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注意考察旧制度下的法国，谁就会碰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

    表面上，在旧制度下生活的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置身社会中上层的、唯一引人注目的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简直完全相同。

    然而，在这彼此一致的人群中，还竖立着无数小障碍物，将人群分割成许许多多部分，而在每个部分的小围墙内，又似乎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它只顾自身利益，不参与全体的生活。

    想到这种几乎无止境的划分，我便明白，既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我想象到了被这场大动荡本身所推倒的全部小障碍物；我马上看到一个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见到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密集、更为一致的冰冷的社会。

    我说过，在几乎整个王国，长期以来，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经消失；这就促使一切法国人彼此极为相似。透过依然存在的各种差异，国家的统一已经明显可见；立法的一致性是国家统一的表现。随着18世纪的进展，国王的敕令文告、御前会议的判决数量增加，它们在整个帝国以同一种方式执行同样的规章制度。不仅仅统治者，而且被统治者也认为法律应普遍一致，在各地都一样，对所有的人都一样；这种思想，在大革命爆发前30年不断出现的改革规划中均有体现。而在两个世纪以前，这种思想的材料，假使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还竟告阙如。

    不仅各省之间越来越相似，而且各省之内，不同阶级的人，至少是所有置身平民百姓之外的人，变得越来越彼此相似，尽管他们的地位各异。

    1789年不同等级所呈陈情书最能证明这一点。人们看到，那些起草人因利益而发生深刻分歧，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又显得彼此相同。

    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景：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但是他们仿佛仍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

    时间维持了并且在许多方面加剧了这两种人不同的特权，时间也起着奇异的作用，使两者在所有其他方面变得彼此相同。

    若干世纪以来，法国贵族不断贫困化。“尽管享有特权，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一位贵族在1755年悲伤地这样写道。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倒是始终如一，贵族的经济地位亦未出现变化。然而，随着贵族权力的丧失，他们以相应的比例到处陷于贫困。

    人们会说，在人类制度中，如同在人体内一样，在履行不同生存职能的各种器官之外，还存在一种看不见的中心力量，这种力量乃是生命的本源。器官看来仍像以往一样运动，然而却是枉然，当这赋予生命的火焰最终熄灭时，一切顿时落入衰弱与死亡。法国贵族还享有种种替代继承权利；伯克甚至注意到，在他的时代，替代权利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加常见，更有强制性，如长子继承权、永久地租，以及人们所谓的一切用益权；贵族已经免除了为战争支付的大量钱财，但是贵族保持免税权，而且这种权大为增加，这就是说，他们在失去职务的同时，保住了补贴。此外，他们还享有许多他们的先辈从未享有的金钱上的好处；然而，随着治理的习惯与精神的丧失，他们逐渐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