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长期货币幻觉
我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词中曾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这主要是基于我在本书中所概述过的理由：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长期货币幻觉。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艾·斯·费尔普斯教授几乎与我同时提出了同样的假说，其理论依据虽然与我的依据有关但是不同。这一假说已开始被称作加速主义假说或自然率假说。其所以被称作加速主义的，因为这一假说认为，一项试图将失业水平保持在长期垂直菲利普斯曲线的水平截距以下的政策，必然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
假设从图12．7中的Eo点开始，这时没有人预料会出现通货膨胀，但是决定要达到更低的失业水平，比如FF起初，这可以通过促成2％的通货膨胀来实现，如图所示，即沿对应于无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移动。但是，如我们所知，经济不会停留在F点，因为，人们的预期将发生移动，而且，若通货膨胀率被保持在2％的话，经济还会被迫回到它开始时的失业水平。能够把失业水平保持在自然率以下的唯一办法是维持一种永远加速的通货膨胀，即总是使当前的通货膨胀水平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在这一分析和英国实际发生着的情况之间的一致性并非偶然的巧合：近来英国政府就是试图将失业保持在自然率水平以下，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使通货膨胀加速——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即从1964年的3．9％到1974年的16．0％。
对“自然失业率”的误解
这一假说最后被称为自然率假说，因为它强调自然失业率。自然率这个词被误解了。它并非指某种不可降低的最低失业水平。毋宁说它是指和劳动市场上的现存实际条件相适应的就业率。可以通过消除劳动市场上的障碍、减少摩擦来降低这一比率。也可以通过引入另外的障碍来提高它。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把就业状况的货币方面从非货币方面中分离出来——和威克塞尔在讨论利息率时使用自然这个词的目的完全一样。
在过去若干年里，人们对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否是垂直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统计研究。有的争论仍在继续。
大多数统计检验都是通过把方程2重新写成如下的形式来进行的：
（3）
=a+b( )*＋f（U）
或
＝a＋b（）*＋f（U）
其中方程式左侧或者是工资变动率，或者是价格变动率。因此，问题就在于b的值。原来的菲利普斯曲线实质上假定b＝0；加速假说则令b等于1。我所指的各种检验的作者们则使用观察到的数据，大多为时间序列数据，来估计b的数量值。几乎所有的这类检验最终都得出b的数量值小于1，其含义是存在着长期的“替代”关系。但是，这些检验困难重重，有些处于相当表面的层次，有些则属于更加基本的层次。
一个明显的统计问题是，统计拟合曲线拟合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而且对于拟合期以后的各个时期也产生了一些很不可靠的外推，故尽管这些统计结果目的是要测量长期关系，但实际上看来倒更像是在测量短期关系。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进行这方面的统计检验，必须有某种测量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方法。因而，每个这类检验都是对加速主义假说和关于预期构成的某种特殊假设的联合检验。
适应性预期假设
大多数这类统计假设包括了所谓适应性预期假设。这一假设在很多问题上是较为适用的，其含义是，预期是以本期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为基础进行修正的。比如，若预期通货膨胀率的5％，而本期通货膨胀率为10％，则预期通货膨胀率将向上修正相当于10和5之差的某个比例。众所周知，这意味着预期通货膨胀率是过去各期通货膨胀率的指数加权平均，权数值随向前推移的时间长度而降低。
因此，即使根据他们自己提供的条件，对这些检验结果也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是垂直的，而是有一个负的斜率；另一种是，对于这一目的而言，这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估计人们预期的方法。
关于这些方程的一个重加令人难以解释的统计问题是，如果加速主义者的假设是正确的，则这些检验结果或者只是对一条短期曲线的估价，或者它们在统计上是不稳定的。假定b的真值为1，那么，当本期通货膨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这是长期曲线的定义）时，我们有：
（4）
f（U）＝－a。
这就是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满足其要求的U值就是自然失业率。U的任何其他的值或者反映了短期均衡位置，或者是自然率中的一个随机成分。但是，把[1/P][dP/dt]放在方程左侧的这一计量程序似乎把不同的失业率观察值作为外生量来处理，而且似乎它们可以无止境地保持不变。根本无法从这一方法中导出方程4。实际上，这一方法中暗含地假设了失业可以取不同的值，而这一假设回避了加速主义假设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从统计的层次上看，这一方法要求将U或U的函数，而不是将放在方程的左侧。
合理预期
近来，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更为基本的批评意见。这一批评源于约翰·马思关于合理预期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种合理预期方法最近被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和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文章中用于分析这一问题。
这一批评意见提出，对认为人们是在以固定的权数对过去的经验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形成他们预期（或任何其他与通货膨胀实际发生的方式不一致的理论）的观点，不能给予认真对待。例如，假定现行价格水平的变动过程如图12．8A部分所示，即通货膨胀是加速的。在使用不变指数加权模式（使权数之和为1）的情况下，如图12．8。B部分所示，预期通货膨胀率总是落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但是形成预期的人并非傻瓜，至少部分人不是。他们不会总是执迷不悟。更一般地说，他们不会仅仅在过去价格变动情况的基础上进行预期。有什么人对明年的价格预期不受未来英国大选结果的影响呢？过去的价格史中并未有此记录。预期会不受即将执政的政党所宣布的政策等等的影响吗？所以，马思说，我们假设人们在某种正确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预测：并不是说他们每个个人都是正确的，而是说，经过一个长时期后，平均而言，他们是正确的。有时这会导致人们在适应性预期的基础上进行预测，但决非总是如此。
如果你把上述观点用于目前的问题，结果是，若现实世界的情况是人们在理性基础上进行预期，因此平均而言他们是正确的，那么，假定他们以固定权数加权平均过去的情况来形成他们的预期就会使方程3中的b值小于1，虽然其真实值是1。
考虑一下这种状态：有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人们合理地进行预期，所以平均而言，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他们的预期等于实际发生的情况。在这一状态下，统计学家们出来假设人们以用固定权数平均过去经验的方式来进行预期，并依此假设对方程3进行估值。他会发现什么？结果是，他将发现b小于1。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证明使用适应性预期的统计检验是错的，而只是对他们的结果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
在一系列很有意义而且重要的文章中，卢卡斯和萨金特探讨了合理预期假设的含义，并试图在不做可能导致错误的适应性预期假设的情况下得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统计检验结果。
他们的统计检验运用了一类不同的信息。例如，合理预期假设的一个含义是，在一个价格出现了巨大波动的国家，预期对本期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反应会大大快于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国家。由此可知，观察到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第一个国家中将比在第二个国家中更为倾斜。在这方面比较各国情况以及通过其他一些检验结果说明，看来与任何负责任的人所预料的完全一致，这就是：既然你不能永久欺骗所有人，则真正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
理论和政策的含义
上述事实并非全部。我所引述的一些文章尚未发表，有些只是在过去几年中刚发表的。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了。即使如此，也值得注意一下这一观点不但对菲利普斯曲线问题，而且对于政策问题的意义有多大。
其对于政策问题的一个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是，如果你认为人们是在理性基础上进行预期的，那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就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规则能使你达到自然失业率以外的什么目标，你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回到我一开始所做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你可以用来降低失业率的唯一办法是通过预料不到的通货膨胀。
如果政府按照某种固定规则决策，不论这一规则是什么，只要人们认识到了，他们就能在决策时考虑到它。结果是，除了自然失业率以外，根据固定规则你不能达到任何其他的失业目标。你要能达到其他的失业水平目标，唯一的办法是你总是做到比全体人民都聪明，总是采取新的规则并使用一段时间直到人民充分了解它。因此，你必须发明一整套新规则，而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乐观的。
这一分析为我们有些人长期以来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想背景，这种观点就是：对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来说，更好的办法是说明你将与人民合作，并将你所做的事告诉他们，使他们自己有一个判断的依据，而不是试图去愚弄他们。萨金特－卢卡斯的论点和分析实际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以为你能够愚弄人民，那你就是在愚弄自己。
这些大约就是这项争论的现状。我或许还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实质上已经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再相信最初提出的那种天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了。目前这项争论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即任何人都同意，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比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倾斜度更大。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垂直的，还是不那么垂直。这方面事实尚不很清楚。但是就我所知，有一系列分析和推理的方法使你能根据长期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假设，自圆其说地说明所有现存的实际情况。
一条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前面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充分就业政策实际上和加速的通货膨胀联系着，但是，它没有解释最近经验的另一个特点，即，平均失业率和平均通货膨胀率一起升高的趋势，亦即，一条严格根据经验得出的长期的、或更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既非负斜率的，也非垂直的，却成了正斜率的。
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前面的分析不言而喻是针对“无制约的”通货膨胀局面的。它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即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对预期的调整速度比较慢、长期合同的制约、政府对某些特殊市场的干预以及其他“摩擦”或“刚性”因素的存在，会阻碍价格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而且还考虑到使“自然”失业率高于可以达到水平的可能性。但是，它未考虑到这些“摩擦”或“刚性”本身也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函数。
实际上，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通货膨胀不大可能在上述意义上被认为是“无制约”的。当局将被迫试图以通过“施加压力”来扩大政府对特殊产业的干预的方式，或以被委婉地称作“收入政策”的对特殊产业实行正式的物价和工资管制或实行普遍的物价和工资管制和方式，或其他类似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率（实际的或潜在的）越高，对价格系统采取的干预措施就越多。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战争时期，受压抑的通货膨胀可能导致过度就业。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爱国热情使物价管制的实施比平时更有效，部分地是由于预期这一局面是暂时的，从而使雇员们把当前明显降低了的实际工资率理解为实际工资率增加了，还有部分地是因为需求构成变化了，即大量的需求来自一个单一的买主——政府。
但是，在通常的和平时期，在出现高通货膨胀率时增加干预可能意味着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为这些干预使劳动市场的效率更低了。结果就是在几年的时期内，平均来看，在统计上出现了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
周期性失业
前面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是暗含地以某种最近才明显引起经济学界注意的因素为基础的，其中特别是：不完全的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人力资本在决定劳动合同形式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开创性的工作是由乔治·施蒂格勒在其1961年的文章“信息经济学”中，以及加里·贝克尔在其1964年的著作《人力资本》中所完成的。
不完全信息使雇主和雇员所接受的实际工资之间出现差别。对这两个集团来说，更发现价格一般会出现什么变动是困难的和费钱的。对工人们来说，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知道有哪些其他的就业机会，但是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很强烈，所以他们可能对于与其有关的名义工资水平比对一般价格水平了解得更清楚。对雇主们而言，了解对他们自己产品的需求情况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不需支付多少成本的，故他们对于他们自己产品和所用资源的价格信息，也比一般价格水平掌握得更充分。
获取信息的成本在决定对未预料到的总需求变动作出调整所需时间的长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在这一领域中的一种思路是强调劳动市场中的“寻找成本”。
一个工人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找到另外一些合适的职业。在受雇期间去找一项新的工作是很难的。因此，一个未被雇用的工人，不论是因为他刚步入劳动市场还是因为他离开或失去了那项工作，都可能不愿意接受向他提供的第一个职业。这样做的代价是降低了找到一项“更好的”工作的可能性。只有当作提供的工资水平高到足以补偿他的这一损失时他才会接受这第一次的工作机会。这反过来又有赖于他对劳动市场预期。根据这种解释，通常所理解的失业并不仅仅是浪费和懒惰；毋宁说它反映了“各种工作的间隔时间”，或者说反映了寻求资源最终利用的生产活动。
假设发生了某种可以启动我们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分析的未预期到的总需求增加。雇主将努力雇用更多的工人。正在寻找工作的工人在未变动的预期的基础上将更容易找到吸引力足以补偿放弃寻找工作所付出代价的工作机会。工作之间（或者说介于进入劳动力储备和找到工作之间）的平均时间将缩短，并且登记失业的人数也将随之下降。当更有利的就业形势更加广为人知时，找工作的人就会修正他们对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并变得更加挑剔，而登记的失业人数则将上升到其“自然”水平。这是对图12．6中从O点到Aw点，又从Aw点回到O点的运动的另一种解释方法。
相反地，令总需求出现未预料到的下降，从而雇主希望在所了解的每种实际工资率水平上雇用更少的工人。正在找工作的工人将发现，他们根据自己未变化的预期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少了。这种工作机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补偿他们放弃进一步寻找工作，失业后重新找到工作所需的平均时间延长了，登记的失业人数因此也会增加。随着不太有吸引力的就业状况逐渐广为人知，找工作的人将修正他们关于就业机会的预期，并变得不那么挑剔，而登记的失业人数将下降到自然水平。
这一简短的概述与通常存在的劳动供给曲线并没有一致，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的话，那条曲线表示了有一定数量劳动可供利用的最低工资，或在一定工资水平上可供利用的最大劳动量。但是，这一概述是不完整的，因为为了使问题简化，它完全集中注意于找工作的人。雇主寻找工人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他们提出的条件依赖于他们对于市场状况的看法。他们的需求价格是他们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不过，把前面的论述推广到雇主方面是更为直接的。
一个更有趣也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上述现象在劳动市场上如此突出，而在像证券和商品这样的市场上却几乎不存在。在这些市场上，需求未预料到的变动被迅速而完全地反映在价格上。“寻找”行为无疑也存在，但是它进行得如此之迅速而有效，因而并不会阻碍几乎同时完成的价格调整。在劳动市场上与此相似的，恐怕就是支付给工作的工资率的连续的、实质性的变动，可忽略的是当前失业水平，以及失业水平的微小波动或无波动。
对于这一差别提出的一种主要解释基本反映在关于人力资本所进行的研究中，这一解释把重点放在马歇尔最初提出的劳动的两个“特殊性”中，即：“工人出卖劳动，但却将资本保留在自己身上”；“劳动的出售者必须自己亲自交货。”由此引起的一个效应是：劳动比起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证券和商品更缺少一致性。当然，一蒲式耳小麦可能与另一蒲式耳的小麦不同，但小麦已经被完全很快地区分为各种标准的质量品级，小麦的买者可以根据等级来选购，他不必分别检查每一蒲式耳货物是否满足他的需要。也就是说，寻求成本很小。对于大多数工种工人的雇主来说，情况一般就不同了。在他不是处于上述不同情况中时——像在日临时工市场上一样——市场在发展，价格也在一天一天地变化，从而接近商品市场的条件也在发展。
一个更重要的效应是，一个工人的生产不仅很依赖于个人特点，而且依赖于所受过的训练和经验，依赖于他的人力资本。就这种人力资本是“一般的”，即其价值不依特殊用途而定这一点来看，它并不引起新的问题。但是就它是“特殊的”，即对某一特殊的雇主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而言，就引出新的问题。而许多人力资本都是特殊的，即很多工人对他现在的雇主比对其他的雇主更有用。因为他所受过的训练和所获得的经验与其现在的工作有特殊联系。
考虑一种特别简单的、或许也是极端的情况。现设有一个工人，其“一般”边际生产率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特殊的经验的情况下，对一些潜在的雇主来说是每小时5美元。在受雇于一个特定的雇主一年后，他的“特殊”的边际生产率将是每小时7美元，但是如果他在这时离开他那个雇主转而受雇于另一个雇主，其刚受雇时边际生产率重新回到每小时5美元，先前，存在着竞争。一年以后，如果工资比如说每天确定一次，出现了双向垄断的局面。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在5美元到7美元之间的工资水平上，事先达成一项适用于一个或长或短的固定时期的协议。雇主之间的竞争将把工资推到这样一种水平上，使得在培训期间工资超过边际生产率水平的额度和培训期后边际生产率超过工资水平的额度相持平。
特殊的人力资本一方面是与雇员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雇主来说会比对其他雇主更有价值，因此，它使得劳动合同从工资率方面来看成为相对长期的合同。这一特点反过来又增加了对于未来（必然是不完全的）预期的重要性。并使得对工人和雇主来说把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投在寻找的活动上是值得的。
这一分析解释了寻找现象和长期合同，但未解释这类合同的形式，特别是所谓这一事实：这类合同使雇主对支付的工资加以承诺而并未使工人对他所应提供的工作量做出承诺。这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对于总需求中出现的未预期到的变动的相应调整，采取变动就业水平形式而不采取工资变动的形式。更形象地说，当遇到需求减少的情况时，为什么解雇工人？
回答是，上述所谓事实最多不过是些尚无定论的东西。许多合同——这里，作为大学在职教授可以大声疾呼——的确可以像保障工资率一样保障就业。但是，这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目前，人们正在提出和探索许多其他的解释。
即使接受前述那种分析，那么它是否不但适合于解释战后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期间的就业和失业波动，而且也适合于解释大萧条时的大量失业（在1932年和1933年萧条谷底时期，失业人数超过了劳动力的1/5）呢？答案并不十分明确，一方面，总需求有一连串巨大的、预料不到的下降。因而要求对预期做出反复的、越来越大的调整。这是为货币数量的越来越快的下降所要求的，这种下降终于导致在1929年到1933年间货币总量减少了1/3。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可比的经济衰退期——1873年至1879年间，名义收入的下降水平大约和1929年至1933年间一样，但名义工资和价格却下降得更多，而就业水平却下降得更少，失业显然不那么严重。很清楚，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工资和价格已经变得更加具有刚性了。对这两次衰退之间的差异，我们尚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一些明显的选择可考虑包括：生产日益复杂化，使得特殊的人力资本更加重要；农业的重要性日益下降；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增多；工会的发展；以及停止了无限制移民，这一措施在上世纪70年代能缓和失业状况，而在本世纪30年代则无济于事。
直到最近仍未解决的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矛盾就是有人假定从1933年至1939年间的连续大规模失业，而当时名义总需求却有一个大规模的扩张。根据普遍接受的估计，失业在1933年达到25％，然后在1937年降到14％，至1938年又回升到19％，只是到了美国卷入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实施一项积极的备战计划后才降到了14％以下。从“寻找”理论或“人力资本”理论来看，尚未提出什么令人满意的解释。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知道，上述普遍接受的估计，从现在已被公认的失业定义来看，全面高估了30年代的失业水平。当时的失业包括被联邦、州或地方政府根据“紧急”计划或“以工代赈”计划所雇用的那些人员（虽然对他们的支付，被作为工资计入了国民收入，而不是作为转移支付来处理）。根据迈克尔·达比的估计，按目前的失业定义来计算，失业水平在1933年为23％，达到一个高峰，然后于1937年降到9．2％，同时这一下降又为1937年至1938年的衰退所打断，这次衰退在1938年将失业百分比提高到12．5％。这些数字都是年平均数，故从1933年3月大紧缩的谷底到四年以后的1937年5月又一次经济高涨之间失业量的减少一定更富有戏剧性。其中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劳动市场对总需求变化的反应有什么了不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