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动辄忧郁寡欢，不喜外出，难于教育。日本的妇女说这是“童欢”的终结。女孩的幼年期因被男童排挤而结束。此后，多少年，她们的人生道路只能是“自重再自重”。这一教导将永远持续，无论是订婚之时，还是结婚以后。

    男孩子在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的情义”之时，还不能说已懂得日本男子应负的全部义务。日本人说：“男童从十岁起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信义’。”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义在憎恶受辱”。他还必须学习这类规矩：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意思是要孩子学会在遭受侮辱时进行反击。男孩子小时候就已经学会对母亲粗暴，与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争相诽谤、抗辩，没有必要在十岁以后再学习怎样攻击对手。然而，“对名分的情义”的规范要求十几岁的少年也要服从其规定，从而把他们的攻击方式纳入公认的模式，并提供特定的处理方法。如前所述，日本人往往把攻击指向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行使暴力。学童也不例外。

    六年制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学的少年（其人数约占人口的15％，男童比例较高）立刻就进入激烈的中学入学考试竞争。竞争涉及到每个考生和每门学科，这些少年也就马上要承担“对名分的情义”的责任。对于这种竞争，他们并无逐渐积累的经验，因为在小学和家庭里都是尽量把竞争降低到最低程度的。这种突然而来的新经验，使竞争更加激烈和令人担忧。普遍竞争名次，怀疑别人有私情等等。但是，日本人在缅怀往事时谈得多的却不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而是中学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习惯。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想尽办法欺悔。他们让低年级学生表演各种受捉弄的屈辱噱头。低年级学生一般对此都十分憎恨。因为，日本的男孩子是不会把这些事当作开玩笑的。一个男孩子被迫在高年级学生面前奴颜婢膝、四脚爬行，事后，他会咬牙切齿，策谋报复。而且，由于不能立即报复，就更加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这事关系到“对名分的情义”，是道德问题。也许，几年之后，他会利用家庭势力把对方从职位上拉下来；或者磨励剑术或柔道，毕业之后在通衢大道上当众报仇，使对方出丑。总之，如果不能有朝一日报此仇，就觉得“心事未了”。这正是日本人竞尚复仇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些没有升入中学的少年，在军队训练中也有同样的体验。在平时，每四个青年便有一人被征当兵。而且，二年兵对一年兵的侮辱，远比中学里高年级生欺悔低年级生更为厉害。军官对此毫不过问，甚至士官也只是在特殊例外才干预。日本军队规范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丢脸的。争执都是在士兵之间自行解决。军官认为这是“锻炼”部队的一种方法，但并不参与其事。二年兵把上一年的积恨一古脑儿地向一年兵发泄，想方设法侮辱一年兵，以显示他们受“锻炼”的水平。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经受各种屈辱刺痛的体验是其更重要的原因。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尊”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他们不能忍受屈辱。他们把这种折磨解释为排斥，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

    不用说，近代日本的中学及军队中上述事态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来自日本古老的嘲笑和侮辱习俗。日本人对这类习俗的反应也并非中等以上学校和军队创造的。不难看出，在日本由于有“对名分的情义”的传统规范，嘲弄行为的折磨人就比在美国更难忍受。尽管受嘲弄的集团到时候会依次虐待另一个受难集团，但这并不能防止那个被侮辱的少年千方百计要对虐待者进行报复，这种行为方式和日本的古老模式也是一致的。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找替罪羊来发泄积愤是常见的民间习俗，日本则不是这样。例如，在波兰，一个新学徒或年轻的收割手被嘲弄以后，他不是向嘲弄者泄恨，而是对下一代徒弟或收割手发泄。日本的少年当然也有用这种方法消除怨恨的，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直接复仇。被虐待者必须直接报复虐待者才“感到痛快”。

    在战后重建日本的事业中，关怀日本前途的领导者们，对战前日本成年学校和军队中这种侮辱青少年、戏弄青少年的习俗应当给予特别注意。应当充分强调“爱校精神”，以至“老同学关系”，以消除大欺小、高压低的习俗。在军队中必须切实禁止虐待新兵。虽然老兵对新兵应当进行严格训练，正如日本各级军官一样，坚持严格要求在日本不算侮辱，但嘲弄、虐待则是侮辱。在学校和军队中，凡是上级生或老兵让下级生或新兵摇尾装狗、学蝉鸣、或者在别人吃饭时间让他们“立大顶”，都必须受到惩罚。如果能有这种变化，那对日本的再教育将比否定天皇的神格以及从教科书中删除国家主义内容更加有效。

    少女不学习“对名分的情义”的准则，没有男童那种在中等学校及军队训练中的体验，也没有类似的体验。她们的生活远比男子平稳。自从她们懂事的时候起，她们就受到一种教育：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当先，礼品、关怀，女孩都是没有份的。她们必须尊重的处世规则是，不容许有公然表白自我主张的特权。尽管如此，她们在婴幼时期也和男童一样享受了日本幼儿的特权生活。特别是当她们还是幼女时，可以穿鲜红的衣物。长大成人后，那种颜色的衣物就不能再穿了，直到第二个特权时期开始，即六十岁后才能再穿。在家庭里，她们也象其兄弟一样，可以受到彼此不睦的母亲和祖母双方的宠爱。另外，弟弟或妹妹总是要姐姐、也要家里的其它人跟他“最亲”。孩子们要求与她同睡，以表示最亲。而且她常常把祖母给予的恩惠分给两岁的幼儿。日本人不喜欢单独睡觉。夜里，幼孩可以把被子紧挨着他喜欢的年长者。“你对我最亲”的证据就是两个人的睡床紧挨在一起。九岁或十岁以后，女孩子被男童的游戏伙伴排除在外了，但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她们可以炫耀新的发型。十四岁至十八岁姑娘的发型，在日本是最讲究的。她们可以穿上丝绸衣服，而以前只能穿棉布衣服。这时，家里人也千方百计打扮她们，让她们更加漂亮。这样，女孩子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

    女孩子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约束，这种义务要她们自己直接承担，无须父母强制。父母亲对女孩子的家长权不是通过体罚，而是通过平静而坚定的期待，希望女儿按照要求来生活。下述事例是这种教养方法的一个极端例子，值得加以引用，它说明了女孩子所受的那种不甚严厉、似有特权的教养的特点，即一种无权威的压力。稻垣钺子①从六岁起就由一位博学的儒者教授汉文经典：

    ① 即衫本钺子，嫁前姓稻垣。——日译者

    “整个两小时的授课，除了双手和嘴唇外，老师纹丝不动。我坐在老师面前的榻榻米上，也得同样端坐，纹丝不动。有一次正在上课，不知什么地方不合适，我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屈起的双膝角度稍有偏移，老师脸上立刻微露不满的惊愕神色。他轻轻地合上书、慢条斯理然而很严峻地说：‘姑娘，你今天的心情显然不适合学习，请回房间好好思考思考。’我小小的心灵羞得无地自容，但毫无办法。我先向孔子像行礼，接着向老师行礼道歉，然后毕恭毕敬地退出书房。我小心翼翼地来到父亲跟前，跟平常课毕时那样向父亲报告。爸爸很吃惊，因为时间还未到。他似乎不在意地说：‘你的功课学得这么快啊？’这句话简直就象是丧钟。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仍似有隐痛之感。”②

    ②su Inagaki，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衫本——稻垣钺子：《武士的女儿》），Doubleday Page and Company，1926，p.20 。

    杉本夫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描写她的祖母，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日本父母态度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祖母态度安祥，她希望每个人都按照她的想法去作。既无叱责，也无争辩，但祖母的希望象真丝一样柔软却很坚韧，使她的小家族保持着她认为正确的前进方向。”

    这种“象真丝一样柔软却很坚韧”的“希望”之所以能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原因之一就是每一种工艺和技术的训练都非常明确。女孩子学到的是习惯，而不仅仅是规则。幼儿期的正确用箸，进入房间时的姿态，以及成年后学习茶道和按摩，无一不是由长辈手把手教，反复不断地练习，直至娴熟形成习惯。长辈们从不认为孩子们到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学到”正确习惯。杉本夫人描写她十四岁订婚后如何学习伺候未来的丈夫用餐。在此之前，她一次也没见过未来的丈夫。丈夫在美国，她在（日本的）越后。可是，在母亲和祖母的亲自监厨之下，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自下厨做几样据我哥哥说是松雄（未来的丈夫）特别爱吃的食品。我假想他就坐在我身旁，我为他夹莱，并且总是劝他先吃。这样，我学习关心未来的丈夫，使他感到愉悦。祖母、母亲也总是装做松雄就在眼前似地问这问那。我也很注意自己的服饰和动作，好象丈夫真的在房间里。如此这般，使我学会尊重丈夫，尊重我作为他妻子的地位。”①

    ① 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p.92 .

    男孩子虽不象女孩子那么严格，也要通过实例和模仿接受细致的习惯训练。“学了”习惯之后就不能有任何违反。青年期以后，在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主要是靠他自己的主动性。长辈从不教他求爱的习惯。家庭禁止一切公开表现**的行动。而且，九岁或十岁时起，没有亲属关系的男童与女孩之间就完全不同席。日本人的理想是双亲要在男孩确实对性感兴趣之前，为他订下婚约。因此，男孩接触女孩的态度最好就是“害羞”。农村的人常常用这个话题取笑男孩子，使他们总是“害羞”。但男孩子仍然设法学。过去，甚至最近，在偏僻的农村，许多姑娘，有时是大多数，在出嫁之前就已怀孕。这种婚前的性经验是不属于人生大事的“自由领域”。父母议婚时也不在乎这些事。但是今天，就象须惠村一位日本人对恩布里博土讲的那样，甚至连女佣人都受到教育，知道必须保持贞洁。进入中学的男孩子也严禁与异性有任何交往。日本的教育和舆论都在竭力防止两性在婚前的亲密交往。日本的电影把那些对年轻妇女随便表示亲昵的青年看作是“坏”青年，而所谓“好”青年则指那些对可爱的少女，采取一种在美国人看来是冷酷、甚至粗野态度的青年。对女人表示亲昵，就意味着这位青年“放荡”，或者是追逐艺妓、娼妇、咖啡女郎的人。到艺妓馆是学习色情艳事的“最好”方法，因为“艺妓会教你，男人只需悠然旁观。”他不用顾虑自己笨手笨脚，也不指望与艺妓发生性关系。但是，日本青年能到艺妓馆去的人并不很多。多数青年是到咖啡馆去看男人怎样亲昵女人。但是，这种观察与他们在其它领域的训练不是同一类型。男童有很长时间担心自己笨拙。性行为是他们生活中无需由值得信任的年长者亲手指导而学会的极少数领域之一。有地位的家庭在年轻夫妇结婚时会交给他们《枕草子》①和绘有各种姿态的画卷。正如一位日本人说的：“看书就可以学会。好比庭园布置，父亲并不教导如何布置日本式庭园，但你上了年纪就会学会这种嗜好。”他们把性行为和园艺都看作到时候看书就会，这很有趣，虽然日本大部分青年是通过别的办法学习性行为。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不是靠成年人的细致教导。这种训练上的差异使青年深深相信，性属于另一领域，与人生大事无关，从而无需由长辈亲自指教、严格训练以培养习惯。这是一个可以自行掌握以求满足的领域，尽管他惴惴不安，常感迷惑。这两个领域有不同的规则。男子结婚后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外面享受性的欢乐，这样作毫不会侵犯妻子的权利，也不会威胁到家庭关系。

    ① 《枕草子》：日本古代随笔，成书当在十一世纪以后，主要描绘宫廷风情。——译者

    妻子则没有同样的特权。她的义务是对丈夫保持忠贞。即使被勾引，也只能偷偷进行，日本妇女很少能隐秘私恋而不被发现。神经过敏或心绪不宁的妇女被说成患有“歇斯底里”。“妇女最常受到的困难不是社会生活，而是性生活，很多精神不正常的妇女以及大多数的歇斯底里（神经过敏、心绪不宁）患者，显然是由于缺乏性协调。妇女只能靠丈夫随意来满足**。”①须惠村的农民们说，大多数妇女病“始于子宫”，而后蔓延至头部。丈夫如果只迷恋其它女人，妻子就会求助于日本人通认的**习惯。自农村以至高贵家庭，妇女都秘藏有用于这种事的传统器具。在农村，妇女如果生过孩子，就可以相当随便地谈论性言行。在当母亲以前，关于性的玩笑她一句也不说，当了母亲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玩笑就充斥于男女混杂宴会之时。她们还会配合猥亵小曲的节拍，扭腰摆臀，毫无顾忌地跳色情舞蹈，以飨座客。“这种余兴必定引起哄堂大笑”。在须惠村，士兵服役期满回乡时，村里人都到村外迎接。这时，妇女们女扮男装，互开下流玩笑，佯装要强奸年轻姑娘。

    ① Embree，John. F.，Suye Mura（《须惠村》），p.175.

    这样，日本妇女在关于性问题上也有某种自由，出身越是低微，自由越大。她们一生在大部分期间必须遵从许多禁忌，但绝不忌讳男女间事。在满足男人**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地，在满足男人性要求时，她们又是克制**的。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抛开禁忌，如果出身低微，她的淫荡毫不逊于男人。日本人对妇女行为端正的要求因年龄和场合而异，不要求一成不变的性格，不象西方人，把妇女简单地分成“贞女”和“淫妇”。

    男人们也是既有时恣情放纵，也有时节制谨慎，视不同场合而定。男人的最大乐趣是与男友一起喝酒，如有艺妓陪座则更惬意。日本人乐于醉酒，没有必须节制饮酒的规矩。两三杯酒下肚以后，就会解除平常严肃拘谨的姿态，喜欢相互倚躺，亲密无间。醉酒者除极少数“难以相处的人”会发生吵闹以外，一般很少看见粗暴行为或打架。除了在喝酒这种“自由领域”之外，日本人说，男人决不能干别人讨厌的事。如果一个人在其生活的重要方面被人指责为讨厌，那就是仅次于日本人常用的骂人话“马鹿”（混蛋）。

    从前所有西方人所描绘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都可以从日本人的儿童教养中得到理解。这种育儿方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中具有两面性，每一面都不应忽视。他们在幼儿期过的是有特权和娇纵的生活，此后在接受各种训练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着那种“不知耻”年代的欢乐生活的记亿。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因为，他们过去曾有过天堂。他们描绘童年时代时所用的是他们的术语，说人性本善，众神慈悲以及作一个日本人无上光荣。这使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一种极端观念上，即认为人人身上都有“佛种”（成佛的可能性），死后都能成神。这种观念使他们固执，有相当自信，是愿意干起任何工作而不顾自己的能力是否差距很远的思想基础，是使他们敢于坚持己见、甚至反对政府、以死力谏、以证明自己正确的思想基础。有时，这种自信使他们陷入集体性的狂妄自大。

    六七岁以后，“谨言慎行”、“知耻”，这类责任逐渐加在他们身上，而且背后有强大的压力；如果有过错，家庭就会反对他。这种压力虽非普鲁士式的纪律，但却无法逃避。在具有特权的幼儿时代，有两件事情为这种必须履行义务奠定了基础：一件是父母固执地训练其便溺习惯和纠正各种姿式；另一件是父母常常嘲弄孩子，吓唬说要遗弃他。这些幼年时代的经验使孩子们有所准备，能够接受严格的约束，以免被“世人”耻笑、遗弃。他要抑制幼儿时期无拘无束、公开表达的那些冲动。那些冲动并不是不好，只是因为已不合时宜了。他现在正进入严肃的生活。随着童年特权的逐渐遭受否定，他被允许享受成人的更大享乐，但幼年时代的那些经验决不会真正消失。他们的人生哲学随时从童年吸取经验。他承认“人情”，这也是回复到幼时的经验。整个成年期间，在其生活的“自由领域”内，他又重新体验幼年时代。

    日本儿童生活有一个显著的连续性联结其前期和后期，这就是取得伙伴的承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一点，而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深深扎根于儿童心中。在儿童时代的前期，当他长大到会向母亲撒娇时，母亲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他就会计较自己与兄弟姐妹们所得点心的多少，以判断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他能敏感地察觉遭到冷淡，甚至会问姐姐：“你是不是最疼爱我？”在童年的后期，他日益要放弃个人的满足，其补偿是得到“世人”的赞许和接纳，其惩罚则是遭“世人”的讥笑。这当然是大多数文化对教育儿童所施加的压力。但在日本，这种压力则特别沉重。被“世人”抛弃，这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就是母亲嘲弄威胁要丢弃他。因此，在他整个一生中，被伙伴排斥比挨打还要可怕。他对嘲笑和排斥的威胁异常敏感，即使仅浮现在脑中也感到可怕。实际上，由于日本社会很少可能保持秘密，“世间”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几乎巨细皆知，如果不同意，就可能把他排斥掉，这绝不是主观想象。何况日本的房屋结构，薄薄的板壁既不隔音，白天又敞着。因此，没有能力修筑围墙和庭院的人家，私生活就完全亮在外面。

    日本人使用的某些象征，有助于了解因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而造成的两面性格。幼年期建立的一面是“不知耻的自我”。这使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对镜自照，以窥测自己还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他们说，镜子“反映永恒的纯洁”，既不会培养虚荣心，也不会反映“妨我”，而是反映灵魂的深处。人会从中看到自己“不知耻的自我”。在镜子中，他把自己的眼睛看作是灵魂之“窗”，这有助于使他作为一个“不知耻的自我”而生活。他在镜子中看到理想的父母形象。据说颇有人为此而镜子不离身。甚至有人在佛坛上放一面特别的镜子，以静观自身，反省自己的灵魂。他“自己祭自己”，“自己拜自己”。这虽然不寻常，但并不费事。因为所有家庭的神龛上都放有镜子作为神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电台曾特意播送过一首歌，赞扬几位女学生自己掏钱买一面镜子放在教室里。人们毫不认为这是虚荣心的表现。而说这是她们心灵深处重新焕发的，为沉毅的目标而献身的精神。对镜自照是一种测试精神高尚的外观活动。

    在孩子心目中培植“观我”观念以前，日本人就已发生对镜子的感情。他们照镜时并未看见“观我”，但镜中所反映的自我恰如他们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自然是善良的，无需用“耻”来开导。他们赋予镜子的这种象征性也成为自我修养以求“圆熟”的基础。在这种自我修养中，他们坚持不懈地消除“观我”，以求复归儿时的直率天真。

    尽管幼儿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有各种影响，但他们并不认为童年后期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纯粹是剥夺特权。如前所述，自我牺牲是基督教的概念之一，日本人则常常攻击这种看法，否认所谓他们牺牲自己的观念。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是“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自愿死去正是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意思是无价值的死。在英语中，“dog's death”是指穷愁潦倒而死，日本人不是这个意思。至于那些不甚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也称作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日语中则属于“自重”范畴。“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同等价值。大事业只有克制才能做到。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生**验不同的日本人则认为仅此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律的一个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能控制那种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是有可能冲出来搞乱正常生活的！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

    “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作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它不是掩盖暇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①

    ① Nohara，Komakichi：The Ture Face of Japan，London，1936，p.50.

    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缅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能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却又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但却又保留着傲慢不逊；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接受盲从的训练，但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学说，这就是证明。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种种紧张。对这种种紧张，日本人的反应并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要对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即如何协调儿时那种纵情无虑、处处受人宽容的经验与后来生活中那种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束缚，许多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象道学家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唯恐纵情无虑会与实际生活发生冲突。正因这种纵情无虑并不是幻想，而是确曾有的经历，这种恐惧也就更加严重。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更加意识分裂。他们害怕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而以表面的温顺来加以掩饰。他们把思虑耽溺于日常琐事，以防止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们每天只机械地演习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有些人，由于对儿时生活感情更深，长大成人后面临社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感到严重焦虑。他们试图更加依赖别人，但年龄已不允许。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从而动辄陷入紧张激动，凡不能以常规处理的意外情况都使他们感到恐惧。①

    ① 上述各项系据Dr.Dorothea Leighton对战时隔离收容所中日本人所做Rorschach墨迹测试。这些测试由France Holter进行过分析。（Rorschach墨迹测试，瑞士精神病学家Rorschach首创，其方法是让被测试者观看黑白或彩色图绘，表面杂乱无章，内含左右对称的图形，让被测试者作出解释，以判断出性格。）——日译者

    以上就是日本人在极度担心遭受排斥或非难时所面临的特殊危险。如果不是感到过度压力，他们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既享受生活乐趣，也能保持幼年所培育的注意不刺伤他人的情感。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功。他们的幼年时代使他们具有了自信。罪感意识尚未形成沉重负担。后来所受的各种束缚是为了与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可得到满足。日本人一向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诸如观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在室内悬挂虫笼子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绝不象一个深怀烦恼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逐享乐时也并非消沉颓废。在日本还未从事那种不幸“使命”以前的幸福时代里，农村闲暇生活的活泼愉快，工作时的勤劳奋勉绝不逊于现代任何民族。

    但是，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却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极少数违背这些规矩的人甚至将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门庭、家乡和国家增光。如此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表现为一种巨大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但对于个人，这种紧张感则成了沉重负担。人们高度紧张，唯恐失败，唯恐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从事的工作仍不免遭人轻视。有时他们会爆发积愤，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动。他们被激起进行攻击之时，并不是象美国人那样出自自己的主张或自由受到威胁，而是因为察觉到自己受到侮辱或诽谤。这时，他们那危险的自我，如果可能，就会向诽谤者发泄；如不可能，就向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本的自由。这些自由，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犹如呼吸空气。我们必须切记，战败以来，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能够率宜而无顾虑地恣意行动，他们将会何等狂喜！杉本夫人曾经出色地描述过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能够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圃并供给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植的园圃赋予我一种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人的心中能有这种幸福感，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惊异。……我这种人，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玷污家名，从不惹父母、老师、邻居生气，从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①

    ① 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第135—136页。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打算种马铃薯。

    “谁也不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给我以莽撞自由的心情，自由之神在叩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家花园中有一块土地特意让它荒芜以保持天然野趣。但又总有人修剪松枝，整饰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细心撒在上面。”

    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对杉本夫人来说，就是她被教训的那种伪装的意志自由的象征。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一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并以小石块铺底。巨石的布置要与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衬。菊花也是盆栽，准备参加每年到处都要举办的菊展。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其形姿。

    杉本夫人有幸摘掉了菊花上的这些细线圈，这时，她的激动心情是欢悦而纯真的。盆栽的菊花，其花瓣一直受人摆弄，一旦回复自然，就显出满心欢悦。但是，今天，在日本人中，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对“耻”的压力提出怀疑，这种自由可能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要花费代价的。建立新观点和新道德是不容易的。西方人不能设想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道德，并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应以为日本最终不会建立一套比较自由、比较宽容的伦理规范。生活在美国的“二世”日本人已经没有日本道德的知识和实践，他们的血液中也丝毫不存在要墨守其父母出身国日本习惯的东西。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时代里建立起一种不要求过去那样自制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完全可以摘除金属线圈，不经人工摆布而照样秀丽多姿。

    在转入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而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精神，亦即他们所说的自己负责擦掉“身上的锈”。这一形象的语言把身体比作刀，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保护刀的光洁，人也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由于自己的弱点、不坚定和无效性而产生的一切自然后果。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远比自由的美国更加严格。在这种意义上，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德性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轮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儿童教养和行为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德性深入人心，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提出了“放下刀”（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保持光洁。就他们的道德术语而言，这把刀是一种即使在自由、和平世界也能保存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