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里，摩德那（Modena）眼见大跃进的发生。从最早意大利统一（ltalian

    Unification）之日起，一直到大跃进发生之前，人们始终陷在一个不断等待、长期等待的处境里，其间偶尔有些短暂的改进。但是猛然间，却开始了彻底的转型，于是一切都以闪电的速度开始进行。而现在一般人享受的生活，以前只限于一小批特殊阶级。

    ——穆基奥里（G．Muzzioli 1993，p．323）

    一个人只要头脑清醒，肚子饿的时候绝不会把身上仅存的一块钱用去买食物以外的东西。可是一旦衣足食饱，他就会开始考虑其他用途。在电动刮胡刀和电动牙刷之间，便可以说动他做一选择了。因此，在价格和成本之外，消费者需求，也成为另一项可以管理并操纵的东西。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恩（J．K．Galbraith

    1976，p．24）

    1

    世人观事探理，往往与史学家相似：只有于回顾往事时，才能认清自身经验的本质。50年代时，众人开始意识到年头的确越来越好，若与二战爆发之前的日子相比，更见其佳。持有这种想法者，尤以那些国势蒸蒸日上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为最。1959年，英国某位保守党首相保住首相宝座，赢得大选的口号便是：“你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吧。”这句话显然相当正确。但是一直要到这段欣欣向荣无限繁荣的美景过去，进入动荡不安的70年代，等待着伤痕累累的80年代，观察家才幡然醒悟——主要是以经济学者为首——恍然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正结束了一个在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极为特殊的时期。众人搜索枯肠，想要为这个时期拟一个恰当的名称；于是法国人士有“光辉三十年”，英美社会则有“四分一世纪黄金年代”（Marglin

    and Schor，1990）的种种说法。金色的光辉，在随之而来数十年黑暗的危机背景衬托之下，越发显得灿烂。

    众人之所以如此迟钝，花这么多年时间才认识到当年美景的特殊之处，其中原因有几个。对美国来说，繁荣不是什么新鲜事，毫无革命性的突破可言，只不过是战争时期经济扩张的持续而已。自从大战时期开始，这个国家就受战争之赐而发达，不但没有遭到任何物质损害，全国国民生产总额（GNP）反而增加三分之二（Van

    der Wee，1987，p．30）。到战争结束，美国已一跃几乎占全球工业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二。但也正因为其架构之庞大及跃升之迅速，美国经济在战后黄金时代的表现，相对地也就不如其他国家在此时期增长率惊人，因为后者起步的基础远较美国差。1950－1973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均低于其他工业国家（英国除外）；更重要的是，其增长率较其前期的冲动活力也更见逊色。其他工业国家中，即使连增长远较他国迟缓的英国在内，均突破了本国过去的记录（Maddison，1987，p．650）。事实上就美国而言，从经济和科技的角度而言，这个时期的发展非但没有进步，反呈相对性的倒退。美国人单位工时的生产力，与他国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以1950年这一年为例，虽说美国国内生产总额每人所得是德法两国的双倍，日本的五倍，并超出英国一半，其他国家却急起直追，追赶之势，一直到进入70和80年代仍未停止。

    日本和欧洲各国战后的首要目标，自然一致以恢复在大战中损伤的元气为主。因此1945年后的头几年里，各国衡量本国成功的标准，不是以未来为尺码，而是完全建立在与过去水准接近的程度之上。对于非**国家而言，这项疗伤止痛的过程，也意味着必须将心中对战争及战时抵抗运动遗留物的害怕心理——即对社会革命与**势力的恐惧感——抛诸脑后。到1950时，多数国家（德日两国除外）均已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准。但是早期的冷战，加上当时法意两国国内残存的强大**势力，却使当时众人不敢稍存安逸之感。总而言之，一直要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终于真正感受到增长在物质上带来的种种好处。以英国为例，这种感觉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变得明显起来。在此之前，相信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在任何选举当中，以前述麦克米伦的竞选口号获得胜利。即使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如此富庶的地区，所谓“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带来的惠泽，也要到60年代才变得逐渐普遍（Francia，Muzzioli，1984，pp．322-379）。更有甚者，一般在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中存在的秘密武器，即社会上的全面就业现象，也一直要到60年代，欧洲失业率约为1．5％之际，才成为普遍的趋势。而在50年代，意大利还有8％的失业率。简言之，进入60年代，欧洲各国才理所当然地看待自己无比繁荣的现象。从此开始，“有见识”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经济大势从此只会永远地向前走，向上升。1972年，联合国某位人员曾在报告中写道：“60年代的增长趋势，无疑也将于70年代初期与中期继续进行。……目前看不出任何因素会对欧洲各国经济的外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随着60年代的发展，由各先进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D），也将它对未来增长的预估修正为更乐观的数字。到70年代，“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依保守的中等估计”），更被设定为5％以上（Glyn，Hughes，Lipietz，Singh，1990，p

    39），但是事实发展证明，结果全然不是这样。

    如今回顾观察，30年的黄金岁月，基本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30年间，这些国家占了全球总出产额的75％，以及出口总量的80％以上（OECD，Impact，1979，pp．18－19）。但是在当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使得这个繁荣时期一时不易为人所察觉。那就是在50年代，经济**的现象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与特定的经济区域无关。事实上刚一开始，新扩张地盘的社会主义国家仿佛还占了上风。苏联在50年代的增长率，胜过西方任何一个国家；而东欧各国经济增长之速，也几乎不下苏联——尤以过去一向落后的国家最为快速，而已经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国家则较为缓慢（不过**东德却远远落在非共的德意志联邦之后）。到了60年代，东欧集团的增长开始失去冲动，但是它在黄金年代国民所得的增长，却稍高于（苏联则较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IMF，1990，p．65）。到了60年代，资本主义变得明显地领先于社会主义了。

    然而，黄金年代毕竟仍不失为世界性的现象，虽然对世上绝大多数人口来说，他们生活的国度贫穷落后，这繁荣富裕的景象始终不曾近在眼前（不过联合国专家却想方设法，要为这类国家粉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不断激增，1950年后，非洲、东亚、南亚三地的人口，35年之间足足增加了一倍有余；拉丁美洲人口增加的速度更为惊人（World

    Resources，1986，p．11）。到了70和80年代，第三世界更是饥荒频仍，哀鸿遍野。代表着这饥荒的标准形象，也就是瘦骨磷峋的异国儿童，频频出现于西方家庭晚餐后的电视屏幕上。可是回到黄金年代，却没有这种集体大饥荒的现象出现。唯一的例外，只有因战争及政治疯狂造成的悲惨后果。事实上当时人口数字倍增，平均寿命也延长7年——若将1960年的数字与1930年相比，更高达17年之多（Morawetz，1977，p．48）。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胜过人口增长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及各个主要非工业地区均属事实。50年代，在每一个“发展中的地区”，平均国民粮食生产每年均增加1％。只有拉丁美洲稍为逊色，但亦呈增长之势，只不过速度不及他处辉煌而已。进入60年代，世界各非工业地区的粮食生产依然保持增长，可是速度却异常缓慢（拉丁美洲再度例外，只是这一回它却一反落后姿态，领先其他各国）。总之，穷国于50和60年代的粮食生产总和，其增长均胜过发达国家。

    到了70年代，在一些原本属贫穷地区的国家之间，也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因此若再将这些国家的数字混为一谈，便失去意义。如今某些地区，如远东和拉丁美洲，生产力增长之速，远超过其人口的增加；而非洲地区则欲振乏力，每年以1％的速度呈落后之势。到80年代，在南亚和东亚以外的世界贫困地区，国民粮食生产完全停止增长（即使在以上这两个地区，增长率也比70年代为差，如孟加拉、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至于其他的一些地区，则比其70年代的水准减少甚多，甚至直线下降，其中尤以非洲、中美洲和亚洲近东为最（Vander

    Wee，1987 p．106；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

    2，pp．113-15）。

    同时，发达国家的问题却完全相反。它们的烦恼是粮食生产过剩，多到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因此到了80年代，它们的对策有二：一是大量减少生产，二是（如欧洲组织的做法）将其“奶油成山”、“牛奶成河”的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穷国倾销。穷国的生产者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荷兰乳酪的价钱比在荷兰本地更低。说也奇怪，一边是粮食过剩，一边是饥肠辘辘，这种景象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曾经引起世人多少愤慨，如今到了20世纪的后半时期，却少有人闻问。此中差异，衬托出60年代以来，贫富两世界之间差距日益加深。

    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自然在世界各地加速进行，这种现象，甚至包括了“第三世界”。在旧大陆的西方，西班牙和芬兰等地，发生了戏剧化的工业革命。而在“货真价实”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见第十三章），也开始建立了大规模的工业部门。至于第三世界，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newly

    industrialising countries，NIG），虽然在黄金时代之后才出现，但是其中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却急速减少，至少也不再偏重农业作为换取其他进口品的手段。到80年代末期，只有15国仍靠农产品的出口换购半数的进口。除了新西兰之外，这些国家都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 11，pp．149－151）。

    世界经济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着，进展之快，到60年代，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兴旺。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20年间，世界各地制造业的总产量一跃增加4倍之多。更有甚者，全世界工业品的贸易额则更增长了10倍有余。而同一期间，全球的农产品总产量虽不及工业产品增幅惊人，竟也大量增加。这一回，农产量的增长，不像以往多靠新耕作面积取得，而是由于现有耕地生产力的提高。每单位公顷的谷物收获量，在1950-1952和1980－1982年两个三年之间，增产达两倍——而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三地，则更激增两倍以上。同时，全球的渔业产量于再度萎缩之前，也跃增了三倍（WorldResources，1986，pp．47，142）。

    爆炸性增长的同时，却造成一项为当时众人所忽略的副作用，如今回首，却早已隐含着威胁之势，即地球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除了热心野生动植物的人士，以及其他人文及自然稀少资源的保护者之外，这两项问题于黄金时间极少为人注意。其中原因，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观念作祟，认为衡量进步的尺度，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控制越强，进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深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因此完全不顾生态后果，贸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就时代而言已属落后，以铁与烟为主的重型工业。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旧有19世纪工业家所持的座右铭，所谓“哪儿有垃圾，哪儿就发财”之说（就是“污染即金钱”），也依然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对此深信不疑者，尤以筑路建屋的房地产界为主，再度在土地投机上发现了暴利的机会。这条发财之路绝对不会出错，只要挑对了一块地，然后静坐守株待兔，土地价格自然就会直线上升，一发而达天价。只要地点好，地产投机商几乎无须任何成本，即可摇身一变而成百万富翁。因为他可以以土地上未来的建筑物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只要土地的价格持续上升（不管已建未建，有住户或空屋），还可以一路继续地借下去。但是到了最后，高筑的债台及泡沫堆积的幻象终有破灭的一天——于是跟以往出现过的繁荣时期一样，随着房地产界连带银行的倒台崩溃，黄金年代画上了句点——最后的终点来临之前，世界各地的都市中心，不论大小，都已因“开发殆尽”而告毁灭。旧有的中世纪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观，如英国伍斯特（Worcester）、西班牙在秘鲁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马（Lima），都是被这股开发狂潮吞灭而毁坏。因为当时东西两方当局都同时发现了一个解决房荒的妙法，就是将大量生产的工厂手段，应用于平民住宅的兴建之上，不仅完工快速，而且成本低廉。于是各个都市的郊外，便充斥着这类面目呆板，缺乏变化，样子咄咄逼人的大批高楼公寓住宅。60年代，恐怕将在人类都市化的历史上永远留下最具毁灭性十年的臭名。

    事实上回顾当时的心理，众人不但对生态和环境毫无担忧之心，反而沾沾自喜，大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成就感。岂不见19世纪污染的后果，如今已臣服于20世纪的科技进步及生态良心之下吗？1953年起伦敦市内禁燃煤炭，区区一举，岂不已将狄更斯小说中熟悉的雾都景象，那时不时席卷伦敦城的迷茫深雾，从此一扫而空？几年之后，岂不见鳟鱼又游于一度死去的泰晤士河上游？乡野四郊，过去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一排排大量吞吐着浓烟的巨大工厂，如今岂不也为轻巧安静的新型厂房取代？交通方面，更有飞机场取火车站而代之，成为人类运输的典型建筑。随着乡间人口的疏散，新一批住户开始迁入，多数以中产阶级为主。他们涌向弃置的村庄农场，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更接近于大自然。

    尽管如此，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冲击极其深远，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这方面的变化，并不只限于都市和工业；影响之深广，众人最后终于醒悟，即使连农业活动也深受冲击。而这股冲击的影响，自20世纪中叶以来，越发显得变本加厉。其中原因，主要是出于地层中石化能源的开发利用（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天然能源）。而自19世纪开始，就有人为这些能源的开采耗尽而担忧。事实上新矿源却不断被发现，超过人类能够利用它们的速度。当然，全球能源的消耗量自然急遽增加——1950－1973年间，美国一地的用量甚至一跃而为10倍（Rostow，1978，p．256，Table

    III，p．58）。黄金时代之所以金光灿烂，其中一个原因，是出在1950－1973年的整整14年间，沙特阿拉伯所产的原油每桶不到2美元。在那一段时间里，能源成本低廉得近乎可笑，而且更有日趋走低之势。说来矛盾，一直到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员国终于决定提高油价，以反映汽车交通文化所能负荷的真正成本之后，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运输方式大量增长的后果，才开始受到生态观察家们的认真注意及对待。但是为时已晚，汽车文化大都会的天空已经漆黑一片，尤以美国的情况最为严重，首先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都市里混含着黑烟的浓雾。除此之外，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也使大气层的温度在1950－1973年之间足足升高3倍，意味着这个气体在大气层中的密度以每年近1％的比例增高（World

    Ressources，Table11．1，P．318；11．4，p．319；V Smil，1990

    P．4 Fig．2）。至于破坏臭氧层（ozone）的化学物质氯氟碳（chlorofluocarbons）的产量，更以直线呈惊人增加之势。二战结束时，氯氟碳的使用几乎等于零；但是到1974年，每年有30万吨以上的单一化合物（one

    compound），以及40万吨以上的他种化合物被排入大气层（World

    Resources，Table 11．3，p．319）。制造这股污染的罪魁祸首，首推西方各个富国，然而苏联也不能够推掉它的一份。苏联的工业发展，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尤重，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污染，与美国旗鼓相当，1985年，几乎达到1950年的5倍（就每平均人口制造的污染而论，美国自然遥遥领先）。这段时间当中，只有英国一国，真正做到了降低居住人口平均每人二氧化碳的排出量（Smil，1990，Table

    I，p．14）。

    2

    起初，黄金年代这股惊人的爆炸增长之势，似乎仅是过去增长的重复，只不过这一次幅度尤为巨大而已。1945年前的美国，即曾经历这股蓬勃的增长；如今则以美国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典范，再将这把火燎原般蔓延到全球各地。就某种层次而言，这个现象的确属于一种国际化的趋势。比方汽车时代早已在北美降临，可是一直要到大战之后方在欧洲地区出现，并在更以后的时间，才以比较缓和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以及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在此同时，对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大地子民而言，卡车和公共汽车，则在低廉的油价之下成为大众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如果西方富裕社会的兴旺，可以以私有汽车的增长率衡量——以意大利为例，即由1938年的75万辆激增为1975年的1500万辆（Rostow，1978，p．212；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Table 175，p．960）——那么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尺码，则可由观察其卡车数量的增加速度而得。

    世界经济的大繁荣，因此就美国而言，是继续以往的增长趋势，就其他国家地区而言，则是一路急起直追。亨利·福特提出的大量生产模式，跨洋越海，成为新兴汽车工业忠实遵循的不二法则。而在美国本土，福特式教条则延伸至其他生产和制造行业，从房屋兴建，以至垃圾食物，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麦当劳的兴起，可谓战后一大成功范例）。过去仅为少数特殊阶级生产服务的产品，如今开始大量产销，向广大的群众市场推出，带着大规模人潮涌向阳光海岸的旅游业即为一例。大战之前，北美地区前往中美及加勒比海的观光旅客，每年最多不超过15万；可是1950－1970年20年间，这个数字却从30万人暴增为700万人（US

    Historical Staristics，I，p.403）。至于前往欧洲地区旅游的数字，自然更为惊人。单以西班牙一地为例，该国直到50年代后期为止，可谓毫无大规模旅游业可言；但是到80年代末期，每年却迎来5400万以上的游客人潮（Stat．Jahrbuch

    1990，p．262）。以往被视为豪华奢侈的享受，如今已成为家常便饭，标准的生活舒适条件——至少在富国如此；如冰箱、家用洗衣机、电话等等。1971年时，全球已有2．7亿万部电话机，主要是在北美和西欧地区，而其扩展之势，更以加速度的比例增加；10年之后，即已倍增。在已开发的市场经济地区，平均每两人便有一部以上的电话（UNWorld

    Situation，1985，Table 19，p．63）。简言之，这些国家的居民，如今已经可享用他们父辈只有极富之人才能拥有的种种享受——其中当然只有一事例外，这些“服务”的提供者，已由机械代替了仆役。

    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一时期最为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其中经济繁荣的最大动力，多是来自科技方面的种种突破与革命。科技不但将众多旧有产品改良，并且进而促成大量新产品的出现，其中许多是闻所未闻，在战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新发明。某些革命性的产品，如命名为“塑料”的合成物质，是于两战之间开发而成。有些则已经进入商业生产的阶段，如尼龙（nylon，1935）、聚苯乙烯（polystyrene）、聚乙烯（polythene）等。另外有些产品，如电视，以及磁性录音带的技术，此时却才刚刚结束试验的阶段。此外大战时对高科技的需求，更为日后的平民用途开发了众多革命性的处理过程，如雷达、喷气式引擎，以及为战后电子产品与信息科技奠定基础的各种重要观念与技术。这方面的发展，以英国表现为最强（后由美国接手延续），远胜一心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德国人。如没有这些战时打下的研究基础，那么1947年发明的晶体管，以及1946年发明成功的第一部民用计算机，必将延后多年方能出现。也许是幸运吧，首次于战时为人类所开发，却使用于毁灭用途的核能源，就整体而言，始终停留在平民经济的范畴之外。唯一的最大功用，仅在全球电力生产方面略尽功能（至少到黄金时代为止均系如此）——1975年，核能发电约占全球发电量的5％。然而种种发明创新问世的年代与目的，无论是出于两战之间或二战之后的科学研究，或基于两战之间的技术甚或商业开发，甚或来自1945年后突然猛进的大跃进时期——如50年代发明的集成电路，60年代的激光技术，以及各项由太空火箭衍生的技术发明——就我们探讨的宗旨而言，其中先后分野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黄金时代的繁荣，对种种先进甚至为常人难懂的科学研究倚重之深，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高深专业的科研技术，如今往往在数年之内，即可于应用领域找到实际用途。两百年来的工业发展，甚至包括农业在内，终于开始决定性地跨越了19世纪为我们设下的技术范畴（见第十八章）。

    对一个观察者而言，这段科技大地震时期至少有三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它完全改变了富国居民日常生活的面貌（贫国亦然，只不过程度较轻）。幸亏有了晶体管及体积小却时效长的电池，如今即使在最遥远偏僻的村庄，也可以收听到无线电的广播。又有“绿色革命”，为稻麦耕作带来了巨大转变（人人脚上一双塑料鞋，取代了以往的赤足）。任何一位欧洲读者，只要检点一下自己身边各式各样的所有物，即可证明这第一点所言不虚。冰箱冷冻柜里丰富的宝藏，满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之物（其实连冰箱冷冻柜本身，也是1945年前很少有家庭拥有的著移品）；冷冻处理的各式食品、工厂环境大量饲养生产的家禽产品、加了催生剂及其他各种化学物质以改变味道的肉类，有的甚至是以“去骨的上等好肉仿制”而成（Considine，1982，pp．1164ff），还有那绕过半个地球空运而来的新鲜产品，在这个时代以前，是绝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与1950年比较，各种自然或传统物质——如木材、以传统方式处理的金属制品、自然纤维或填充料、甚至包括陶瓷在内——种种材料在我们各家厨房、家用器具、个人衣物当中所占的比例，的确都呈现急速下降的趋势。然而，在经营者大肆吹嘘推销下（经常是有系统的极尽夸张之能事），个人卫生美容用品的产量之大，及其花样名目之繁多，却往往使我们忽略其中到底含有几分真实性的创新。科技的翻新变化，使得消费者的意识达到一个地步——只有新奇，才是促销的最好手段。这种诉诸新奇的推销手法，从合成清洁剂（是于50年代成形进而成为“一代产品”），到膝上的便携式电脑，应用面之广无所不容。其中所持的假定是，“新”就是“好”。“新”，不单代表着更上层楼，“新”，简直就意味着“革命”性的突破。

    这一类假新奇之名的产品除外，其他代表真正新科技新突破的产品同样层出不穷：电视机、塑料唱片（1948年问世）、其后的大盘录音带（卡式录音带于1960年推出）、磁片CD，以及取代以往那种大而笨重的携带式小型晶体管收音机等等——笔者的第一部携带式收音机，是60年代后期获赠于一位日籍友人。此外尚有数字型手表、袖珍计算器（其动力先为电池，后为日光能源），以及后来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摄影器材，录像产品。种种新发明共有的一个最大现象及意义，在于这些新产品的体积不断缩小，越来越方便随身携带，其研制销售的范围及市场因而也越发扩大。然而科技革命的象征，在另外一些表面似乎毫无改变的产品上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比方如个人式休闲用的小艇，自二战以来，其实已经从头到脚全部彻底更新。船上的各项设备，无论是桅杆还是船体，风帆还是索具，导向还是航行工具，都与两次大战之间的船只截然不同。唯一不曾改变的部分，只剩下它的外形和功用。

    第二，各项发明突破涉及的科技愈复杂，从发现或发明到商业生产的过程也同样地愈为复杂，其间必须经历的程序更是精细繁多，所费不赀。研究发展（R＆D）于是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市场经济体”超越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便也因此愈发强化（我们在第十六章将会看见，科技创新的开花结果，并未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出现）。70年代在这些“发达国家”里，每百万人口便有千名以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孜孜不倦致力于研究发展的事业。可是同样的人口，在巴西却只有250名科技人员，印度有130名，巴基斯坦60名，肯尼亚及尼日利亚更只有微不足道的30名左右（UNESCO，1985，Table

    5．18）。更有甚者，由于创新已成为一种持续的过程，以至于新产品的开发成本，也变为生产成本中庞大而不可或缺的一环了。而这项成本，更有与日愈增之势。即以极端的军火工业而言，区区金钱成本一事，已不再是考虑项目。新研制成功的装备，往往还来不及应用到实际用途上，就得完全毁弃另起炉灶，因为比它更先进的发明已经又出炉了（自然也更为昂贵）。这种不断推陈出新，对生产厂商却有着极大的利益可言。至于其他比较以大规模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如化学制药而言，一项大众真正迫切需要的新药物的问世，在专利的保护之下，往往可以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中为厂家赚取丰厚的利润。如此巨大的利润，被制造商解释为从事进一步研究绝对不可或缺的资本。而其他比较不容易获得垄断性保护的事业，只有尽快大捞一笔，因为一旦类似产品进场竞争，价格势将一落千丈。

    第三，种种新科技产品，绝大多数均属于资本密集，并具有减省劳力甚或取代劳力的一大特性（当然对于那些具有高层技术的科学家及技师而言，他们贡献的人工劳力不在此限）。黄金年代的最大特色，因此便在于它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资本；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不需要人力，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剩下消费者一角。然而经济冲刺的力量速度太大，终一代人，都不曾意识到这一发展现象。相反地，经济增长如此猛烈，一时之间，甚至在工业国家里面，工业工人阶级的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但未曾改变，有时甚至呈上升之势。在美国以外的各个先进国家中，战前不景气及战后复员累积下来的劳动力，在大量需求之下很快干涸，各国只好不断由本国乡间及国外涌入的移民中，汲取新一批的就业人口。甚至连在此之前一直被保留在就业市场以外的已婚妇女，也开始纷纷加入，而且数字不断增加。尽管如此，黄金时代追求的最高理想——虽然是在逐步实现之中——却是以“无人”方式进行生产，甚至提供劳务：自动化的机器人，在生产线上组装汽车；一排又一排安静无声的电脑，控制着能源生产；飞驰而过的火车，不见一人驾驶。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里面，人类唯一的重要用途只有一项：就是扮演着产品和服务的消受者。可是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这里了。黄金年代的岁月里，这一切看来似乎犹在遥不可及的将来，一切是如此的不真切，就好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曾警告众人未来宇宙将在“熵”（entropy）之下，进入永久黑暗的死亡一般。

    其实正好相反。所有那些大动乱时代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那可怕却无法避免的忽儿繁荣忽儿萧条的循环，那在两次大战之间恶魔般撕裂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循环，如今均已飘然远去，只化作一连串轻微波动的水痕留在人间。这一切，自然都多亏世人的智慧，开始聪颖地运作着总体经济管理的理论——至少那些如今身为政府智囊的凯恩斯学派专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大量失业，在60年代发达的国度里，真不知何处去寻？请看欧洲的失业人口，只占劳动力总数的1．5％；日本更仅有1．3％（Van

    derWee，1987，p．77）；只有北美地区的大量失业现象还不曾完全抹去。贫穷？当然，绝大多数人类仍然陷于穷困之中，可是在工业劳动人口的旧心脏地带，《国际歌》里的那一段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尚有何意义可言？这些工业重地的劳动工人们，如今人人不久就可购得自己的汽车，每年还有带工资的休假，可以在西班牙的海滨自在逍遥。就算日子难过，不幸陷入经济难关，不也有那一日比一日慷慨，愈发无所不包的国家福利，一手接过他们的各项需要，提供在此之前连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各种保护，生病、事故、灾难，甚至连穷人最恐惧害怕的年老岁月，如今都有福利制度一肩担当。他们的收入，不但与年俱增，而且几乎呈自动当然的增加。谁说不是呢？难道他们的收入不会永远地升高下去？生产体系制造提供的种种产品和服务，使得以前视为奢侈的豪华享受，成为每日正常必然的消费项目。消费的幅度及广度，一年比一年更为扩张。更有甚者，从物质的角度而言，人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唯一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些幸福国度子民已然享受的种种好处，扩展至全人类，扩展至那些显然仍占世上绝大多数的不幸子民。他们至今甚至尚未进入“发展”、“现代”的阶段呢。

    于是，人世间还有什么问题尚待解决呢？一位极为聪颖杰出的英国社会政治学家，曾在1956年如此说道：

    传统社会学家的思想往往为经济问题所霸占。这些经济问题，有的来自资本主义，有的来自贫穷，有的来自大量失业，有的来自污秽肮脏，有的来自不安定，有的甚至来自整个系统可能面临的完全崩溃。……可是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除去偶发性的小型萧条之外，以及某些一时的账务平衡危机，全面就业的目标应该可以达到，至少足以维持住某种可以忍受的稳定度。而自动化的推行，相信更可以逐渐稳定并解决目前还存在的生产不足问题。前瞻眺望，若依我们目前的生产率继续下去，50年之内，我国全国的总生产即可高达目前的3倍。（Crosland

    1957，p．517）

    3

    面对着这种异常繁荣，可谓人所未料的经济增长，我们到底该如何解释其中发生的原因？更何况在它的前半生里，这个欣欣向荣的经济体系原本似乎一直在近乎毁灭的死亡线上垂死挣扎。这一段长时间的经济扩张与富强康乐，是跟随在同样一段漫长时期的经济破灭无限烦恼灾难之后而来。此中的循环往复，毋庸我们在此解说。因为自从18世纪末期以来，此类高低往返，长达50年的长周期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基调。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在“大灾难期”的时候，人们便开始注意到循环的经济现象，但是其中原因何在，却始终捉摸不清。长周期理论，一般是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之名传世。就长期角度而言，黄金时代不啻是康氏长周期上扬的又一例证，正如1850－1873年间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景气——说也奇怪，百年前这个景气岁月的年分，与百年之后景气几乎完全吻合——以及维多利亚后期暨爱德华时期的另一景气一般。几次上扬的时期，其前后也都曾出现过长期的下沉阶段。因此，本世纪的黄金时代，不用在这方面另做解释，我们需要探讨的事物，却是这一次上扬的幅度与深度。因为其中所表现的程度，正好与其之前出现的危机与萧条恰成对比。

    资本主义经济此番展现的大跃进，以及因此所造成之史无前例的社会冲击，幅度之广，实在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从表面看，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有着很大的空间可资发展，以求赶上堪称20世纪工业经济楷模的美国。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既不曾受到战争的破坏，也未受战败或胜利的丝毫影响，只有那经济萧条的大恐慌时期，为它划下了一道短浅的伤痕。事实上其他国家，的确也全力以赴，有系统地企图仿效美国。这个全力仿美的过程，加速了经济发展的脚步。模仿容易创新难，前去适应修正一个已存的科技，显然远比重起炉灶从头做起容易得多，有了模拟仿效的基础，发明创新的能力日后便自然随之而来——这一点，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急起直追心态提供的动力，并不能全然解释大跃进的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核心深处，尚兴起了一股重大的改革与重组，而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方面，同样也掀起了一个极为强大先进的发展。

    资本主义本身的改变，促成了一种“混合式经济制度”的出现，使得国家更易进行现代化经济事务的计划与管理，同时也相对地大大推动了需求的增加。战后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往往是一连串由政府支持、监督、引导，有时甚而由政府主动计划、管理的工业化发展的故事。这一类由政府主导的成功事例涵盖全球，从欧洲的法国、西班牙，一直到远东的日本、新加坡、韩国皆是——例外情况少之又少（如香港）。在此同时，各国政府也信誓旦旦，致力于全面就业的形成；并设法尽量减少社会上生活的不平等，即全力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全制度。经由以上这两项政治承诺，奢侈类产品打开了大量消费的市场，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通常越是贫穷的阶层，耗费在基本所需如食物一项开支的比例越高——这项极为合理的观察，是以“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而闻名。回到30年代，即使在富甲全球的美国，家计中三分之一的开销，依然是用在食物上面。可是到了80年代初期，食物开支却一落而为13％，剩下的百分比，都花在其余用项之上。黄金年代来临，“市场”也变得民主化了。

    国际化活动的进步，则大大提高了世界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因为如今国际分工愈加精密老练。刚一开始，这种精细分工的现象只限于所谓“发达国家”的领域，即归属美国阵营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仍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见第十三章），而50年代第三世界一些最为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则选择了一条隔离式的计划经济工业化之路，全力发展本身的工业生产，取代由国外厂家输入的工业产品。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却与海外其余世界进行贸易，而且往往占尽上风，因为交易的条件当然对它们极为有利——也就是它们可以极为廉价的代价，取得所需的原料和粮食——不过真正呈爆炸性增长的贸易项目却属工业产品，以工业化核心国家之间的交易为主。1953年后，20年之间，制造产品的世界总贸易额跃增了10倍以上。19世纪以来，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始终占有着一个极为稳定，稍少于半数的比例，如今却直线上升，一跃而为60％以上（W．A

    Lewis，1981）。此外，即使纳粹以数字而言，黄金年代也反映着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之频繁旺盛。1975年中，仅以资本主义阵营的7大国家为例（7国为加拿大、美国、日本、法国、西德、意大利和英国），即囊括全球汽车总数的四分之三，几乎不下于其电话机的占有比例（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pp．95ff，1018ff）。不过，尽管如此，新的工业革命的浪头，却不再仅限于地球上某一特定地区了。

    资本主义内部的重组，再加上经济事务的国际化，形成黄金时代的核心。至于科技革命带来的冲击，其例虽多，但是否能解释黄金时代的缘由，却不及前面两项显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数十年间欣欣向荣的新工业化现象，多数是建立在旧有科技之上的旧有工业经济不断向外扩散于新兴国家的结果。比方社会主义国家，拾起了19世纪西欧各国的牙慧，即后者赖以起家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而欧洲各国，则向20世纪的美国学步，仿效其石油和内燃机的新兴工业。高级研究鼓励的科技生产，恐怕一直要到1973年后的危机年头开始，才对民间工业产生大规模的冲击。1973年后，几项在信息科技和遗传工程方面的突破发展开始纷纷出现，在此同时，科技在其他未知领域也有了重大的进步。各项主要新发明之中，立刻在战后发挥其改变世界力量者首推化学制药。它对第三世界人口的影响，可说是立即性的（见第十二章）；它对人类文化的冲击，虽然没有这么迅速，在当时却也指日可见——60和70年代在西方世界兴起的性革命浪潮，全靠抗生素出现才成为可能。抗生素的发明，使得杂交、乱交性关系的危险度大为降低，原因有二：其一如今性病轻松可治；其二从60年代开始，避孕药到处供应，唾手可得（但是杂交的危险性，在80年代又随着艾滋病重回人间）。

    总而言之，创新性的高科技发明，迅即成为经济大规模景气当中的一部分。单独来看，虽然不具决定性因素的力量，整体而言，我们却不可将它由黄金年代成因的解释理由中排除。

    战后的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引克罗斯兰（Crosland）之语：“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所谓老店新貌，正像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所言，是一个旧系统的“新”版本。黄金年代的种种面貌，绝非只是由两次大战之间的错误中幡然回头，重归旧有世界的“正常”老路，维持住“高比例的就业率，……并享有高层次的经济增长”而已（H.G．Johnson，1972，p．6）。从基本核心而言，此番繁荣再来，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政治的两大联姻（借用美国人的术语来看，即罗斯福的新政政策），其中向苏联借鉴之处甚多，而后者首开世界各国计划经济之先河。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70和80年代，当建立于这桩联姻体制的政策不复有经济上的成功保护之际，一批奉自由市场学说如神明的经济学者，开始对计划一词口诛笔伐，恨之如见蛇蝎。因此如奥地利经济学家海耶克等辈，从来就不属于实际派的人士，虽然我们可以在言辞上勉强说服他相信，一些有悖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手段也有其效力可言，但是这派人士会以他们高妙的辩辞，全力主张在事实上这种效力根本属于乌有。他们是“自由市场即等于个人自由”的信徒，因此自然便如海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书名所示，《到奴役之路》（The

    Rood to Serfdom），对任何有悖这项法则的手段大加挞伐。即使在经济恐慌大萧条的深谷之中，他们也坚守着市场理论最纯粹的原则。而随着全球各地不同的市场制度及政体的相互搀和，世界愈发富庶，资本主义（再加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再度繁茂。这些人却继续坚持其书生之见，挞伐着种种使得黄金年代发光发亮的缘由。于是在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再也没有人倾听这些老信徒的喃喃呓语了。

    此外，资本主义的改头换面，事实上是经过一批人的深思熟虑才实现的，尤其要靠大战最后几年，那些身居要津的英美人士；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两次大战之间的恶劣经验，尤其是经济大恐慌时期残留的恐怖回忆，其创痛巨深，没有一个人梦想着立即重返空袭警报响起之前的战前岁月。这种心态，和上一次大战之后政界人物急欲恢复当年景象的心理恰恰相反。拿着战后世界经济秩序蓝图规划大笔的政坛学界“诸公”（当时女性还不被容许踏入公共事业的门槛），都曾身历大萧条的低谷，如凯恩斯。自1914年之前开始，他们便已在公共事业的舞台上演出。如果说单靠30年代经济低潮的惨痛记忆，还不足以磨砺他们亟亟改革资本主义的**；那么刚刚结束的一场政治生死斗——这场与大萧条之子纳粹德国的殊死战——其致命之处，却是再明显不过了。更何况眼前还面对着**及苏联势力的西进浪潮，高大的浪头，正卷向失去了作用的资本主义，意欲吞噬这满地的残骸。

    对这批决策人士而言，当时一共有四项事情非常明显。第一，两战之间的灾难动乱，绝对不可以让它再临人间。而动乱灾难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全球贸易和金融制度的崩溃，方使得世界分崩离析，落入奉行独裁的国家经济或帝国之手。第二，全球经济体系在过去确曾有过稳定的局面，而其主控力量则在英国经济的霸权——或至少由其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及其货币系统（即英镑）所维系。但是到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年月，英国及英镑均不复强大，再也不能挑起稳定世界经济的重担；这副担子，如今只剩下美国及美元可以承接了（这个结论自然使得美国人大为兴奋，其他国家人士则不尽然）。第三，大萧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自由市场毫无约束地任意发展所致。因此，当今之计必须经由公共计划和经济管理的帮助，或借此从市场内部的架构着手，方可加强市场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第四，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着眼，绝不可再容许大量失业现象出现。

    至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决策者，他们对于全球贸易和金融体制的重建自然毫无置喙之地；然而对于旧有市场制度自由主义的扬弃，众人却深有同感。本来由国家主导计划的经济政策，从法国直到日本，在许多国家都非新鲜事——某些工业甚至根本属于国有或国营，早是众人相当熟悉的安排，1945年后，也在西方国家更加普遍。国营的趋势完全与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议无关，不过战时种种地下抗敌的政治活动，自然有为这股风气造势之功，使其在战后一时甚为风行——1946-1947年间法国和意大利通过的新宪法，即为一例。反之，在社会主义政府执政15年后的挪威，不论在绝对数字和比例上，国营企业的规模却都比西德为小，而后者自然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