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学科中可以注意到的一种倾向相符的：个体发生即使是属于种系发生或社会发展的范畴之内，它在这些范畴内也还总是反过来使这些范畴也发生改变，这就象瓦廷顿所设想的生物学，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作这样对比的话，也在许多方面象发生认识论。

    这种在个体发生学和语言学结构主义之间的可能的联系，今夭甚至在从前难以想象的领域里也可以看到；这里指的是在感情和无意识象征作用的领域。真的，很久以前，巴利（Ch．Bally）就已经从事于他称之为“感情言语”的研究了，这种言语的功能是加强日常言语表达中连续不断地被用滥了的表达力的：但是巴利的“文体论”主要是指出了语言的规范结构在感情言语表达中的分解现象。相反，我们却可以问自己：感情是否就没有它自己的言语表达呢，这是弗洛伊德，在布劳伊勒（B1euler）和荣格（Jung）的影响之下，想用掩饰作用来解释象征作用之后，终于来为之进行辩护的假设。不过，荣格在象征中看到的是遗传的“古老原型”（“archetypes”），而弗洛伊德则合乎道理地从个人的个体发生中去找寻象征的来源。于是，我们这里似乎是处在与语言学并无直接关系的领域里了，虽然这个领域对于符号功能和普通符号学来说，显而易见是很重要的。可是不然，拉康（J．Lacan）最近第一个发觉，任何心理分析都是要通过言语表达的。当然，这里有分析者的言语，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分析者说话很少；主要是被分析者的言语，因为对被分析者来说，心理分析过程主要就在于把个人无意识的象征符号翻译成社会化的有意识的言语。以这一新观念为中心，拉康从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已知数学模式得到启发，力求抽绎出一些新的转换结构，来实现这种似乎没有可能的企图：把无意识界的非理性的东西和内心象征的无法表达的东西，纳入到在正常情况下用以表达可言传事物的言语模子中去。这是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的想法本身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其结果还没有被“门外汉们”按照这些心理分析学小救派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清楚之前，要来分析这些结果是困难的（因为，固然要懂得一点人家所说事实的知识的意思，但是，一项真理之成为真理，却只有在摆脱了产生它的方面的那些影响，才能为人所理解）。

    16．语言结构的社会形成、天赋性质、或平衡作用

    构成乔姆斯基的特征的是发生论和笛卡尔主义这样有趣的混合，这使得他必须要为这一当代语言学家所意想不到的意见去辩护。这个意见把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刀和遗传性联系起来了；而按照某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几乎全部的心理生活都应该用这种遗传性来解释：“如果确实真的各种自然言语的语法不但复杂而且抽象，而且语法的不同种类又非常有限，特别在最高度抽象的水平上说是如此，那么，通常人们似乎都把这些语法看成依语法这名词可以接受的意义而言是文化的成果，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就又成为问题了。非常有可能，一种语法是从某个天赋的固定图式（着重点是我们加的）经过简单分化获得的，而不是由逐步积累材料、语列、语链和新的组合而获得的……，而且一般说来，只要我们稍懂得一点言语结构，就会相信理性主义的假设有最大机会被人看到富有成果，而且大体上看完全是正确的”（前引文章法文版第20一21页）。

    因此，我们正面对着在大多数作者那里存在而未表现出来的一个假设，因为他们的结构主义倾向促使他们怀疑任何心理发生论和任何历史决定主义，但又并不因此就赞成把结构推到超经验的本质上去。乔姆斯基既有实验感，又有形式化感，他的立场要有分寸得多，因为各个个别语法按照在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转换过程而分化：于是天赋的那部分就是核心，即“固定图式”以及转换的普遍性形式结构，而它们的变异性则属于他和哈里斯在言语行为中所着重指出的“创造性”方面。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天赋的固定图式”的问题，这个问题还要从不同方面去进行考察。

    首先是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任何一个特性被认为有遗传性，那就要说明它是如何形成的。要理解大脑皮层的言语中心在人类化的过程中是怎样出现的，这已经是一个使人相当困惑的问题了：用突变和自然选择来解释是不够的，尤其因为涉及的是一种主要是与生俱来的关于个人之间交际的活动。如果要使负责言语表达的基因在遗传上不仅担负起传递从外界获得发音言语表达的能力，而且还要有一个固定的有形成作用的图式，从而产生语言本身，问题自然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而且，如果这种起形成作用的核心另外还要把“理性”担负起来，因而还应该承认理性也是遗传的，于是就只有两个合理的答案了（ 因为，让我们坚持这一点，简单地谈突变和选择，而又没有一点客观材料为依据，这就象贝达朗菲所说的是向“西藏的祷告木铎”去求援似的了）：或者说是一直有的预成作用（可是为了使预成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非要等到人的出现呢？黑猩猩或蜜蜂不是已经很令人有好感了吗？）；或者说是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得选择加在成为基因团对于外界刺激作用的“反应”的表现型的反应上。

    不过，当我们涉及到个体发生学的领域，其中的后天获得的品质和转换作用的细节都是可以证实的，我们却面临着这样的事实：它们固然与乔姆斯基的假设有一些确定的关系，然而从遗传出发点的重要性或幅度来看，却是有所不同的（参看第12和第13节）。道理无疑简单地就是，在乔姆斯基看到有一种两可选择——或者是一种必须接受的天赋图式；或者是从外界获得，主要是文化方面的获得，但是有种种变化，并且不能解释所讨论中的图式何以有限制性和必然性——的地方，实际上有三种解答可供选择，而不只是有两种：当然有先天遗传或后天从外界来的获得，可是也有内部平衡作用的种种过程或自身调节作用。然而，这些过程象遗传一样会导致一些必然的结果，从某种观点上看甚至还更加有必然性，因为遗传的变异在内容方面，远比表现在任何行为中的自身调整作用的普遍性组织规律的变异来得多。特别是遗传只能建立在可以照原样地传下来或不能传下来的内容上，而自身调节作用则强制规定一个与构造过程可以相容的方向，这个构造过程正因为是被指定了方向的，就变得是必然的了。

    而在语言学结构的情况下，有两类考虑对于上面这种解释是有利的，这些考虑似乎使天赋的假设成为不必要的，但同时又保存了乔姆斯基的全部解释体系：这就是，一方面，关于转换语法建立控制论模式的希望，另一方面，对于在发育的第二年过程里使言语获得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作心理发生学的分析。

    关于第一点，应该提到莫斯科科学院绍米扬（S．Saumjan）的研究工作，他企图把起作用的转换纳入一个以“联系成分”（“ relateurs”）为基础的“转换场”，“联系成分”会提供有自动综合作用的运算系统，人们可以大大地寄希望于这种分析，以求能够抽绎出这种运算系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或者反过来指出这个转换场的局限性。可是，即使是它的局限性，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也是有教益的，因为如果真的象巴·希来尔（Bar Hillel）所设想的那样，各种语法形式系统并不包含完全的决定程序，在逻辑领域中形式化的限度（参看第8节）所带来的结果在这里也象在别处一样，会强制规定出分阶段的构造过程的必要性，并且会排除从出发点上就预先包含一切的概念。

    可是，从实验资料的观点来看，而不再是从形式化的观点或从转换信息的控制论机器的观点来看，发育到第二年时言语相对地出现较迟的这个事实，似乎正好是叫人必须接受这样一种构造论。的确，为什么恰好到这个发育阶段而不是更早熟地出现言语呢？用条件反射来解释是太容易了；假如这样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习得言语从第二个月就会开始了；但是与条件反射的解释相反，言语要以感知-运动性智力本身预先形成为前提，这就证明了乔姆斯基关于必须有与理性有关的基础（语言底层〕的思想。但是这种智力本身并不是一开始就预先形成的，我们能够一步步地看着这种智力怎样地从同化图式的逐步协调里得来。因此，这就使得辛克莱（H.Sinclair）——关于她的研究我们等一下再谈——认识到要在感知-运动阶段图式的协调所固有的重复、排次序、和结合律联系（用这个词的逻辑含义）的种种过程里，去探求乔姆斯基的“单子”的来源。如果这个假设能够被证实，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基本的语言学结构的可能解释，而免掉非常笨拙的“天赋”观念了。

    17．语言学结构与逻辑学结构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考虑我们出发时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仍然是结构主义或普通科学认识论上最有争论的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解决应该要作好各种仔细的考虑。甚至在苏联，在那里几年前就认为把言语作为“第二信号系统”的巴甫洛夫学说概念似乎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了，而就在这样一个文化中心里的一位语言学家如绍米扬，对于言语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也宣称这是“当前哲学上所提出来的最深奥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几行字里来讨论这个普遍问题，而只是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考虑到在语言学结构的研究中已经取得的进步，简单地指出问题所处的地位。

    不过，一开始要重新提一下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重要事实是，从索绪尔和其他一些人开始，人们已经懂得，语言符号只构成符号功能的一个方面，而其实语言学只是索绪尔想要用“普通符号学”的名字建立的这个学科之中有特殊重要性但毕竟是有限的一部分。然而象征性或符号性功能，除言语之外，还包括了以表象形式进行的模仿（延迟模仿等出现在感知-运动时期的末期，无疑保证了感知-运动阶段与表象阶段之间的联系）、姿态的模拟、象征**、心理表象等等，人们经常忘了表象作用和思维。且不说真正所谓的逻辑结构）的发展是同这个普通符号功能相联系的，不是仅仅和言语有联系。就因为这样，不带脑损伤的年幼聋哑人是能够掌握象征**（或幻想）、手势言语等等的（相反，有脑损伤的年幼聋哑人则没有符号功能）。在象奥莱隆（P.Oleron）、弗思（H.Furth）、樊尚（M.Vincent)、艾福尔脱（F.Affolter）等人那样研究他们的逻辑运算（序列、分类、守恒等）时，我们就看到这些逻辑结构在发展中，有时有某些延迟，但比起哈脱维尔（Y·Hatwell）所研究的先天盲人儿童来，要不明显得多。后者的言语是正常的，但他们的①弗思的值得注意的著作《没有言语的思维》（Thought without language），1965，使用的技术巧妙，有大量的证明，在这方面是特别有教益的。言语只是很晚才补偿了感知-运动图式的顺应作用的缺乏；而在聋哑儿童身上，言语的缺乏却并不排除运算结构的发展，比正常儿童平均延迟一到两年，这可以归之于缺乏社会刺激的缘故。

    所要提到的第二个重要事实，是智慧先于言语。这不仅如我们在第16节里看到的和象在聋哑儿童的例子中所证实了的从个体发生学上看是如此。而且从种系发生学上看，例如对高等猿猴的智力所做的许多研究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感知运动性的智力已经包括了某些来自动作的普遍协调的结构（如次序、图式的嵌套包含关系、各种对应关系等），所以要排除把原因归于言语。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固然言语是从部分地有了结构的智力中产生的，而言语也会反过来构成智慧，于是真正的问题从这里就开始了，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来研究：第一种是转换分析，可以在心理语言学中研究句法学习（例如布雷纳［M.D.S．Braine]），第二种是运算分析，可以对逻辑结构的学习进行实验(如英海尔德[Inhelder]、辛克莱、博韦[Bovet])。在某些特定的点上，我们已经有可能对上述两类结构之间的几种相互关系加以分析，而且还能察觉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达到的程度，以及在语言结构或逻辑结构之中哪一些似乎导致了别的结构的构成。

    就是这样，辛克莱在一本新的精确实验的文集里陈述了以下一些成果。例如，她首先用把一定量的液体移注到不同形状的大口瓶里的办法，用有能力或没有能力推断出量的守恒作为分别运算水平的判别标准来进行选择，把儿童组成两组：第一小组由明显地是前运算期的儿童组成，他们否认这种守恒，而第二小组受试儿童则马上就接受了这种守恒，还能用可逆性和补偿关系的论点来证明这种守恒性。另一方面，辛克莱并不参照这些守恒实验，而根据对于成对的物品或互相比较的两组物体进行描述的方法，来分析受试者的言语：如出示一支大铅笔和一支小铅笔，一支长而细的铅笔和一支短而粗的铅笔，一组4-5个小球和另一组两个小球，等等，于是给孩子这样的指示语：“给我一支比较小的铅笔”，或“给我一支小一点细一点的铅笔”，等等。第一组儿童，几乎全用了些“标量”（语言学上的含义）语言，如“那只大，那只小”或“这儿很多”和“那儿不多”等等。反之，第二组受试儿童主要使用了“矢量”语言：如“这支比那支大些”，“那儿比这儿多些”，等等。另外，遇到有两种差别的情况时，第一组儿童一开始先忽略了其中的一种，或只用以下四句话来回答：“那支大；那支小；那支（第一支）细；那支粗”；反之，第二组表现出了二元联系，他们这样说：“那支长些细些，那支短些粗些”等等。总之，运算水平和语言水平之间有明显的相互关系，人们马上就能看出，第二组儿童的语言结构能够在哪些方面帮助他们的推理。可是，第一组儿童懂得高一级水平的表达方法，用命令执行的控制方法能够细致地加以证实。于是，辛克莱使第一组儿童进行语言学习，学习是艰难的，但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对这组儿童的守恒概念所作的新试验只取得了极小的进步，即在十个人之中大约有一个能回答得出来。

    自然，这样的试验还应多多地去做。固然在具体运算的水平上（参看第12节），似乎是运算结构先子语言结构，并且带动了语言结构，接着后来运算结构却又要依靠语言结构；但是在命题运算水平上产生的情况，仍然要用类似的方法来检验才好。在这个水平上，儿童的言语改变得非常显著，同时儿童的推理变成是假设推论性的了。如果说，现在几乎很明显了，语言并不是逻辑的起源，又如果说乔姆斯基把语言依托在逻辑上也是有道理的，那末语言和逻辑之间相互作用的细节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天地，它刚开始被用仅有的一些实验和对应的形式化的方法研究过，它们所能提供给讨论的材料，要比得出的观念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