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汲取的所有材料、丰富的指示、全貌与细节。托克维尔……原来恰恰打算论述泰纳要涉及的整个主题。但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只能完成这部巨著的第一部分；对于续篇，本有可能如此出色，我们却只有‘笔记’、评断、刚刚拟就提纲的章节，灵敏有力的草案被死亡猛然打断了。泰纳得以运用这些散乱的材料，从头在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这座未完成的大厦；他以其风格的丰富壮丽取代了朴实无华的线条，取代了原始建筑物有点裸露的庄严；但他保留了其中好多重要部分，直到整体规划。《当代法国的起源》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存在于我们以前整个历史中，这思想也是托克维尔著作的主要思想；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泰纳的‘地方分权’倾向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位眼光敏锐而有气魄的前辈。”正如我刚才所言，对托克维尔与泰纳的研究尚待进行。

    这两位思想家的彼此差异也许可由各自的知识构成加以解释。托克维尔接触社会学问题首先靠实践经验，靠对行政史与法律方面的深入研究，而泰纳尤其受文学、哲学与艺术的教育。这里我可以摘录一段泰纳书信中的话揭示他的政治哲学（前引书，第二卷，巴黎，1904年，263及随后几页）。1862年10月泰纳写道：“我的确在政治与宗教上有一理想，但我知道在法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为何只能有一种思辩家而非实践家生涯的原因所在。德国施莱艾尔马赫尔时期或稍后的英国今天的自由新教；今天比利时、荷兰、英国的地方或城市的自由，均达到了中央代议制。但是新教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地方政治生活也违背法国的财产与社会结构。除了减轻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让人讲话，减少天主教与反天主教的暴力，调和维持，别无他策。必须将它的力量引向其他方面：引向理论科学，引向优美文风，引向艺术某些部门，引向讲究的技艺，引向舒适漂亮的社交生活，引向无私而普遍的伟大思想，引向全体福利的增长。”（参见《泰纳。其思想的构成》，安德烈·谢弗里荣著，巴黎，1932年；E．C．罗：《泰纳与英国》，巴黎，1923年；亦见A．奥拉尔：《泰纳，法国大革命历史家》，巴黎，1907年；奥古斯坦·科尚：〈大革命史学的危机〉，载《思想与民主的社会》，巴黎，1921年。亦见亨利希·冯·西贝尔：“旧国家与法国大革命”，载《小历史论文》，斯图加特，1880年，229及随后几页。）西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法国大革命重要著作的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他分析了《当代法国的起源》第一卷，也同样要读者参阅托克维尔的“名作”。（参见H．冯·西贝尔：《大革命史，1789—1800》，10卷本，斯图加特，1897年。）西贝尔于1853年开始发表他的著作。

    众所周知，泰纳《当代法国的起源》是受1871年法国战败和巴黎公社的经历所启发而作；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相比，《旧制度与大革命》更偏重比较政治社会学研究。托克维尔对西方世界的普遍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而泰纳则从法国社会的革命这一观点涉及主题。

    1864年，菲斯泰尔·德·库朗日的《古代城市》问世。这部著作带有《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深深烙印。C．朱利昂在其宝贵的教材《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文选》（第一版，巴黎，1896年；我们根据1913年巴黎第七版重校本引用）中写道：“人们推测，菲斯泰尔·德·库朗日所受到的历史影响首先是孟德斯鸠的（政体的研究），可能还有米什勒的，而更多的是托克维尔的影响（社会生活中宗教情感的作用）。《旧制度与大革命》对菲斯泰尔的才华有决定性影响不足为奇：在《古代城市》中，我们将会找到同样的叙述方式，同样的归纳步骤，和同样的把书归并成两三个指导思想的愿望”（91和随后几页）。在更后边的好几页，朱利昂重又回到这个主题上：“在《古代城市》中，托克维尔的影响比米什勒明显得多。《导言》的标题本身：‘论研究古代人最古老的信仰对于了解其典章制度的必要性’，简直就是《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开头的翻版。《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一大功绩是证明了1789年以后有多少过去的政治制度、习惯思想，在新法国依然存在，新法国不知不觉成了君主制法国的概括遗赠财产承受人。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在其著作中证明传统与宗教习俗具有长期持久性；这个延续法则在《古代城市》下述话里阐述得再精彩不过了：‘对人来说，过去绝对不会彻底死亡。人能把它忘掉，但却总是把它保留在身上。因为，就像它在各个时代的样子，它是所有以前各个时代的产物和概括。即使它深入人的灵魂，根据各个不同时代留在人身上的模样，也能恢复与区别这些不同的时代。’”

    关于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可参阅瑞士历史家E．菲特的重要著作《新编史学史》，慕尼黑与柏林，1911年，560及随后几页；E．尚皮翁：《菲斯泰尔·德·库朗日的政治宗教思想》，巴黎，1903年；J.-M.图尔纳尔－奥蒙：《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巴黎，1931年，59及随后几页。

    此外，在前引朱利昂的著作中，还可找到对托克维尔著作重要地位所作的一个简洁而又非常出色的评价，读了将有所裨益：“托克维尔的著作与《古代城市》一起，是19世纪所产生的最新颖与写得最出色的历史著作……”（参见前引书84及随后几页。）朱利昂将托克维尔列为哲学历史家；我们今天也许要说他是社会学历史家。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可能是当代社会学历史的典型范例。

    阿尔贝·索雷尔的名著《欧洲与法国大革命》（8卷本，巴黎，1885—1904年）同样带有托克维尔始终不息的影响烙印。

    欧仁·德希塔尔在其著作《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自由民主》（巴黎，1897年）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旧制度与大革命》，指出这部著作对阿尔贝·索雷尔的影响。我们引用一段：“是否需要提到阿尔贝·索雷尔在其权威著作《欧洲与法国大革命》中，出色地把托克维尔的方法与思想扩大到革命的对外政策上，证明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不是来自历史、不是由旧制度的先前政策可以解释的结果，哪怕是最特殊的结果。’他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地证明了托克维尔这段话中的真理：‘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勒普莱肯定通过阅读托克维尔著作得到了充实。在《由对欧洲各民族的考察推断出的法国社会改革》（巴黎，1874年，第三卷）中，有一段对《旧制度与大革命》非常有特色的评语；勒普莱写道：“路易十五野蛮的不宽容政策保留了某些人道形式，仅仅以摧毁新教基督徒为目的。1793年雅各宾派的不宽容政策则旨在完全摧毁所有宗教。”这段话以下列注释为依据：“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了这一真理，这部著作若是有真正的书名并提出结论，就将成为杰作。”我们认为勒普莱对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他的决疑论和道德家精神绝不可能理解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参见J．－B．迪罗塞尔：《法国社会天主教的开端，1822—1870》，巴黎，1951年，672及随后几页。）——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有名读者当中我们要提到乔治·索雷尔和让·饶勒斯；《进步的幻想》（第一版，巴黎，1908年）非常频繁地引证托克维尔著作，《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A．马迪厄审订版，8卷本，巴黎，1922—1924年）同样有《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印记出现。

    人们还可以引证杰出的法国法律史家A．埃斯曼的看法，他在《法国比较宪法学要素》（第四版，巴黎，1906年）一书中显露出对托克维尔思想的敏锐理解力。

    此外，不应忘记那些伟大的法国文学史家。我们只提几位。圣伯夫在《星期一丛谈》（第三版，15卷本，巴黎，未注明年份，96及随后几页）中，清楚表明他从未理解托克维尔著作的社会学意义。假如回想到他曾以何等热情在《星期一丛谈初集》中欢呼《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人们就只能推断他的法兰西学院伟大同事一定会对他嗤之以鼻……（见J．－P．迈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巴黎，1948年，156及随后几页。）但是即使是在恶言恶语中，圣伯夫也永远辉煌。

    与圣伯夫形成对比，伯蒂·德·朱尔维尔在其《法国文学史》（巴黎，未注明年份，540页）中写道：“托克维尔在基佐的学校受到教育，于1835年发表了自《法的精神》问世以来人们所写的社会哲学方面最扎实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20年以后（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完全独创、影响极大的新著，在拉马丁的《吉伦特党人史》取得轰动成功后不久，开始在法国，至少在引起反响的思想界，改变可称为大革命神话的一切。人们不再把大革命视为一场出乎意料的（英雄的或魔鬼的）飓风，而承认大革命乃是众多遥远深刻的原因的结果。泰纳完成了这种对舆论的矫正；但托克维尔开启先河。”——费迪南·布伦蒂埃在《法国文学史教程》（巴黎，1898年）这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中，以笔记形式提出对托克维尔著作的评价：“……这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甚至在构想大革命的起源的方式上标志了一个时代；——在描述大革命的方式上亦然。——托克维尔看得何等清晰：⒈大革命通过所有废墟与我们历史最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⒉大革命的‘宗教’特征归因于其原因的深刻性；⒊由于这一原故，要取消种种影响，不能靠任何政治力量。——通过这两部著作〔布伦蒂埃前边已谈到《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足以使历史摆脱历史家的武断评价；准备好我们从当代形成的思想；并赋予历史以科学所应当具备的一切特征。”（前引书，441页。）

    在其经典著作《法国文学史》（巴黎，1912年）中，居斯塔夫·朗松也给了我们一个对托克维尔著作的精彩评价：“……《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历史家的思想为基础。托克维尔像奥尔良派历史家一样，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结果，看到了根源就在祖国开始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终结，而对于正统派和民主派来说，大革命几乎总是与过去的猛然决裂，是奇迹般的突然爆发，一些人诅咒，另一些人祝福，大家都以为1789年和1793年的法国与路易十四或圣路易的法国截然不同。但奥尔良派用他们的历史观为党派利益服务：托克维尔则始终是严格的历史家，同时更有哲学家色彩，只求证实我们的制度与我们的风尚的发展连续性；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因为它已经进行了一半，几个世纪以来，一切都向平等和中央集权发展；封建权利与**王权的最后障碍显得更加碍手碍脚，因为它们已是最后一道障碍。他阐述了文学与不信教对大革命的影响，平等感情压倒自由激情。托克维尔在阐述封建君主制度的毁灭后，接着打算证明新法国如何从旧法国的废墟中重建：这几乎就是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中实现了的庞大计划。但是托克维尔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著作。”（前引书，1019及随后几页。）法国文学史史家们就这样把托克维尔著作的成果传给年轻一代，希望年轻一代从中获益。

    在结束《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法国的影响概观时，我们还想给我们的读者指出保尔·雅内的一本重要的小书《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巴黎，1875年）。雅内很有眼光地看到1852年在法国大革命历史观上是一条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我们在他的书中读到：“1852年引起了法国革命哲学的真正危机。一种深深的失望，一种对这个国家直到此时一直珍视的各项原则的闻所未闻的背离（人们至少这样认为），一种为了革命的物质成果而牺牲革命的精神成果的可悲倾向，一种在本应从世界上永远扫除**暴政的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新形式的**主义，与此同时一种稍加扩展的科学，我们的状况与毗邻民族状况的比较，那令人悲伤的信念——过多地为经验证实——世界上有许多民族没有经历如此多的危机与灾难，随世事的演变逐步达到了我们曾经梦想、曾经缺乏、甚至从社会自由的一些观点来看我们已抢先达到并超过的这种政治自由；大西洋彼岸的伟大民族在其整个疆域同时实现了这个自由平等的伟大纲领，我们却早就开始牺牲掉一半，只待再晚些扔掉另一半：所有这些观点，所有这些思考，经验与比较，都使得大家在某种程度上抛弃了一向怀有的这种对革命的信仰……法国革命新理论由此而得到全新的方向。人们开始感到震惊，革命很少尊重个人自由，革命崇拜武力，盲目信奉中央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想，革命在现代社会确立了社会地位平等，谁能说革命不会像昔日的罗马帝国一样为新形式的**暴政铺平道路。没有哪一位政论家比著名的思想敏锐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更为这种思想所打动，他比大家都先有这种思想。他是第一人，在如此有独到见解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身居和平、温和、立宪的时代，便向现代各民族预示了‘恺撒**的’危险，这奇怪的预见当时没有任何条件任何事件任何明显征兆可资依据。以后，上述思想在某种程度为事件所证实，他在其卓越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以最罕见的洞察力，重新加以论述和发展。……”

    我们无法完整地引证雅内的透彻分析，兹摘要如下：

    “因此，托克维尔在某种意义上为革命辩护，在另一种意义上批判革命，但是他不同于革命的批评者或革命的拥护者通常对革命采取的行径。他替革命申辩，证明革命并不像守旧派所说的那样标新立异，因而也不是那样荒诞不经。革命极力设法在纯理性上，在权利与人道的抽象思想上，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但即使在这一点上，革命也只实现了先前所有各个时代已经准备好的东西。革命因此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同时在哲学上也是正确的。反过来，托克维尔力图唤醒我们对革命的一种可能后果的忧虑，即新**主义的确立，民主的或军事独裁的**制度，抹煞个人，无视权利，由中央吞并所有地方生活，并因此消灭各部门的一切生命力：托克维尔也许（但愿如此）夸大了这种弊病的意义，但这弊端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早已萌芽，通过革命毫无疑问繁衍和恶化到了极点。这就是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给我们提出的教训。……”（参见前引书，119及随后几页。）

    恰恰是革命的这些潜在倾向——在民主进程中抹煞个人并实行平等，以及公民投票制度的危险——深深地影响了瑞士伟大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的著作。不管他的沉思的唯美主义（esthéticismecontemplatie）如何，在所有我们提到的思想家中，他却可能是最接近于托克维尔的。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但是事情正像你所说的那样，有人想训练人们参加集会；假如连至少百人的集会都没有，大家开始哭泣的日子就要来到。”自从沃纳·凯吉为《普遍历史论见》发表预备研究（《历史残稿》，斯图加特，1942年）以来，我们了解了布克哈特曾在多大程度上吸取托克维尔的思想。法国大革命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的阶段，处在两位思想家相会的焦点上。我们早已提到菲特在前引著作中用贴切的几页篇幅论述在历史科学发展中《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占据的位置（参见前引书，557及随后几页）。在洛桑执教的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佩尔托的百科全书式的脑子无所不读，同样也没忘记研究托克维尔的著作。

    在意大利，贝内代托·克罗齐的著作也证实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影响。

    我们在《论美国的民主》（见《托克维尔全集》，迈耶编订，第一卷，第二册，393页）附录的参考书目中已经指出，德国思想家威廉·狄尔泰发现了托克维尔对于当代的重要性（《人文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造》，载《狄尔泰全集》，第8卷，柏林，1927年，104及随后几页）。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这样写道：“在另一部著作中，托克维尔第一次深入到18世纪法国与大革命的整个政治秩序中。这种政治科学也允许政治应用。他沿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论点，表现得尤其丰富，特别是认为各国良好的宪法应该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正当比例上。否定这种平衡便会把权利变成特权，其结果国家就会瓦解。上述分析对实践的重要应用是意识到过分中央集权的危险与个人自由和地方政府的好处。这样，他从历史本身得出内容丰富的概括，得出对过去现实的新分析，对过去现实的新分析可以产生对目前现实的更深刻的理解。”在对大革命前法国历史的重要研究中，德国历史学家阿德尔贝特·瓦尔总是自觉地以他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托克维尔为榜样。（见瓦尔：《法国大革命以前史。一个尝试》，两卷本，蒂宾根，1905年，以及同作者所著：《法国大革命以前史研究》，蒂宾根，1901年。）

    在英国，里夫、格雷格、康沃尔·刘易斯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等人吸收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正是通过他们，这部著作的独创性才得以向下一代人显示出来。戴西在其著作《宪法研究导论》（第一版，1885年；我们引证根据第八版，伦敦，1915年）的一个重要段落中，为了阐明他关于行政法的重要论点，把《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结合在一起。他引用《论美国的民主》：“在法兰西共和八年，出现一部宪法，其中第75条如下：‘政府官员，部长除外，因职责有关的行为，只有根据行政法院的决定才能被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起诉在普通法庭前举行。’共和八年宪法通过了，但这一条没通过，留在宪法后边，根据公民的合法要求，每天都有人反对它。我常常试图使美国人或英国人懂得这第75条的含义，事情总是非常难办到。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在法国，行政法院乃是一置于王国中央的**庭；这里实行一种**制度，预先把所有申诉人都移交到这个**庭面前。

    “但是当我力图使他们明白行政法院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司法机构而是行政机构，其成员隶属于国王，乃至国王在命令他的称为省长的仆人干一桩恶事之后，能够命令他的另一个称为国务顾问的仆人阻止人们惩治前者；当我向他们说明受君主的命令所损害的公民被迫向君主本人请求准许得到公正的处理时，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样的荒谬行为，还指责我说谎无知。旧君主制常有这样的事，高等法院向犯罪的政府官员发出逮捕令。有时王权强行干预，撤销诉讼。**这时已明目张胆，人们只得屈从暴力，表示服从。因为我们在公正的幌子下，以法律的名义放任和认可唯有暴力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见《托克维尔全集》，迈耶编订，第一卷，第一册，105及随后几页；亦见我们附录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392及随后几页。）这段引文之后，戴西继续写道：“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这一经典段落发表于1835年；作者30岁，却已获得他的朋友譬之于孟德斯鸠的荣誉。当他在生命末年发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最有力量最为成熟的著作时，他对行政法的评价当然没变。”戴西重新引用托克维尔：“确实，我们已将司法权逐出行政领域，旧制度将它留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与此同时，正如人们所见，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而我们听之任之：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甚至后者更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而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旧制度与大革命》，本版本。）戴西又加了如下评论：这些“话出自一位具有非凡天才的人，他精通法国历史，而且对当代法国也无所不知。他多年担任议员，至少任过一次部长职务。他了解本国的公共生活，就像麦考莱了解英国的公共生活一样。也许托克维尔的语言有些夸张，部分地可由他的品质和思想倾向加以解释；这导致他夸大促使他刻苦钻研现代民主薄弱与旧君主制罪恶之间的亲缘关系。”（戴西：前引书，351及随后几页。）

    戴西在牛津大学的杰出同事、专攻英国行政司法史的伟大历史学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勋爵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方法与成果传给了他的所有学生。经济史研究在英国刚刚起步。托克维尔的著作对这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间接但重要的影响。研究英国法律史的历史家E．W．梅特兰的经典著作带有托克维尔研究成果的深刻印记，对此我们不会感到吃惊。（参见P．维诺格拉多夫：《历史法理学纲要》，牛津，1920年，第一卷，152及随后几页；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伦敦，1926年，法译本，1951年；E．W．梅特兰：《直到爱德华一世时代的英国法律史》〔与E．波洛克合著〕，牛津，1895年，同作者所著：《英国宪法史》，剑桥，1908年。）

    我们已经提到同样受到托克维尔影响的阿克顿勋爵。（见我们附录的参考书目，第一卷，第二册，391页。）阿克顿在其《法国大革命讲稿》（伦敦，1910年）中的大革命专题著作附录里写道：“将近19世纪中叶，当西贝尔著作的头几卷开始问世时，更加深入的研究由于托克维尔而在法国开始展开。他第一个证实，即使不是发现，法国革命不仅仅是决裂、颠覆、突如其来，而且部分上是折磨旧君主制的各种倾向的发展……在所有作家中，他是最令人满意也最严重地感到不足的。”（前引书，356及随后几页。）

    在美国，《旧制度与大革命》只受最新一代人欣赏。年轻民族相当晚才发现历史科学。政治社会学中应用历史研究方法，像托克维尔著作中所显示的，乃是文明成熟的结果。正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中开始飞翔。美国杰出历史家罗伯特·厄尔甘在其著作《从文艺复兴到滑铁卢的欧洲》（纽约，1939年）上附加了一个参考书目，让我们用从中取出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影响概观：“《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了革命原因的最深刻的分析。”

    J．－P．迈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