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的农民对自卫队的这种极端厌恶应该归因于执行法律所用的方法，而不在于法律原则本身；特别应归咎于这种作法使有被征危险的人长期心神不定（只要未结婚成家，直到四十岁都可能被征）；他们担心朝令夕改，即使抽着免征签也无济于事；禁止找人替换；还由于农民不愿去干艰苦危险又毫无提升希望的营生；但是尤其令农民厌恶的还在于，如此庞大的重担唯独落在农民身上，落在农民中最穷苦无告者身上，他们地位卑下，使苛政更难忍受。

    我手中有很多1769年在大量教区中举行抽签的记录；每个教区免征者的情况都列在上面：这一个是贵族家的仆人；那一个是修道院的守卫；第三个实际上只是资产者的奴仆，不过这个资产者过着贵族式的生活。唯有富裕者可以免征；当一个种田人年年被列入最高纳税者行列时，他的子弟便享有特权，免征入自卫队：此即所谓鼓励农业。经济学派在其他方面最好鼓吹平等，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只是要求将这种作法推而广之，就是说，加重最贫困、最无人庇护的农民身上的负担。其中一位经济学派说道：“士兵的微薄军饷，士兵吃穿住的方式，士兵彻底的依附性，除了下层百姓外，对其他人来说，都过于严酷，无法承受。”

    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交通要道无人保养，或者由交通要道的所有使用者保养，即国家或沿途全部的所有主；但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交通要道的维修便开始单纯依靠劳役，就是说由农民单独负担了。不掏一分钱就能使道路通畅，这种方便之计真是独出心裁，无怪乎1737年，总监奥里在通报里要将它推广到整个法国。总督有权任意关押顽抗者，或派兵到他们家中搜捕。

    从那时开始，每当商业增长、对良好道路的需要和兴趣更为普遍时，徭役便应用于新辟道路上，徭役负担也增加了。

    1779年贝里省议会所作的报告说，这个穷省每年通过劳役进行的工程价值估计为70万里佛。1787年下诺曼底的估计与这一数额相差不多。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楚说明农村人民悲惨的命运：社会的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村人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

    约在同一时期，总督们在通信中说，鉴于徭役应单独用于交通要道，或照当时人所说，用于王家道路，因此，不能在村间特别道路上使用徭役。最穷苦、最少出门游历的人反倒要偿付路费，这真是奇思异想，不过这种思想尽管新奇，却十分自然地在那些从中渔利者的头脑中扎了根，他们很快就不再觉得事情还有其他方法解决。1776年，人们试图将徭役改为地方税，于是不平等马上改头换面，徭役化为新税，不平等继续存在。

    徭役从原来的领主徭役改为王家徭役，并且逐渐扩及所有公共工程。我看到在1719年，徭役竟然用来修建兵营！法令说道，各教区须派遣最佳工人，所有其他工程均为它让路。

    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容所，这都属于徭役；每当军队换防时，军队用具的搬迁也属于徭役：当时每支军队都拖着沉重的辎重，因此这种徭役十分繁重；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调集大量车辆和牛，才能拉走这些东西。这类徭役起初不多，但当常规军越来越多时，这就成为一种最沉重的徭役。我读到一些国家承包人大声疾呼，要求给他们调派劳役，将建筑木材从森林送往沿海的军舰修造厂。这些服徭役者通常领取工资，不过工资总是随意规定，数额很低。赋税负担如此不合理，有时如此沉重，以至军役税收税人忧心忡忡。

    1751年，一位收税人写道：“为修路向农民征收的各项费用不久就要使他们无力缴纳军役税了。”

    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我读过1774年一个大所有者写给他所在省总督的信，恳请他开辟一条道路。照他的说法，这条道路必将使全村富裕兴旺，他摆出种种理由，随后他提到设立一个市集，他断定，食品价格将因市集增加一倍。这位好心的公民还说，只要略加资助，人们便可创办一所学校，为国王培养更加勤奋的臣民。在此以前，他从未考虑到这些必要的改良；两年前国王密札将他软禁于自己的城堡中，从那时起他才察觉这些问题。他坦率地写道：“两年来在故土上的流放，使我确信所有这些事情是极端有用的。”

    但是，尤其在饥馑的年代，人们发现昔日维系农村大所有者和农民的那些庇护与依附关系已经松弛或破裂。在那些危机时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想一时恢复被它摧毁了的那些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但无人响应，它通常惊异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剥夺生命的。

    临此危境，在最穷的那些省份，有一些总督，如像蒂尔戈，贸然抵触法律，下令富庶的所有者必须养活他们的佃农，直到翌年收获。我找到许多本堂神甫1770年写的信件，他们向总督建议向本教区内的大所有主抽税，不管他们是在教的还是在俗的，他们写道：“这些人拥有大宗田产，但并不在那里居住，这些人从中攫取大笔收入，却带到别处去挥霍。”

    即使在正常年代，村子里也遭乞丐侵扰；因为，正像勒特罗纳所说，穷人在城里得到救济；但在农村里，一到冬季，行乞便成为绝对必要。

    人们不时以最残暴的手段对付那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想一举扫除法国的行乞现象。在总督们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残酷。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据说这样被捕的乞丐达5万多人。身强力壮的流浪汉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让有钱人再发发善心岂不更好。

    旧制度的这个政府，如同我说过的那样，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并且总是猝不及防。我看过的文件当中，没有一份通报总督下令逮捕资产者；但是农民不断遭到逮捕，无论是在服徭役，服军役，行乞，治安，还是在这样那样的其他各种场合。对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使用的是独立的法庭，长时间的辩论，监护性的公开审理；对于下层阶级尤其农民，法官却即席判决，不准上诉。

    1785年内克写道：“在人民和所有其他阶级之间存在的巨大距离，容易转移人们的眼光，使之不注意政府怎样被操纵来对付所有小民百姓。仁慈与人道已成为法国人的特征和世纪精神，舍此这个问题便会使那些对此屈辱抱有同情的人们感到无穷忧愁，尽管他们自己免受贫苦。”

    但是，压迫不仅表现在这些不幸者处境恶化，而更多表现在不让他们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是自由的所有者，他们差不多仍和他们的农奴祖先一样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穷苦。身处工艺奇迹倍出的时代，他们却毫无技艺；置身光辉灿烂的知识世界，他们却尚未开化。他们身上保留着他们种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锐，但并没学会如何使用；种地本是他们的唯一营生，他们甚至连地也种不好。“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纪的农业”，一位有名的英国农学家说道。他们擅长的惟有当兵打仗；至少在这个行当，他们和其他阶级还有着天生的必要联系。

    农民就是生活在这道孤立穷苦的深渊中；他们被禁锢在这里，完全隔绝。在天主教崇拜未经反抗就被废除，教堂遭受亵渎之前不到20年，政府为弄清一区的人口，有时便采取这样的方法：本堂神甫在圣桌上点出参加复活节的人数；再加上小孩和病人的估计数：得出来的总和就是居民总数。当我发现这种情况时，我感到吃惊，几乎也感到害怕。然而时代思潮已经从四面八方深入到这些粗野人心中；它们通过条条隐蔽的地下渠道进入，在这些狭隘晦暗的处所，采用着各种奇异的形式。但从外表上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农民的风尚、习俗、信仰，仿佛始终如一；他们已被压服，他们照样喜悦。

    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轻松愉快只不过说明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恶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寻开心，不去想它，而绝不是完全忘怀。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面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

    对这些事情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那时的人们却看不到。

    上层阶级的人们很难清楚辩别老百姓灵魂中，尤其农民灵魂中所发生的一切。教育与生活方式使农民对人类事务有他们自己特有的理解，这个理解对其他一切人一直是封闭的。但是，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务时，那遮蔽双方精神的黑暗就变得深不可测，穷人富人之间就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革命开始之际，一切身居社会大厦高层和中层的人们生活在何等古怪的安全感之中，当1793年已在眼前，他们还在巧言谈论什么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快乐无邪，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怎能不觉得奇怪：这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怖的景象啊！

    让我们在这里稍事停留，透过我刚刚论述的所有这些小事，思考一下上帝治理社会的一条最伟大的法则吧。

    法国贵族阶级坚持要同其他阶级割离；贵族终于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让其他阶级去承担；他们以为免于这些负担，他们就保住了他们的威严，开始时看来确实如此。但为时不久，一种看不见的内脏疾病就缠住了他们，他们日益虚弱，却无人过问；他们的豁免权越多，家境却越贫困。相反，他们如此惧怕与之为伍的资产阶级，却富裕起来，有了教养；资产阶级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他们不需要贵族，反对贵族；贵族既不愿把资产阶级当作合伙人，也不愿把他们当同胞；贵族不久就发现资产阶级乃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其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一个奇怪的政权解除了他们领导、保护、救济其附庸的责任；但与此同时，给他们保留了种种金钱权利和荣誉特权，他们估计并无损失；他们继续走在最前列，他们自己认为还在起领导作用，而且事实上，他们四周还簇拥着公证书中称作的臣民；其他的人则名为附庸、自由租地保有者、佃农。实际上，谁也不听从他们；他们是孤家寡人，当他们最终遭到攻击时，只能逃之夭夭。

    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命运尽管有极大差别，有一点却彼此相同：资产者同贵族一样，最终也和人民割离。资产者根本不接近农民，避免接触农民的贫困；资产者没有与农民紧密联合，共同对普遍的不平等进行斗争，反倒试图为一己的利益创立新的不公正：贵族拼命维持特权，资产者也同样拼命谋取特殊权利。资产者本来出身农民，这些农民在他眼里不仅形同路人，而且，简直可以说宿昧平生，只有当资产者把武器交给农民时，才意识到他在无意之中已唤起了民众的激情，对此他既无力控制也无力领导；他曾经是个鼓动者，不久即将变为牺牲品。

    法兰西这座大厦一度有雄踞全欧之势，当已成为废墟时，将使世世代代感到惊讶；但是注意阅读它的历史的人，并不难理解它的衰亡。我刚刚描述的几乎一切罪恶，几乎一切错误，几乎一切致命的偏见，其产生、持续、发展，实际上均当归咎于我们大多数国王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

    但是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倾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最后，只有人民仿佛从他们所有的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其实即使他们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他们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其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人们有时看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权时，竟然把奴隶的好恶也搬了过去，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以致蛮横地对待自己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