粹抽象的数学构造，用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说，而是想把它当作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的发动机”，当作一种工具，用来解释运用和分配稀缺资源以满足各种不同需求方面不断变化的情况。

    从这一观点来看，经济理论像物理理论一样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说的，它是关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如何解决其经济问题的……对于每种社会都需要有一种不同的经济学或经济学中的一个不同章节。”

    在几十年观察和研究各种社会——原始的、欠发达的、高度发达的；市场导向的或中央控制的，民主的、封建的、寡头政治的、独裁的、社会主义的——的过程中，我的一个观点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印证，即我在上述引文之后所说的一句话是站得住脚的：“实际上各个章节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是这些共同点不能事先得到，毋宁说它们是经济科学的结论之一。”

    每个社会，实际上每个由个人组成的利益相连的群体都相信，它自身是独一无二的，它的问题也是只有它才经历过的。就生活的某些方面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经济学来说，我发现其中在各个方面的共同之处远比独特之处多得多。同样的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正如人们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它们，但其经济内容却完全相同一样。可以解决问题或加重问题的措施的选择范围是相同的，而且是有限的，人们犯同样的错误，也取得同样的成功，这些都是在表面上很不一样的条件下进行的。

    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把下面这句话作为他的一本书的引语：“多寓于一，一寓于多”，这正是经济理论的力量和吸引力所在。它赋予经济学家以理论上的工具，可以用来识别决定一个单独事件的诸多不同的力量，在表面繁纷各异的情况中找出共同的因素，从一个经济问题的若干互不相关的特点中分离出最本质的东西，以及预测——不是精确地、也不是从数量上着手，而是从提供情报的角度进行——用以解决该问题的措施的种种后果。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的书能够出中文版我是多么高兴啊！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没有几个国家比中国面临着更大的经济上的挑战，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在改善这么多人的日常命运时具有如此之大的潜在能力。每一个怀有善意的观察者都必定会祝愿中国能够很好地迎接挑战并发挥其潜力。我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对实现这一结果有所贡献。

    米尔顿·弗里德曼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1889午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