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的第三国际（ThirdInternational）。布尔什维克发起新共产国际的用意，是为取代第二国际（1889－1914年），后者已因无力对抗大战，而告破产。事实上，当时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等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也都已经投票通过，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反布尔什维克的死硬守旧派，已在社会党内成为少数。但是列宁和他的党的目标，并不只是要同情十月革命的人士团结起来，造成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已。他们打算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由以革命征服为职业的国际勇士组成。凡不赞成列宁路线的党派，都被挡在共产国际的门外，甚至遭到驱逐的命运。列宁派认为，第五纵队式的投机心理与改革论调毫无意义，而马克思批评过的“白痴国会”，不用说更一无是处。这些在体制中改革的步调，只会削弱党派的力量。在布尔什维克的心目中，战斗就要来临；而战场上，只需要战士。

    可是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只能在一种条件之下成立：那就是世界革命仍在继续进行，而且革命战斗就要打响。但到了1920年，大势已经明显；欧洲局势虽然仍不稳定，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却已经不再在西方各国的议程上了。但是反过来说，俄国的**政权，也已根深蒂固。不错，当共产国际在俄国集会之际，局势似乎大有可为。已在内战中获胜的红军正与波兰作战，一路往华沙进发，大有顺带将革命大浪扑往西方的气势。这场短暂的俄波之战，起因出于波兰的领土野心。原来大战之后，沦亡150年的波兰终于重新复国，向俄重申其18世纪的疆界权利。这些土地深入俄国，位于白俄罗斯（Belorussia）、立陶宛，以及乌克兰一带。红军的挺进，在俄国名作家巴伯尔（Isaac

    Babel）的文学巨作《红色骑兵》（RedCavalry）中，有着极为出色的描写，广受当代人士的好评。喝彩之人，包括日后为哈布斯堡王朝写挽歌的奥地利小说家罗斯（Joseph

    Roth），以及土耳其未来的领袖暨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然而，波兰工人却未能起来响应红军的攻势，红军在华沙门口被挡了回去。从此，尽管表面仍有活动，西线从此无战事。不过，革命大势向东，却甚有收获，进入了列宁一向密切注意的亚洲。事实上，在1920－1927年之间，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完全寄托在中国的革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革命军势如破竹，一路前进，国民党成为当时全国解放的希望，其领袖孙中山（1866-1925年），不但欢迎苏联的模式、苏联的军援，同时也接纳新生的中国**加入他的革命大业。1925－1927年国共联手挥师北伐，从他们在中国南方的基地出发，横扫中国北方。于是自1911年清王朝覆灭以来，一直到日后国民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清党，屠杀无数**人为止，中央政府的号令，总算第一次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实行。而**在中国的挫败，证明了一件事，便是当时亚洲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即使当革命在亚洲似乎一时大有可为之际，也难掩革命在西方的挫败。

    到1921年，革命大势已去，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革命退守回了苏维埃俄国，但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却也已经不能动摇（见第十三章）。革命从西方的议程上黯然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虽然看出这个事实，却不愿意痛快承认。它们开始呼吁那些被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赶出去的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党派，与**联手组成“联合阵线”。但是这联合阵线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后几代的革命分子却为此长期争辩、分裂。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这番努力来得太迟了。社会主义运动永久分裂之势已经形成。左派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及党派大多数回到由**温和派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阵营。新起的**，在欧洲左派当中最终成为少数。而且一般来说——除了少数的例子，如德国、法国及芬兰——**人即使狂热，始终只能屈居小党。这种情况，一直到30年代才有所变化（见第五章）。

    4

    多年动乱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一个庞大却落后的国家。它的领袖，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动乱的结果，也产生了一个政府，一个纪律严密的国际运动，或许更重要的是一代革命分子。他们在十月革命举起的旗帜之下，在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运动领导之下，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大业。（有一度，他们曾希望革命的总部，不久即将从莫斯科迁到柏林。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国际的官方语言，甚至是德文而非俄文。）但是欧洲形势稳定之后，革命又在亚洲受挫；一时之间，世界革命到底该如何进展，革命分子恐怕都茫无头绪。**在各地发动的个别武装暴动（1923年在保加利亚及德国，1926年于印尼，1927年在中国，以及最反常、迟至1935年在巴西发生的一次）都一败涂地。但是两次大战之间，世局诡谲不定，股市崩溃，经济大衰退，希特勒崛起执政，自然给共产分子推进革命的希望（见第三及第五章）。尽管如此，到了1928-1934年之间，共产国际忽然转向极端革命的褊狭言论。这项转变，毫无现实基础可言。因为不管它如何大发议论，词汇多么兴会淋漓，事实上革命运动在各地既没有夺权的希望，也没有执政的准备。唯一可以解释莫斯科立场转趋极端的理由，出在斯大林夺权成功后苏联**的内部斗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弥补苏联政府与革命运动之间日渐明显的分歧。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无可避免，自然得与世上其他的国家共存共处——1920年开始，国际逐渐承认苏联政权——而革命运动的目的，却是要推翻所有的政府。两者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结果，苏联的国家利益，终于盖过了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利益，后者的地位，被斯大林缩减成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工具，受到苏维埃**的严格控制。共产国际的组织、成员遭到清算、解散、改革，一举一动，完全依苏共的意思。世界革命的理想，只属于往日美丽的词藻。事实上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革命方被容许存在：一是不违害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是受到苏方的直接控制。1944年之后共党政权的推进，在西方政府眼中，根本只是苏联权力的延伸。这一点，他们倒把斯大林的心意看得很透。可是坚守传统的革命主义分子，同样也看出了这个事实。他们苦涩地斥责，莫斯科不但不要**夺权，反而一味加以压制，甚至对那些成功的革命，如南斯拉夫及中国（见第五章），苏联也不喜欢。

    但是尽管在这种苏联至上的心态之下，苏维埃俄国存在的意义，仍不只限于又一个超级霸权而已。终其一世，甚至连它最**自私的特权阶级，也对其使命深信不疑。苏维埃存在的基本目的，不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在资本主义之外，为人类社会建立另一条更好的生存之路吗？若不是为了这个理由，过去几十年来，那些面容冷酷的莫斯科官员，何必不断地以金钱武力资助南非黑人**联盟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游击队呢？即使在后者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机会微乎其微时，苏方的支援也从不间断？（说也奇怪，中国**政权虽与苏联决裂，并指责后者走修正主义路线，背叛了革命运动。可是它自己对第三世界解放活动提供的实际支援，却比不上苏修的表现。）然而，长久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了解一项事实：莫斯科鼓吹的世界革命，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当年的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终将“埋葬”资本主义。但到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长期掌权的时代，连这种信念也逐渐衰退了。或许正是**对全人类使命感的这种极端销蚀，可以解释何以到了最后，苏联连一点挣扎的力量都没有，便哄然解体了。

    但对早年献身世界革命的一代，这些犹疑踌躇都不存在；十月革命的光辉激动了他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1914年之前），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巨大变化，一切邪恶、忧伤、压迫、不平，都将从此消失。美好生活必然到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以科学及历史的命定提出保证。现在，十月革命发生，不正证明这个大改变已经开始了吗？

    为解放全人类，这支革命部队的纪律必然严明，手段一定无情。但是真正计算起来，革命战士的总人数前后恐怕不出数万。德国诗人暨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写诗纪念国际运动的职业勇士，颂扬他们“身经万国疆场，远胜换履次数”。可是这些斗士的人数极少，最多不过数百。他们是职业革命者，万万不可与一般**人混作一谈。后者则包括当年意大利**最兴盛时，党员号称超过百万，被意大利称作“**大众”的广大支持群众。对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支持者来说，美好新社会的梦想也很真实，事实上，根本不脱离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可是一般群众提出的誓言，最多不过建立在阶级与团体的基础之上，绝非个人牺牲式的献身革命。职业革命者跟他们不一样，人数虽少，却举足轻重。不了解职业革命者，就无法了解20世纪个中的变化。

    若没有列宁派“新一类党派”的出现，若没有革命中坚干部的职业革命者的献身，十月革命之后短短30多年之间，全世界怎么可能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政权之下呢。这批革命中坚信仰坚定，对世界革命总部莫斯科忠贞不二。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各地**员，不再分属个别宗派（就社会意义而言），都可以将自己视为**普世教会的一员。亲莫斯科的各国**，虽然历经脱党、清算种种风波，首领不断易人，然而一直到1956年革命的热血真诚消散之前，它们始终不曾分裂。相形之下，追随托洛斯基的那一群人，却意见分歧，支离破碎。至于1960年，毛派思想在马列主义的会议上亮相后则更是众口不一，意见纷坛。**员人数虽少——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之际，意大利**只有男女党员5000名，而且多数方从狱中或流亡归来——却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真正传人。他们是百万部队的核心栋梁，国家人民未来的领导者。

    对当年那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历经大动乱年头的一代，不管当时多么年少，革命都是他们有生之年亲身经历的事实。资本主义命在旦夕，指日可亡。眼前的日子，对那些将能活着见到最终胜利的人来说，不过是过渡的门厅罢了。然而成功不必在自己，革命斗士不会个个活着见到胜利。[1919年，慕尼黑苏维埃失败，俄国**员莱文尼（Livine）在行刑赴死前曾说：“容先死之人先请假了。”]如果说，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多大信心了，**人又怎会相信它的残存？他们的一生，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让我们看看两位德国年轻人的例子。他们曾一度短暂相爱，却为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献出一生。女孩子名叫奥尔嘉·伯纳里欧（Olga

    Benario），是一位业务鼎盛的慕尼黑律师之女；男孩是一位学校教师，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Braun）。日后奥尔嘉在西半球组织革命，爱上巴西叛军领袖普雷斯特（Luis

    Carlos Prestes），最后以身相许，结为夫妇。普雷斯特在巴西丛林地带长期领导革命，曾说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场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奥尔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德国，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同一时间，布劳恩则比较顺利，向东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专家，并成为亲身参加举世闻名的**“长征”的唯一外国人。长征后布劳恩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了东德（长征之旅，使他对**打了问号）。除了在20世纪的上半叶之外，有哪段时期，能使两个纠缠交错的生命，经历如此的曲折离奇？

    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吸收了其他所有社会革命的思想，将它们一一推往极端激进的方向。1914年之前，世界各地的革命意识，原多以无政府思想为主流，与马克思无产阶级无关。除东欧地区以外，马克思只被视为人民群众的导师，为众人指出一条为历史命定却非暴力的胜利之路。可是到了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没有力量，最后据点只剩下西班牙，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热情一向胜过**热情的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其实连西班牙内战也旨在消灭无政府主义分子，相形之下，**声势反显得微不足道。）从此，莫斯科外围的各地社会革命分子，莫不奉列宁与十月革命为圭臬，日后并纷纷与共产国际排挤的异议团体合流，深受它们的鼓舞。而共产国际及苏共，则在斯大林的指挥钳制之下，大力铲除异己。当时异端人士之中，声誉最高者要数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托氏与列宁共同领导十月革命，并一手建立红军——可是他的行动完全宣告失败。托氏曾发起“第四国际”，试图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抗衡，却声微势小，几近无形。1940年，托洛茨基在流亡地墨西哥被斯大林手下暗杀身亡。当时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一落千丈，微不足道了。

    简单地说，作为一个社会革命分子，越跟着列宁及十月革命的脚步，越意味着成为莫斯科路线的**党员或同路人。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之后，各地**在反法西斯阵线上统一联合，脱离了原本党派路线的分歧，赢得工人及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如此一来，更向莫斯科中央接近靠拢。急着渴望推翻资本主义的热血青年，纷纷成为正宗**员，与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革命运动认同。在十月革命里恢复为正统革命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此时则意味着由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宣讲的马克思学说。而马思列学院则是向全球传播伟大马列经典的中心所在，除它以外，举目再无任何一处比它更有能力，可以同时肩负解释和改变世界命运这两项任务。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有所改变：斯大林的正宗路线在苏联解体，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运动也势消力薄。原本和斯大林路线不同的左派团体及人士，纷纷由旁边进入公众视线。但是虽然起了变化，却依然笼罩在十月革命巨大的影响之下。1968年，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激进学生运动，其实都带有明显的俄国无政府者巴枯宁（Bakunin），甚至尼察也夫（Nechaev）的气息，跟马克思则扯不上任何关系。任何人只要对思想意识史有点研究，都可以嗅出其中的味道。可是就连这股学潮，也唤不回无政府理论或运动了。相反地，1968年则在学术界掀起一阵马克思理论的大流行——可是其各种版本，恐怕却要使马克思本人大吃一惊。各种所谓的“马列”宗派团体，更是方兴未艾，纷纷联合起来，指斥莫斯科及老**组织不够革命化和列宁化。

    矛盾的是，正当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全面接收之际，共产国际本身，却反而把当初1917－1923年间革命的原始策略放弃了。换个方式说，它们甚至处心积虑，打算使用与1917年大相径庭的手段进行权力转换（见第五章）。1935年起，批判性的左翼文学纷纷提出指责，认为莫斯科不但一再错失革命时机，甚至进而排斥革命，背弃革命；因为莫斯科根本不打算革命了。但是“苏维埃中心路线”运动唯我独尊，不容异己，一直到它自己从内部开始瓦解之日，外界的批评才发生作用。只要**运动阵线联合一天，只要它能保持惊人的完整力一日，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信仰全球革命的人来说，苏维埃革命便是唯一的路线，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从1944－1949年之间，各地再度掀起革命风暴，许多国家与资本主义决裂，走上**之路。谁能否认，这些国家的革命，哪一个不是在正宗苏维埃路线的**羽翼下方才完成？一直要到了1956年以后，其他革命路线才逐渐崭露头角，在政治或手段上提出有效的要求，关心革命的人士也才开始有了真正的选择。但是，就连这些另辟踩径的路线——诸如五花八门的托派思想、毛派思想，以及受1959年古巴革命的各种团体等等（古巴革命见第十五章）——往往也不脱离列宁主张的模样气息。在最左的路线上，势力最庞大最雄厚的团体，仍然要数老**组织。然而，革命的理想热情，早已离它远去了。

    5

    世界革命的动力，主要在其**形式的组织，也就是列宁所谓的“新一类党派”。列宁这项创举，可说是20世纪社会工程的伟大发明，可以与中古时代基督教会的僧侣制度及各式神职组织相媲美。组织虽小，效率却出奇地高，因为党可以向成员要求完全的牺牲奉献。纪律之严，胜过军队。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价，执行党的意志决策。高度服从奉献的精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然而，这种“革命先锋党”的模式，与他致力推动的革命（他所推动的革命，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清楚。唯一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此模式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以及战时），方才确立。因为列宁党派本身，其实是以少数精英领袖（先锋）的形式起家（当然在革命胜利之前，他们号称的是“反精英”），可是革命，正如1917年的例子，乃是群众所为。革命一旦爆发，燎原之势，不论精英还是反精英，都无法控制全局。事实上，列宁模式吸引的对象，往往是社会上原有精英阶级的年轻一辈。这种现象，以第三世界为明显：优秀青年大量加入组织，壮烈进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间或也有成功的例子。30年代，巴西**势力大为扩展，主力即为原地主家庭统治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及下级军官大批加入所致（Martins

    ，1894，pp．3390-3397）。

    但在另一方面，对真正的“群众”来说（有时也包括那些积极支持“先锋组织”的人士在内），他们的感受，却往往和领袖们的意见相抵触。尤其在真正大规模群众运动时，矛盾更明显。正因为这个缘故，1936年7月西班牙军方叛变，起来反抗当政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府，立刻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掀起社会革命。好战分子，尤其是鼓吹无政府思想的人士，自然纷纷着手将各地的生产组织集体化。但是**和中央政府却一致反对，而且，只要抓住机会，便尽可能取消公有，恢复原来的制度。公有制的优劣，至今仍是当地政治和历史学界讨论不休的话题。这次事件同时也掀起一阵反偶像、抗旧习、杀教士、反圣职的风潮，情况之烈，空前绝后。其实自1815年发生大骚乱以来，以教会为发泄攻击的对象，就成为群众闹事活动的一部分。那一年，巴塞罗那（Barcelona）市民因为不满某场斗牛的结果，火烧教堂泄愤。这一回，则大约有7000名神职人员惨遭杀害——几乎是该国神父僧侣总数的12％～13％；不过西班牙修女人数更为庞大，7000名只占其微不足道的比例——仅在东北地方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亦即Gerona）教区一地，就有6000余座圣像遭到破坏（Hugh

    Thomas pp．270-271；M．Delgado，1992，P．56）。

    这次恐怖事件造成两声余响：西班牙革命左派的领袖及发言人，纷纷出面抨击群众行为的不当；虽然在骨子里，他们自己也是狂热的反教会分子。甚至连那些一向以憎恶教士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闹得太过分了。可是对参与闹事的民众而言，包括许多当时在场旁观的人在内，看法却完全两样。他们觉得，革命就是要像这样才叫革命：永远地、而不是一时象征性地，推翻社会原有的秩序、原有的价值。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都属次要（M．Delgado，1992，pp．52-53）。领导人当然可以一味坚持，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而非可怜的教士。但群众可不这么想，他们的看法彻头彻尾就不一样。（换到另一个不似伊比利亚半岛如此男性化肌肉型的社会里，群众政治是否也会这样疯狂地残杀旧偶像呢？这其实是一个不顾事实没有答案的问题。不过，若对女性态度认真研究，也许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事实证明，所谓革命发生，政治秩序解体，偶像权威崩溃，街头百姓完全靠自己（妇女也在内，如果男人让她有这个自由的话）的这种革命形式，在20世纪里可谓绝无仅有。即使连最接近这种情况的事例，也不例外，1979年伊朗政权在革命之下骤然崩解，德黑兰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国王，虽然绝大多数都属自发的活动，却不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多亏伊朗固有的伊斯兰教组织，旧政权刚灰飞烟灭，新政权就已建立。虽然它得再花上一点时间，才真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见第十五章）。

    另外一件事实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除了某些地区性的突发事件以外，20世纪在各地发生的历次革命，通常若非由突发政变（多数几乎均属军事政变）夺得首都所致，便是长期武装抗争（多为农民运动）的最后胜利。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军旅生涯往往为那些受过教育、却缺乏关系和财富的优秀青年，提供了开创一番大事业的出路。在这些卑微出身的低级军官中间（有时甚至连士官阶级也在内，不过比较少），同情激进派及左翼者甚为普遍。因此因政变起头的革命，往往在如埃及［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Free

    Officer Revolution）］，以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出现（1958年的伊拉克，50年代以来不时发生革命的叙利亚，1969年的利比亚等等）。在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史中，军人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虽然他们夺权的动机，很少是出于明确的左翼立场。就算发动之初，确实出于左倾意识，却鲜见长期的坚持。不过1974年，葡萄牙曾发生一场军官叛变，使观察家大为惊异：一群年轻军官，对葡萄牙长期从事的殖民地保卫战感到幻灭而走上激进，起来推翻了当时世上掌政最久的右翼政权，是所谓“康乃馨革命”（revolution

    of carntions）。与军官们联手出击的队伍，包括地下组织的**人，以及五花八门的马克思派团体。但它们之间的联盟最终分道扬镳，总算使欧洲共同体成员松了一口气。事后不久，葡萄牙也很快加入欧盟的组织。

    至于发达国家，由于其社会组织、意识传统，以及军队肩负的政治功能与第三世界不同，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人往往向右翼靠拢。至于和**或社会主义合作，却不合他们的个性。诚然，在由德军手里收复法兰西帝国各殖民地的战斗中，前帝国在当地训练的部队战士——他们被升为军官的人数少之又少——往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前法属殖民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就是最显著的例子），然而，这些在二战当中与戴高乐（de

    Gaulle）麾下的自由法国部队（Free French）并肩作战，而且人数占多数的殖民地士兵，战时战后，却都尝到了相当失望的滋味。他们不但经常地受到歧视，而且跟其他多数不属戴高乐派的法国地下抵抗人士的命运一样，战事一结束，马上就被打入冷宫。

    在法国光复后举行的正式胜利游行队伍里面，自由法国部队显示的肤色，远比真正为戴高乐派赢得战斗荣誉的成员“白”得多了。总而言之，当年虽曾有过5万名印度士兵加入日本人策动的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但就整体而言，为帝国势力效命的殖民地人的部队，即使在当地人领导之下，也始终对帝国忠心耿耿。最起码不曾带有任何政治的色彩（M．Echenberg，1992，pp．141－145；M．Barghava

    andA．Singh  Gill

    1988，p．10；T．R．Sareen，1988，pp．20－21）。

    6

    20世纪的社会革命分子，一直到很晚期，才发现了以游击战走向革命之路的手段。究其缘故，或许是因为历来游击队战术多属农民运动性质。而农民运动，往往不脱传统的思想气质，在心存怀疑的城市新派分子眼中，大有保守反动、甚至反革命的嫌疑。说起来，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将革命带往全欧的时期里，所谓各地势力庞大的游击战斗，千篇一律，不都把矛头指向法国吗？那些非正规军的游击活动，可从来不是为了法国，以及法国革命的理想而发动的。因此，一直要到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游击队”一词才正式收入马克思派的词汇。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红白两军内战期间，于正规部队作战之外，也曾多次发起非正规队伍的格斗。它们把这种攻击方式称为“游击兵”（partisan）。二战期间，各地受苏维埃精神激发而起的地下抗敌运动，均奉此战术为正宗。回想起来，当年西班牙内战之际，游击式的行动几乎不曾出现，倒真是一件怪事。因为在佛朗哥（Franco）部队占领的共和地区，游击战大有一显身手的余地。事实上到了二战之后，**曾从外围组织了势力相当庞大的游击中心。可是在大战以前，游击战根本就不属于革命家的工具之列。

    中国则是例外。在那里，某些**领袖（但非全部）开始采用游击战术——时间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翻脸，放弃国共合作发动清党之后。加以**在各地城市（如1927年，广州）策划的暴动纷纷失败，不得不走上游击之路。**，就是鼓吹这个新战略的主要人物——最终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毛干了15年以上的革命，认清了一桩事实：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中央政府有效统治之外。毛还热烈崇拜描写中国绿林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从中他又体会到一个事实：自古以来，游击战就是中国社会冲突中使用的传统手段。1917年间，青年**就曾叫追随他的学生效法水浒精神。1927年，**在江西山间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游击队地区，以及水浒好汉式的山寨。凡是深受古典教育熏陶的中国人，谁都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神似（Schram，1996，pp．43－44）。

    可是中国革命人的策略，尽管何等英勇动人，拿到国内交通比较进步现代、政府也惯于统治全国地区（不管多么遥远及困难）的国家里面，却完全行不通了。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甚至在中国本地，短时间内游击策略也无法成功地开展。国民政府发动数次猛烈的攻击，终于在1934年，迫使**放弃了他们在华中各省建立的独立苏维埃红区，开始其传奇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撤退到人烟稀少偏远的西北边区。

    自从1920年，巴西起义军首领诸如普雷斯特等人，在落后的丛林地区倒向**之后，没有任何重要的左翼组织再采取游击路线。唯一例外是由尼加拉瓜（Nicaragua）桑地诺将军（Cesar

    Augusto Sandino）领导，与支援该国政府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发生的战斗（1927－1933年）。50年后当年之战又在尼加拉瓜爆发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

    Front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革命。[令人不解的是，共产国际却以游击路线的姿态，描绘巴西一位革命分子蓝皮欧（Lambiao）。蓝氏出身绿林，是巴西连环故事书中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而**本人，一直到古巴革命之后，才成为革命运动的指路明星。

    然而二战爆发，却为游击革命带来了立即且普遍的推动力：希特勒德国及其盟邦的部队，占领了欧洲大部，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各国自有组织地下抗敌运动的需要。希特勒转对苏联发动攻势之后，各种**运动纷纷动员。地下抗敌活动，尤以武装抗敌为最，声势日益浩大。德军最后的溃败，各地抗敌组织有其不同程度的贡献（见第五章）。大战结束，欧洲各处的占领军政权或法西斯政权，一一冰消瓦解。一些在战时武装活动特别出色的国家，此时便由**领导的社会革命分子取得了政权，或至少曾企图取得政权（计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先有英方、后有美方军事干涉的希腊等国）。一时之间，甚至连意大利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以北地区，也有落入**政权手中的可能（虽然时间可能不长）——可是左翼革命分子并没有动手。其中原因至今仍有争议。至于1945年以后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成立的**政权（中国、朝鲜、以及法属印度支那），事实上也应看作战时抗敌运动的嫡传。因为即使在中国，也要到了1937年日军发动攻势进攻中国大部之后，毛率领的红军才开始重新发展势力，迈向夺权之路。世界社会革命的第二波，源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当年第一波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虽然在实际上，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别。这一回，革命夺权之路，始于对战争的发动，而非对它的厌恶。

    至于革命新政权的性质及政策，将在别处予以讨论（见第五及第十三章）。在本章里，我们关心的角度在于革命过程的本身。本世纪中期发生的革命，往往是长期作战后获得的胜利果实；迥异于老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跟俄国十月革命的情节也有差别，甚至与老大政权如中国封建王朝、墨西哥的波菲里奥政权［Porfiriato，编注：系指迪亚斯（Diaz）独裁政权，1876-1880年及1884－19if年］慢动作式的解体（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都完全不同。其间的差异，可以分为两点。第一，谁发起革命、谁胜谁负、谁取得政权，一目了然，毫不迷离——这一点跟成功的军事政变相同。短促20世纪年代里的革命发动者，都是与苏联胜利部队有联系的政治团体。单靠地下抗敌力量，当然不能打败德日意三国的军队——甚至在中国也不例外。（至于西方各胜利国，自是强烈**的政权。）革命之后，也没有任何政治中断或权力真空。相反地，轴心势力败亡之后，各地强大的抗敌力量中，唯一未曾立即取得政权的例子，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方盟国维持强大势力的地区（如南朝鲜、越南），一是内部反轴心力量分裂的国家，如中国，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重振声势，与当年共同抗日、如今却日益**衰颓的国民党政府对抗。一旁袖手观看的，则是冷眼观变的苏联。

    第二，游击夺权之路，无可避免地出城下乡，离开了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传统势力所在的都市及工业中心，转入内地农村地区。更精确一点地表示，游击战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在树丛中、深山上、森林里，并进占远离人烟、杳无人迹的边远地区。用**的话来说，攻占城市，必先以乡村包围城市。从欧洲抵抗运动的观点来看，要在都市起事（如1944年夏的巴黎暴动，以及1945年春的米兰暴动），还得等战争结束，至少也得等到自己这一地区的战事停止后才有可能。1944年华沙事件，就是都市起义时机未成熟的写照，起义者的弹夹里，通共只有一发子弹，一时声势虽然浩大，最后仍归徒然。简单地说，对大多数的人口而言，甚至在革命国家里，由游击到革命之路既远又长。这条路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等待，什么事也不能做，直到变革由他处而来。抵抗运动里，真正能发挥效果的斗士，以及他们所能动员的一切组织及力量，无疑只是极少数。

    即便在他们掌握的地区，游击组织也必须有群众作后盾方可发挥作用。何况在长期冲突对抗当中，游击力量势必非从当地大批地招兵买马添补帮手不可。因此，（比方在中国）原本由工人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摇身一变，静悄悄地变成了务农出身的小兵组成的部队。但这支农民兵组成的部队，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注定不能如**所形容如鱼得水般的简单：所谓游击队伍就是鱼，快活地游在人民这片水中。其实在典型的游击区，任何被穷追烂打的非法组织，只要行为收敛一点（照当地的标准而言），乡里人都会予以同情，并且支持他们去对抗入侵的外国部队或政府派来的任何人员。但乡下的地方派系根深蒂固，赢得其中一方的友谊，往往意味着马上得罪另外一方。1927－1928年间，中国**曾在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却想不通其中道理。他们意外地发现，将某个村子苏维埃化之后，固然可以借着宗族乡亲的好处，一个带一个，建立起一系列的“红村”网。可是相对地，同时却也陷入这些村庄恩怨宿仇的混水之中——“红村”的世仇对头，也依样画葫芦建起类似的“黑村”网。**人抱怨：“有时候，本来应该是阶级斗争，却反而摇身一变，竟成了东村斗西村。搞到最后，有时候居然得出动部队，去袭击对方一整个村子，把全村一举灭尽。”（Rate－China，1973，pp．45-46）高明的游击革命分子，往往学会对付这种诡谲莫测的情况。可是正如南斯拉夫作家暨**要人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回忆南斯拉夫游击战时所说，解放一事，极其复杂，绝非只是被压迫人民一致起来对抗外来征服者那般简单。

    7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可说是心满意足了。革命情势一片大好，西起易北河（Elbe），东到中国海，全都是他们的天下。当年激励他们起来的世界革命，显然在各处大有进展。**势力不再仅限于一个贫弱孤立的光杆苏维埃联盟。环顾四周，在第二波世界革命大潮推动之下，起码已经出现了12个**国家，或至少在酝酿之中。而老大哥，正是世上唯一两家无愧其霸权盛名之一的苏联（超级大国之名，早在1944年即已出现）。更有甚者，世界革命大势的冲劲依然方兴未艾，因为旧有殖民帝国在海外的领地，正纷纷瓦解争取独立。种种情势之下，**革命岂不大有可为，能够更上层楼？再看看各国的资产阶级，它们自己岂不也都为资本主义残存的前途担忧？至少在欧洲地区是如此。法国的实业家在重建工厂之余，岂不也扪心自问：国有化政策，或干脆由红军当政，恐怕才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吧？保守派法国史学家勒鲁瓦·拉迪里（Le

    Roy Ladurie）后来回忆，当年即深受亲人这种疑惑心情的影响，毅然于1949年加入法国**（LeRoy

    Ladurie，1982 p．37）。再听听美国商业部副部长于1947年3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报告，他说：欧洲多数国家已经摇摇欲坠，随时就会崩溃瓦解；至于其他国家，不也都风雨飘摇，饱受威胁，好不到哪里去（Loth，1988，p．137）？

    这就是当时那些革命儿女的心情，那些从地下组织走到明处，经过战斗、抵抗、监狱、集中营、流亡，终于重见天日，进而为国家前途负起责任的男男女女的心情。而此时此刻，国家在一片废墟里。他们之中，有人可能再次注意到一个事实：推翻资本主义，最容易着手的地方不在其心脏地区，恐怕反而是资本主义最不振，或几乎不存在的地方吧。但回过头来，谁又能否认世界大势的确已经戏剧性向左转了？大战方歇，如果说新掌权的**领导人有任何忧虑的话，绝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的心事，是如何在有时难免敌意的民众当中，重建被战火毁坏的家国；是如何在重建国力、确立安全之前，对付资本主义势力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说来矛盾，**国家疑惧不定，西方国家也同样不能安枕。第二波世界革命之后全面笼罩世界的冷战，根本就是双方噩梦大赛的结果。东怕西，西怕东，不管谁的恐惧比较有凭据，这一切都是1917年十月革命种下的果，同属十月革命以来发展的一个大时代。然而进一步地说，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步入尾声，只不过它还要再花上40年的时间方宣告结束。

    但是，世界的确已经因此改观。也许改变的方向，不完全如列宁，以及那些深受十月革命精神感召者所期望的一般。离开西半球，世上几乎找不出几个国家，不曾经过某种程度的革命、内战、抗敌活动，或从外国占领下光复、或从殖民帝国手下挣脱出来。而老大帝国见到大势已去，为防后患，也纷纷主动退出各地的殖民地。（至于欧洲地区，唯一不曾经历这些动乱的国家，只有英国、瑞典、瑞士而已，或许冰岛也可以包括在内。）甚至在西半球地区，除去一律被当地挂上“革命”头衔的政府剧烈更迭之外，几场大型的社会革命（包括墨西哥、玻利维亚、古巴等国的革命及后续者），也完全改变了拉丁美洲的面貌。

    到如今，真正以**之名出师的革命气数已尽。不过只要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依然由**领导，为其奏起挽歌就还为时尚早。然而同样地，世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旧制度、旧社会了：就好像法国一旦经历了大革命及拿破仑，就再也不可能回头一般。同理，各处的前殖民地也证明，想要重返被外人殖民以前的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对现在已经放弃**的前**国家来说，他们的现在，以及他们的可以想见的未来，也将必永远带着当年取代了真正革命精神的反革命特别印记。我们绝不可能设想苏联时代不曾发生，任意将它从俄罗斯，或世界的历史里一笔抹杀。圣彼得堡，再也不可能恢复1914年以前的面貌了。

    除了深远的直接影响之外，1917年以后发生的世界动荡，还带来许多影响同样重大的间接后果。俄国革命之后，世界开始了一连串殖民地解放自治的过程。在政治上，则一方面有残酷的反革命势力出现（其形式包括法西斯主义及其他近似的运动，见第四章），另一方面，也为欧洲国家带来社会民主党派的参政。一般都已忘记，其实一直到1917年以前，所有的劳工及社会主义党派（除了近乎边缘地带的大洋洲地区以外），都情愿留在长期性的反对党的地位，一直等待社会主义全面执政一刻的到来。第一批（非太平洋区）社会民主党政府，或联合性的政府，成立于1917－1919年间（计有瑞典、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几年之内，又有英国、丹麦、挪威等国跟进。我们也太健忘了，其实这些社会民主党派的立场之所以温和，一多半是针对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反应所致。另一个原因，也出在原有的老政治体系急于收编它们之故。

    简单地说，1914－1991年这77年的短促20世纪，少不了俄国革命及它带来的直接间接影响。它还成了自由派资本主义的救星：资本主义因有苏联帮助，方才打败希特勒德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因为**制度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对自己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最矛盾的是，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年代，苏联竟然完全免疫。这个现象，促使西方社会放弃了对传统派自由市场正宗学说的信仰。我们在下一章即可对此一窥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