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一般性结论的三个主要的明显的例外来加以说明。在每一例中，人们都会发现，其它经济变动倾向于使这些工会显得要比它的实际力量更强。

    （1）联合矿业工人工会在1900年以前不久到1920年左右显得十分成功。这一时期正好对应于一般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的长期向上浮动，所以，工会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表面上的成就，应归功于它因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工资增长而得到了信任。一些不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这一期间，烟煤工业的工资不可以比平均工资增长得更多些，因此，工资增长不能全部归因于普遍的通货膨胀。这个差异可能证明了工会对工资率有一定的影响，或者可能反映了还有其它一些因素也在影响煤矿动力供给和需求，例如教育水平和移民的成分变化等等。即使是要对这各种力量的相对重要性作出明智的判断，也需要对这些事实作更详尽的考察，而这是我们此处所不能做到的。

    从1920年到1933年，价格总水平是稳中有降，煤炭日益被石油所取代，而联合矿业工人工会实际上瓦解了，它未能阻止潜在的经济力量自发地起作用。可是，至少在这一时期的前一段时间里的事件是对工会的短期力量的贡物：面对1920年以后工资和价格急剧下落，该工会在使煤矿工人工资率在一段时间内不下降显然是尽了责任的。此例说明了连带需求分析的含义：工会短期的战略地位比长期更强有力。它也说明了一系列并非不典型的事件，伴生的有利环境使工会能通过实现看来比它的基本经济实力所允许的更多的目标而扩大其会员人数并且得到其会员的支持；可是当工会赖以生存的伴生有利环境消失时，历史过程并不能完全反转过来：工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强大，并且能够阻止那种否则将会发生的再调整，尽管倘若其它有利的环境不再存在，工会很可能迟早要削弱或衰亡。

    这一系列事件可能在煤炭工业重演。从1933年开始，价格和工资总的说又一次相当稳定地增长，当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其增长速度特别快。煤矿工会又重建起来了。这里，它似乎再次表现出在它所实现的工资增加方面不如在阻止后继的再调整方面更有实力。

    （2）服装工人工会——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和联合工人工会——在1920年以前的十几年中取得了它们初步的成功，并在1920年伴随战后的通货膨胀达到其鼎盛期。这里，工会又一次使工资的增长幅度比它本应出现的幅度要大些，可是显然，工会借以赢得信誉的工资增长的大部分，很可能是主要部分，是本来无论如何也会发生的。尽管这些工会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会员减少且重要性降低，他们的境遇比联合矿业工人工会要好。依我看，这主要是或者完全是因为当时出现的有利环境，这些工会所属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主要是从东欧和南欧来的移民。不论有没有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对移民的严格限制措施肯定会减少工人的供给，从而加强工人的经济地位。工会后来的突发壮大是在1933年以后工资物价普遍上涨的时期。因此，这些工会也是只有在基本的经济条件是全面通货膨胀时，才会兴旺起来。

    （3）当今的大型产业工会——特别是汽车和钢铁工会——始终是在普遍的通货膨胀环境下进行活动的。这一点使这些工会所得到的力量将以某种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方式显示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会对妨碍其会员的工资像没有工会时可能提高的那样多负有责任。这一点我们稍后再来讨论，我怀疑1945年以前这些工会对工资有过多大的影响。依我看，最近（即1951年前后）广为宣传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协议几乎是公开宣布工会的软弱。

    医疗工作者同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并且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它说明了连带需求分析提出的趋势，即工会的战略地位在短期内要比长期强。从经济意义来讲，医疗工作者同行与同业工会类似。它是由一群组织密切、具有高级技艺的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可以控制各州开业许可证的颁发并因而控制医学院入学资格来限制医务工作者的供给。不错，医疗工作者同行与通常的同业工会又有不同，医务工作者的报酬（医疗费）占最终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更大一些。然而，即便是这些差异也很容易被夸大，医院、药品及其它类似的费用决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通常假定这种差异将被医疗需求的缺乏弹性所抵消。

    毫无疑问，医疗工作者同行在各种场合运用它的权力，严格限制人们涉足这一行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三个想考入美国医学院校的人中，就有一个人不能如愿以偿，而且显然，若不是对于进入医疗行当的难度已经有所耳闻，试图进入这一行业的人还会少得多。此外，在就学于国外、潜在的试图加入这一行业的人面前亦设置了严格的障碍。然而，对于进入这一行业的限制仅仅成功地将医疗界的平均收入提高了大约15％到20％。脊柱按摩师、正骨师、信仰疗法医师等等最终成了重要的替代品，他们人数的增加正是限制人们进入正规医疗行业而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这是关于长期内替代的可能性的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例证，进入医疗行业的限制的短期效应比其平均效应更值得注意，而工会的力量在长时期中就是被这种平均效应削弱的，正如后面要指出的，这种短期效应是导至工会作用被夸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率管制

    另一条正统经济分析顺其发展而得到某些饶有兴趣的启示的线索是所谓限制性惯例的作用。显然，如果工会能减少可从业人员的供给，那么它就有借此提高工资率的趋向。的确，如果工会自身不能对工资率本身实行任何直接的控制，则这将是提高工资率的唯一方法。比如在医疗界，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重要方法能直接控制医疗费或控制医生的收入。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医生的人数。因此，医疗界是人们通常遇到的那类明显例子，即工资率或其等价物由于人为地控制人们进入这一行业而增加的情况。

    这一思路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工会主要通过控制工人的供给来实行对工资率的控制，因此，所谓限制性惯例——高额工会入会费用，参加工会的差别对待条款，资历规定等等——具有减少工作人员供给从而提高工资率的经济功能。这是对这种限制性惯例的错误理解。若没有封闭的或优先雇用工会会员的行业，则这些限制性惯例就不会有这种功能，这种封闭的行业已经意味着存在来自限制入会以外的原因的对雇主的控制。为了了解这些限制性惯例及与之相关的封闭性行业的功能，我们假定可以采用直接的手段，例如关于最低工资率立法，将工资牢固定在竞争水平以上。这必然意味着可利用的工作机会比没有这种限制时要少，而且工作机会也比寻找工作的人要少。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来消除这种劳动力的超额供给——必须在求职的人们之间分配这些工作，这就是所谓限制性惯例所发挥的重要经济作用。它们是在迫切的工作申请者中分配数量有限的工作的一种手段，既然工资率在竞争水平以上的工作机会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那么，限制性惯例的重要性以及它之成为众多争论的起因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

    问题仍然是工资率怎么会直接为法定最低工资率以外的手段所控制。要做到这一点，工会必须能实行对雇主的控制——它必须能阻止现有的雇主们削减工会的工资率，同时又要阻止打算削减工资的新雇主进入这一行业。它必须能采取某些手段迫使所有的雇主答应工会的工资率而且不能有任何降低。能做到这一点的手段有许多，这里几乎不能完全罗列出来。然而，就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直接强制执行某种工资率或限制人们取得某一职业的各种手段都有一个特点是至关重要的，即它依赖于政治上帮助的程度。医药界可能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行业中，开业仅限于取得国家颁发的执照的那些人，反过来，开业许可证的颁发权一般又掌握在同行手中。政府颁发营业执照的作法也以类似的方式适用于牙医、律师、管道工、美容师、理发师、殡仪工以及大量不胜枚举的职业。凡是实行开业许可证制度的行业，开业许可证的颁发权势必要掌握在该行业现在从业人员的手中，他们也几乎无例外地要设法利用这个手段来限制新的从业人员进入这一行当。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手段基本上是无效的，这或者是因为限制颁发许可证数量是不可行的，或者是因为有可能绕过开业许可证的规定。但是，它们的确说明了可以如何利用政治权力来直接控制人们进入某一行业。建筑法规、健康条例、卫生法等形式的地方政治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远为更加有效的，而且同这种开业许可证规定仅有细微的差别；所有这些法规作为一种方法帮助了许多行业工会防止非会员工人采取或取消使用替代某种原料和技术等手段加入这一行业，同时防止潜在的雇主削减工会工资率。毫不奇怪，强大的工会是有联邦法律做保障的铁路工会。此外，若不是当局心照不宣的默许的话，工会的实际的或潜在的暴力或强制行为，比如组织纠察队等等，就很难发生。因此，不论是直接以具体的法律形式赋与工会权力，还是间接地在执行法律的环境气氛和态度中支持工会，直接控制工会的工资率总是同工会所能够获得的政治支持的程度紧密相连的。

    此外，劳动工会与产业垄断两者之间极其相似。在这两种情沉下，除非这两者能够求助于政府的政治权力，否则，广泛的垄断很可能是暂时的，并且是容易瓦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