉将军和政治家，这类武夫和政客铁定永远懵然不知——除非后者本身也是高级物理学家，不过此事极不可能。再以图灵（Alan

    Turing）1935年那篇为现代电脑理论奠定基石的著名论文为例，本来也只是数学逻辑学者（logician）纯理论性的初探而已。战争爆发，给了他及其他科学家试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机会，主要是为破译密码。然而当图灵论文初发表时，除了少数几名数学家外，连有兴趣一读之人都没有，更别说予以正视。甚至在他自己同事眼中，这名外貌粗拙、脸色苍白的天才，当时不过是一名嗜好慢跑的后进新人，根本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至少在作者记忆里的他，绝非如此（可是他谢世以后，在同性恋者圈中却广受膜拜，颇有一代圣者之势）。事实上，甚至当科学家的确在尝试解决众所周知的重大问题时，也只有极少数的聪明人，在极为隔离的知识圈中，清楚知道这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记得当年作者在剑桥从事研究时，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en）二位学者，也正在该处进行其著名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the

    Double－Helix）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一经发表，他们的成就立即被公认为本世纪最具决定性的突破。虽然我甚至记得，当时曾与克里克在应酬场合碰面，可是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却懵然不知就在离我们学院大门不过数十码处，那个我们每天走来走去经过的实验室里，以及我们每日闲坐喝酒的小酒吧中，正酝酿着一项非凡的发明。我们的不知情，倒也不是由于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而是从事这类高深活动之人，找不出任何理由相告。因为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们既不可能有任何贡献；对于他们遇到的难题，恐怕更连听都听不懂吧。

    然而，不论科学发明多么艰深难懂，一旦发明出来，便立即转向实际科技用途。因此，晶体管是1948年固体物理研究（即稍有瑕疵的结晶的电磁性质）产生的副产品（8年之内，发明者便荣获诺贝尔奖）；正如1960年发明的激光，也非来自光学研究，却是研究电场中分子共振的附带结果（Bernal，1967，p．563），激光的发明人，也很快得到诺贝尔奖。而剑桥和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Peter

    Kapitsa，1978），也由于低温超导的研究获此殊荣。1939－1946年间战时的研究经验证实——起码对盎格鲁撒克逊裔而言——只要将人力物力资源大力集中，再困难的科技难题，也可以在几乎不可能的短时间内解决。于是更加鼓励了不计成本，只要于战争有利，或于国家名誉有益的各种先锋性科技研究（如太空计划）。因此，愈发加快了实验室科学转为实用技术的速度，其中某些项目，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用途广泛。激光，就是实验科学快速摇身一变，成为实用技术的最佳例证。1960年首次于实验室中出现，到80年代末期，已经以激光唱盘（compact

    disc）的形态推广到消费者手中。生物科技的脚步更快。脱氧核糖核酸再制的技术（DNA

    recombinant）——就是将一种生物基因，与另一种生物基因组合合并的技术——其实际用途的应用性，1973年首次获得认可。不到20年的光阴，生物科学已经是医学和农业研究上主要的投资项目了。

    更有甚者，全息理论及其应用的爆炸性增长，使科学新发现如今更以越来越短的时差，转变为种种末端使用者根本不需知其所以然的实用科技。最理想的成果，就是一组连傻瓜也会按的键纽，只要按对了地方，就可以触发一连串自我行动、自我校正、甚至能够自我决策的程序，并且不再需要一般人有限且不可靠的智慧及技术，再予以任何指令。其实更理想的情况是，这一组程序可以事先以程序全盘设定，完全不用人插手，只要在出错之时更正即可。90年代超级市场的结账台，就是去除人为行动的最佳例证。收款员只要会认钱，知道什么是元角分，什么是一元十元，再把顾客递来的钱数，打进收款机即成。自动扫描机则将商品上的条码转成价钱，全部计算好，再从客人所付的金额减去，然后便告诉收银员该找多少零钱回去。这一连串程序背后的实际操作，其实极为复杂，要靠一组非常精密详尽的软硬件设备才能进行。但是除非出了什么差错，这一类20世纪末期的科技奇迹，往往只需收款员认得一二三基本数字，具有最低限度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以及耐得住无聊就可以了。不需要识字，更不用有学问。对收款员来说，这中间到底怎么回事，机器怎么知道客人该付多少，自己又该找多少，根本无关紧要，虽不懂也不必懂。他们的操作条件，并不需要知道其背后的所以然。魔法师的徒弟，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学问不够了。

    就实际目的而言，超级市场的结账台，的确代表着20世纪末期人世的常态。先进前卫的科学技术奇迹，不需要我们有任何认识，也不需我们进行任何修改——就算我们真的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就可以轻松使用。因为别人会替我们，甚至已经替我们想好做好了。更有甚者，即使我们本身是这一行或那一行的专家——即也能够设计、制造，或如果东西出了毛病，知道如何修理——面对着每天日常生活中所有其他科学技术结晶的产品，也不得不屈就门外汉的身份。而且，即使我们真的了解，深悉其中的奥妙原委，事实上这份知识也无必要，与我们实际的操作使用毫无关系。就好像扑克牌到底如何制造，对一名（诚实的）玩牌者而言，又有何意义可言？传真机的设计（为什么洛杉矶塞进一张纸头，伦敦就如样复制吐出一张），乃是为了那些对其中道理毫无概念者所制造。同样的传真机，换由电机系教授使用，也不会因此便产生更佳效果。

    因此，通过紧密联系人类生活行动的实用技术，科学每天都向20世纪世界展示着它的神奇功力。不但不可或缺，而且无所不在——就像安拉（Allah）之于虔诚的穆斯林一般——甚至连最偏远的人类社会，也知道晶体管收音机和电子计算机之为何物。人类这股可以产生超人奇效的能耐，究竟于何时成为共有的普遍意识，说法虽然纷坛，尤其在“发达”工业社会的都市里，确定时日更不可考，不过一般来说，肯定从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即已存在。无论如何，20世纪，是一个科学改变了世界以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依此推论，20世纪的意识形态，应该沐浴在科学的胜利光辉中发扬光大，正如19世纪的现世意识一般，因为这是人类意志的伟大成就。同理，传统宗教思想对科学的抗拒，19世纪对科学产生的重大疑虑，至此也应该更加削弱才是。因为宗教的影响力，不但在本世纪多数时期日走下坡（我们在后面将会有所讨论）；即使连宗教本身，如发达世界中其他任何人类活动一样，也开始倚重奠定于高等科学的现代技术。遇上紧要关头，一名本世纪初年的天主教、伊斯兰教导师，或任何宗教的智者，都大可根据15世纪的技术方式，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宛如伽利略、牛顿、法拉第（Faraday）、拉瓦锡（Antoine

    Laureat Lavoisier）等人从来不曾存在似的。事实上，这一类19世纪的科学技术，对于他们的宗教活动并无大碍，与其神学或经典内容也没有不甚相容之处。可是时至一个梵蒂冈不得不通过通讯卫星举行圣餐仪式；16世纪以来一直保存在意大利都灵（Turin）教堂，被罗马教会宣称为耶稣受难后的裹尸巾，也可以用辐射碳（radio-carbon）鉴定年代以辨真假的今天，就很难令人忽略其中的矛盾之处了。霍梅尼流亡在外，向伊朗民众传播他的谈话，使用的媒介是盒式录音机；而决定献身于《古兰经》训诲的国家，同时也全力进行本身的核武装。当代最精密复杂的科学，通过经由它们产生的实用技术，被人类在“事实上”（de

    facto）全盘接受。在世纪末的今日纽约，高科技电子产品和摄影器材的销售，竟多成为哈西德教派中人的专业——哈西德是美国东部地区一支弥赛亚的犹太宗派，除了仪礼严格并坚持穿某种18世纪波兰服装之外，还以对知识追求具有狂热爱好闻名。就某种形式而言，所谓“科学”一词的优越性，甚至以正式的姿态为今天的宗教所接受并承认。美国的新教原教旨主义者，即驳斥进化论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即宇宙今日的面貌，是6日之内的创造所成），要求学校以他们所称的“创造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取代达尔文学说，至少也应该两说并陈，有所对抗。

    但是尽管如此，在20世纪与其最大成就和最大依靠之间，却感到局促不安。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在充满着疑惧的背影之下进行，偶尔甚或燃起仇恨，排斥理性及其一切产品。在科学与反科学之间的不明地域，在永恒的寻求真理之中，在充满着幻想预言者的世界里，一种新文学类型（主要是本世纪，尤其是本世纪下半期，多由盎格鲁撒克逊裔所特有）因而产生，即“科幻小说”。这一新的类型，于19世纪正进尾声时，由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最先提出，并由韦尔斯（H．G．Wells，1866－1946）首发其初。虽然在科幻作品最幼稚的表现里，如电影、电视上常见的“太空西部片”，宇宙飞船是驰过太空的马匹，死光枪是其六发式的左轮枪，充其量不过是借用高科技的新玩意，延续其冒险幻想片的旧风而已。可是在本世纪下半期一些比较严肃的科幻作品中，却可见其偏向一股幽暗沉郁，至少对人类现状与未来不敢肯定的模糊观点。

    人们对科学的疑惧，主要基于四种感觉而生：科学的奥妙深不可解；科学的实用及后果晦不可测，甚至有灾祸可能；科学愈发强调了个人的无助，并有损及权威之虞。我们更不可忽略那第四种心情，即就其对自然秩序造成的某种干扰程度而言，科学天生便具有危险性质。前两种想法，为科学家及一般人所共有；后两种感情，多为外行人所独具。作为门外汉的个人，面对这种无助感觉，只有去寻找那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物帮助，也即循哈姆雷特（Hamlet）所云，“天地之间，有许许多多事物……远超过你的大道理所能想象”。他们的解脱之道，就是拒绝相信这些事物可以用“官方科学”解释；并饥渴地信仰那幽不可解的迷雾——“正因为”这些谜团看来不合情理，极端荒唐。至少，到这个未知并且不可知的世界里，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样无能为力。科学的胜利愈明显，寻求不可解的饥渴愈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原子弹告终，战后不久，美国民众（1947年）就开始沉迷于看见大批“不明飞行物”（UFO）出现（美国佬这股新风气，不久就为一向是他们文化跟屁虫的英国人所跟从），显然是受到科幻小说的想象激发。他们坚信，这些不明飞行物，肯定是由外太空文明来的访客；其文明不但与我们不同，而且更比我们优异。其中最狂热的“目睹者”，甚至口口声声宣称，亲眼见形状怪异的外来客，从这些“飞碟”之中现身；有的还表示被它们招待上船兜风呢。这种现象，成为世界性的奇观，不过若打开这些天外来客的分布图一看，就可发现来客们特别偏爱盎格鲁撒克逊族，老喜欢在他们的地域上空降落或打转。此外，若有谁对“不明飞行物”现象提出任何疑问，就被这批UFO迷斥之为科学家的小心眼，因为他们不能对此现象提出解释，因而产生的嫉妒心理作祟。甚至还有阴谋论一说，认为某些人故意将高级智慧隐瞒起来，好让一般人水处“不可使知之”的无知之中。

    这些想法，却与传统社会对魔术和奇迹的信仰不同；也与人类自古以来即对神明灵怪永远充满好奇的心情有异。在传统的社会里，现实中发生的奇物异事，往往是不可完全控制的人生中当然的一部分——事实上，看到一架飞机，或拿起话筒讲话这类经验，远比自然中的奇异现象令传统人惊异多了。而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从单面木刻的传奇故事开始，一直到今天美国超级市场收款处摆卖的通俗杂志，更充斥着种种古灵精怪的诡异报导。今天人们的反应，都不属以上感情，却是对科学主张及统治的一种反抗，有时甚至是有意识的抗拒心理。例如自从科学家证实了氟可以有效降低现代都市人的蛀牙之后，一些边缘团体（又以美国为风气中心），便起来强烈反对在饮用水中加氟的做法。反对的理由，不但是基于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选择是否要蛀牙的自由；而且更把加氟视为卑鄙的阴谋（这是最极端的看法），是有心人想借这种强制下毒的手段，戕害一般大众的身体。库勒里克（Stanley

    Kubrick）导演的《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1963）一片，即对这类意识有极为生动的描写，将人类对科学的怀疑以及对其后果的恐惧，完全表露无遗。

    随着生活愈为现代科技——包括其中的医学技术——及与其同来的风险所吞没，北美文化的孱弱体质，也有助于这类疑惧心理的散布。美国人好诉讼，喜欢上法庭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这种奇怪癖性，更让我们看清他们心中存有的恐惧（Huber，1990，pp．97－118）。岂不见杀精型避孕药（supermicide）导致畸型胎儿吗？岂不见高压电线对附近居民的健康有害吗？专家有专家的判断标准，平常人则有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两者之间的鸿沟，更由于双方在意见上的差距而愈深。在专家只顾“一万”的冷静分析里面，可能认为利害相权之下，为了更大的利益，值得付出少量风险。但是对只怕“万一”的个人来说，自然只希望风险为零（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事实上，这种恐惧感正是只知道自己生活在科学掌管之下的平凡男女，对未知的科学威胁所持有的害怕心理。而其恐惧的强度与焦点，则依观点不同，以及对现代社会怀有的畏惧而有异（Fischhof

    et al，pp．127-152）。

    然而，在本世纪的前半时期，对科学造成最大戕害的来源，却非上述这些在科学不可控制的无穷威力下，卑躬屈膝的平凡众生；而是那些自以为可以控制科学的人。综观世上，一共只有过两家政权（除了日后向宗教原教旨主义回归的政权也为特例之外）乃是基于“主义”主动干涉科学研究，两者都致力于技术上的无限进步。其中一家，甚至致力于一种与“科学”视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并对理性及实验的征服世界，发出欢声庆祝。但是斯大林作风与德国国家主义，都是为了实际技术的目的才采纳科学；而科学之为物，却是向一切以先验性真理形式存在的世界观及价值观提出挑战。因此在实际上，这两家政权都拒斥科学，不能接收它向既有事物挑战的姿态。

    因此，两家政权都对“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大感不安。纳粹斥其为“犹太”邪说，苏联思想理论家则将其归之于不够“唯物”（materialists）——这个字眼，在此是根据列宁的定义而论——不过在实际上，双方却对此容忍，因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绝对少不了标准的“后爱因斯坦”物理学家。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却将犹太人和各种反对派扫地出门，不但使它自己尽失欧洲的物理天才，同时也等于一举毁灭了20世纪初期德国科学原有的优越地位。1900-1933年间，66个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中，有25个落在德国；但是1933年以来，德国得奖率却不及十分之一。德俄两政权与生物科学也不搭调。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政治，吓坏了严肃的遗传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纷纷与其保持距离，不愿与任何培选人类基因的政策搭上关系，主要是被种族主义者对优生学的狂热激情所吓阻（这项政策，还包括消灭掉在优胜劣败法则之下的“不适者”）。不过悲哀的是，我们得承认，当时在德国生物学和医学界中，确也有许多人相当支持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Proctor，1988）。至于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政权，则基于意识形态理由，与遗传学格格不入。因为其国家政策所致力的原则主张，只要付出足够努力，“任何”改变均可达到。可是科学却不以为然，指出不论就总体的进化而言，或特定的农业而论，这都是不可能的结果。至于在其他情况之下，两大派进化论生物学家之间的争议，则得靠讨论会和实验室才能解决——一派追随达尔文，认为遗传特质由天生基因决定；另一派则师法拉马克（Lamarck），主张遗传物质是后天产生，在生物一生中获得并演化完成——事实上，在大多数科学家的眼中，此事已经尘埃落定，胜方属达尔文派。不论别的，单就找不到自后天取得遗传物质的满意证据，就可以决定答案了。但是在斯大林的治下，一位偏激的非主流生物学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Lysenko，1898－1976），曾以拉马克式的主张，赢得政治当局的支持。他认为若根据拉马克的程序，缩短一般旧式生产和饲养过程，农业生产将可大增。在当时那种时候，与当局唱反调自然是极为不智之举；苏联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院士瓦维洛夫（Nikolai

    Ivanovich Vavilov，1885-1943），就因为不同意李森科的谬论（其他的苏联正派遗传学家也对李森科不以为然），病死劳改营中。不过苏联生物学致力驳斥遗传学说，根据外面世界的了解，是二战后才成为全体遵行的官方立场，并至少一直延续到斯大林死后才告终止。像这一类无理性的政策，对苏联科学戕害之大，自是后患无穷。

    德国纳粹与苏联两大政权，虽然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却有一种共同信仰，认为它的公民都赞同一个“真正的信条”，只不过这个信条不是天定神喻，而是由世俗的政治——意识权威裁定。因此，众多社会对科学同有的不安感觉，在此终于找到正式的官方口径——这里不像其他国家，后者在19世纪漫长的时期中，都已学得一门功课，就是民众的个人信念茫不可知。事实上正统宗教式世俗政权的崛起，正如我们在前所见（见第四和第十三章），原是大灾难时期的副产品，寿命并不久长。无论如何，硬要把科学塞进意识形态的紧身衣内，根本就有违效果，如果还真的认真去实行，其结果可想而知（如苏联乱搞其生物的做法）。就算放手让科学自由，却坚持意识至上，其现象也可笑至极（如德俄的物理界）。进入20世纪后期，官方再度对科学理论施加条件的作风，则由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政权接手。但是这些人与科学之间格格不入的不安感觉，却一直持续着，更何况科学本身一日千里，越来越不可思议和不可确定。不过要到20世纪下半时期，这种心理才转由基于对科学实际效应的恐惧所促成。

    诚然，科学家自己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早知道，他们的发现可能带来不测后果。自从第一颗原子弹实际使用以来，某些科学家便向他们的政府首脑提出警告，要当心世界现在有了这个毁灭性的力量可供驱使。但是在科学与潜在灾祸之间划上等号，却是本世纪下半期才发展出的概念。其第一阶段——即核子大战的噩梦——属于1945年后超级大国对抗的时期。络二阶段，则属于70年代揭幕的危机时期，范围更为广泛。但是回到大灾难的时期，也许是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严重减速，人类还心安理得，大做其人定胜天的科学美梦。至少，如果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了，人们也以为自然之力无穷，自有办法重新调整，适应人类闯下的祸事。而另一方面，当时唯一令科学家辗转难安之事，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理论到底代表着什么意义。

    2

    “帝国的年代”中的某一时期，科学家们的发现发明，与基于感官经验（或想象）的“现实”之间的那个环节，忽然折断。而在科学与基于常识（或想象）的“逻辑”之间的环节，此时也同时断落。两项断裂，彼此强化，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愈来愈倚重用纸笔写数学公式之人，而不靠实验室内诸公。20世纪，于是成为理论家指导实用师的世界，前者告诉后者应该找些什么，并且应该以其理论之名寻找。换句话说，这将是一个数学家的世界——不过根据作者得自权威的指点，只有分子生物学，由于其理论依然很少是例外。并非观察与实验降为次要，相反地，20世纪科技的仪器、技术，比起7世纪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改变都更巨大，其中有几项甚至因此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即以一事为例，电子显微镜（electron

    microscope，1937）和射电望远镜（radio telescope，1957）的发明，便突破了历来光学显微镜放大的限制，使得人类可以更深入地近观分子甚至原子世界，远眺遥远宇宙苍穹。近几十年来，在电脑的协助之下，种种程序过程的自动化，以及愈加复杂的实验活动与计算，更使实验人员、观察人员，以及负责建立模型（model）的理论人员更上层楼。在某些领域，如天文学，仪器技术的进步更造成重大发现——有时却属无心栽柳的意外结果——并由此更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创新。基本上，现代天体学（cosmology）便是由以下两大发现所促成：一是哈勃（Hubble）根据银河系光谱（spectra

    of galaxies，1929）分析所做的观察结论：宇宙在不断扩张之中；一是彭齐亚斯（Arno

    A．Penzias）与威尔逊（Wilson）于1965年发现了天体背影辐射（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电波杂音（radionoise）。但是，对短促二十世纪的科学研究而言，虽然理论与实务依旧并重，指挥全局者却已是理论大家。

    对于科学家本身来说，与感官经验及常识告别，不啻意味着从此与本行经验原有的确定感，以及过去惯用的方法学分道扬镳。这种现象的后果，可由伊然本世纪前半期众科学之后的无上学科——物理学——的演变一见分晓。诚然，物理学的关心焦点，仍旧是小到（不论死活）一切物质的最小成分，大到物质最大组合的质性结构。就这方面而言，它的地位依然无可动摇，即使在世纪末了的今天，仍旧是自然科学的中央梁柱。不过进入本世纪的第二时期，物理学的宝座却面临生命科学（life

    science）的挑战；后者则因50年代后的分子生物学革命而完全改观。

    所有科学之中，再没有一门学问，比牛顿物理的世界更坚实、更连贯、更讲求方法。但是普朗克（Max

    Planck）和爱因斯坦的理论一出，再加以源自上个世纪90年代放射线发现的原子理论问世，却使其根基完全动摇。古典物理的世界是客观的，即在观察工具的限制条件之下（如光学显微镜或望远镜），可以对事物进行适当观察。古典物理的世界也绝不模棱两可：任何一种物体或现象，不是此就是彼，不是如此便是那般，其间的分野一清二楚。它的定律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论微观世界或大天体，在任何时空下均能同样成立。衔接各个古典物理现象的机体，也明白可辨，可以用“因果”关系的名词表达。在这个基本观念之下，整个古典物理世界的系统属于一种“决定论”（determinism），而实验室实验的目的，则专在摒除日常生活笼罩的复杂迷障，以展现其确定性的本相。只有傻瓜或小孩子，才会声称鸟群或蝴蝶可以不顾地心引力定律自由飞翔。科学家很知道世上有这种“不合科学”的说法，可是作为科学中人，这些“胡说人道”不关他们的事情。

    但是到了1895－1914年间的时代，古典律的世界却被人提出质疑。光束，到底是一道连续的波动，还是如爱因斯坦依据普朗克所言，乃是一连串间断的光子（photons）放射而成？也许，有时候最好把它看作光波——也许，有时候以光点为宜；可是波点之间，有没有任何关系？如有，又是何种关联？光之为物，“到底”是啥玩意？伟大的爱因斯坦本人，在他提出这道难解谜题的20年后也说：“对光，我们现在有两种理论，两种都不可或缺，可是——有一件事却不能否认——尽管理论物理学家花了20年的巨大工夫，两种理论之间，却仍旧找不出任何逻辑关系。”（Holton，1970

    p．1017）而原子之内，到底有何乾坤？现在众所周知，原子已经不是最小物质了（因此与其希腊原名的意味相反），既非最小，自然也非不可再分之物，其中更有大千世界，包含着更小更基本的各种物质。有关这方面的第一项假定，是于1911年卢瑟福（Rutherford）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发现原子核（atomic

    nucleus）后提出——这项伟大发现，可谓实验式想象力的光荣胜利，并奠定现代孩子物理学的根基，更开创最终成为“大科学”的先河——他发现原子核外，尚有电子循轨道环绕，正如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太阳系样。但是更进一步研究，探索个别原子结构——其中尤以1912－1913年间玻尔的氢结构研究为最著名；玻尔本人对普朗克的“量子说”也有所知——却再度发现实际与理论不合。在他的电子，与他自己所说的“各项观念连贯交融，令人称羡，不愧是电动力学（electrodynamics）的经典理论”（Holton，1970，p．1028）之间，存在着重大冲突。玻尔提出的模型虽然不失有效，具有精彩的解释及推测能力，可是却与古典的物理世界大异其趣。从牛顿的机械观点观之，简直“可笑并违反理性”，而且根本否认原子大千世界的内部真相。因为在实际上，电子是跳跃式而非循序渐进，或在不同的轨道出没。发现它的一刹那，也许在此轨道上；下一瞬间，可能又在彼轨道上。来去之间，到底有何玄机？也非玻尔模式所能解释。

    科学本身的肯定性，便随着这个“次原子”层次观察现象的过程本身，发生改变，随之动摇：因为我们越想固定次原子级粒子（particle）的动向，它的速度却越发变得快不可捉。电子的“真正”位置到底何在？有人便曾如此形容过这方面的努力：“看到它，就得打昏它。”（Weisskopf，1980，p．37）这种矛盾，即德国那名年轻优秀的物理学家海森伯格，于1927年归纳出的著名理论：“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并以其大名传世。而此定理之名，着重在“不准”本身，的确意义非凡，因为它正标明了“新科学”中人的忧心所在。“旧科学”的十足肯定，已被他们抛在身后，“新科学”的一切却那么不可捉摸。并不是他们本人缺乏肯定，也非他们的结果令人怀疑。相反地，他们的理论推演，看起来再天马行空，再不可思议，最后却一一均为单调无聊的观察实验所证实。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起（1915年），即为如此——相对论的最早证据，应是由1919年英国一支日食观察队提出，队员们发现某些遥远星光，一如相对论所推测，向太阳折射而去。其实就实际目的而言，粒子物理与牛顿物理无异，其规律同样可测——虽然模样性质大异其趣——但是至少在原子一级以上，牛顿与伽利略的学说依然完全有效。令科学家紧张的是，新旧之间，却不知如何配合是好。

    到了1924－1927年间，在本世纪前25年里令物理学家大感不安的二元现象，却突然一扫而空，或可说一时靠边站。此中功臣，得归因于数学物理一门的崛起，即在多国同时出现的“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原子世界之内的“真相”原不在“波”或“质”，却在无可分解的“量子状态”（quantumstates），能以“波”或“质”任一种状态表述。因此，硬将其编列为连续或间断的动作，根本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紧追着电子的脚步观察。现在不行，将来也永远不能。于是古典物理的所谓位置（position）、速度（veIocity）、动量（momentum）等观念，超出某个地步便不能再予应用，即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所点明的界限。当然，出了这个界限，自有其他观念可循，可以产生较有把握的结果。即（负极）电子，被限制在原子内部，贴近（正极）原子核之下，所产生的特定“波纹”或震动“模式”（pattern）。在这个有限空间里接连发生的“量子状态”，便形成了频率不同、却规则清晰的模式；并一如各个相关能量般，可经由计算取得，正如奥地利的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于1926年时所示。这些电子模式，具有惊人的预测及解释效力。因此多年以后，当钚（plutonium）首次为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原子反应堆提炼成功，正式踏上制造第一颗原子弹之途时，虽然所得数量极少，根本无法观察其质性，但是根据钚元素原子本身的电子数，再加上其九十四电子绕行核子的震动频率，就凭这两项资料，再也没有别的，科学家就得以正确估出，钚将是一种褐色金属，每立方厘米的质量约为20克，并有某种电导热导作用及延展性质。至于“量子力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原子、分子、或任何其他由原子出发的更高组合，却能保持稳定；同时也指出，加上何种程度的额外能量，将可改变此等稳定状态。事实上，便曾有人赞叹道：

    甚至连生命现象——举凡脱氧核糖核酸的形状，以及各种不同的核苷酸（nucleotides），在室温下皆能抗拒“热运动”（thermal

    motion）——都是基于这些根本模式存在。甚至连一年一度的春暖花开，也是基于不同核苷模式的稳定性而发生的啊（Weisskopf，1980，pp．35－38）。

    然而这种种对自然现象探索的伟大突破，效果虽丰，却是建立在过去的废墟之上，并刻意回避对新理论的质疑。所有以往被科学理论认定为肯定恰当的古典信条，如今都已作废：新提出的理论虽然匪夷所思，众人却将疑心暂时搁置。这种现象，不只老一代的科学家感到烦恼。以剑桥迪拉克（PaulDirac）的“反物质”（antimatter）说为例，即是于他发现其公式可以解决某种电子状态之后提出。借用他的公式，可以对带有“低于”虚空空间零能力的电子状态加以解释。于是对日常事物毫无意义可言的“反物质”观念，迅速为物理学家大加采用（Steven

    Weinberg，1977，pp．23－24）。这个字眼本身，便意味着一种不让任何“既有现实”的成见，阻碍“理论演算”进步的刻意心态：管它“现实”如何，迟早总会赶上理论公式推算的结果。不过，这种观念毕竟不易被接受，甚至连那些早已将伟大卢瑟福的教诲忘在脑后的科学家也不例外。卢瑟福曾经有言，任何物理学说，若不能向酒吧的女招待解释清楚，就不是好道理。

    可是即使在“新科学”的开路英雄当中，也有人根本不能接受“旧日肯定”时代的结束，甚至包括新科学的开山始祖，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两人在内。爱因斯坦本人，即曾以一句名言，一吐他对“纯粹或然率式的法则”——而非“决定性的因果论”——的怀疑：“神，可不掷骰子”。他并没有大道理可以辩解，可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量子力学不是真理”（M．Jammer，1966，p．358）。提出量子革命理论的各位大家们，也曾企图左右通吃，以一套包一套的说法，去除当中的矛盾之处：薛定谔便希望他的“波动力学”（wave

    mechanics），可以澄清电子“跳”轨的现象，将之解释为一种能量变换的“连续”过程。如此，便可面面俱到，保存古典力学对空间、时间及因果关系因素的考虑。开拓新科学的先锋大师，尤以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为著，对自己领头走出的这条新路正在犹豫之间，一闻此说，不禁大为释怀。可是一切尽皆徒然。新球赛已开场，旧规则再也不适用了。

    物理学者，能否学着与这种永久的矛盾相安呢？玻尔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势在必行。自然万象的宏大完整，受到人类语言特色的限制，不可能只用单一的描述解释它的全部。描叙自然的模型，不可能只有一种，唯一能够抓住现实真相之道，只有从多种角度以不同方式报告之、集中之、互补之，“将其中外在有差异、内在有矛盾的各方面形容描述，以无尽的组合重叠之”（Holton，1970，p．2018）。这便是玻尔“互补论”（complementarity）的基本原理，一种近似于“相对性原理”（relativity）的形而上学观念，原是他由那些与物理毫不相干的作家的理念得来，并认为此中精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玻尔提出“互补论”，并非有意鼓励原子科学家更进一步，却只是一种想要安抚他们的困惑茫然的好意。它的魅力，原在理性之外。因为我们众人，不只是聪明绝顶的科学家们，都知道世间事多繁复，同一种事物，本身便有多种不同方式可以观照；有时候也许不能类比，有时候甚至相互矛盾，但是每一种方法，都应该由事物的整体面去体会立。可是，这种种不同之间，到底有何连结相关，我们却茫然不知。一首贝多芬奏鸣曲产生的效应，可以从物理、生理、心理，多方面研究考察，也可以纯粹通过静耳倾听吸收。可是这种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之间，究竟如何关联，却无人知晓。

    但是尽管多方脱解，不自在的感觉仍然存在。就一方面来说，我们有新物理在1920年的大合成，提供了解开自然奥秘的钥匙，甚至到20世纪后期，量子革命的基本观念也依然继续应用。但是自从1900－1927年以来，除非我们将电脑技术理论造就的“非线性式研究”（non－linear

    analysis），也视为离经叛道的激烈新改变，物理界可说无甚剧烈变动，却只在同样观念架构之下做演进式的跃进而已。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其中却有着总体性的不连贯存在。1931年时，这种不协调的现象，终于扩展至另一学科——连数学的确定性也面对重新考虑。一位奥地利数学逻辑学家哥德尔（Kurt

    Godel）证实，一组原理永远不可能靠它本身成立；若要显示其一致性或无矛盾性，必须用外界另一组陈述才行。于是证明“哥德尔定理”，一个内部无矛盾、自和谐的世界，根本便属匪夷所思的想象了。

    这就是“物理危机”（crisis

    in physics）——借用英国一位年轻马克思派学人考德韦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大作的书名（这名自学成才的学者，后在西班牙不幸殒命）。这不但是一个“基础的危机”（crisis

    of the foundations）——正如数学界对1900-1930年间的称谓（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章）——也是一般科学家共有的世界观念。事实上，正当物理学家对哲学性问题耸耸肩膀，回头继续埋头钻研他们面前的新领域时，第二阶段的危机却也正大肆闯入。因为到30年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