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又称三摩提、三摩地。意译则是“定”、“正受”或“等持”，亦即止息杂虑，专注一境，方能保持不昏不乱。——译者

    ②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鼓吹超人哲学。主著有《悲剧的诞生》、《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等。——译者

    ③ 日译本误作“二十世纪”。——译者

    ④ 曹洞宗：禅宗五家之一，唐朝良价在今江西宜丰洞山首创，后由其弟子本寂在今江西宜黄曹山发扬光大，故称曹洞宗。十三世纪中，日僧道元（1200—1253）来华学法，传入日本。本山在福井县吉田郡永平寺、横滨市鹤见区总持寺。主张持戒坐禅开悟。——译者

    ① 引自Nukaraiya,Kaiten,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忽滑谷快天《武士的宗教》），伦敦，1913年，第197页。

    ② 同上书，第194页。

    日本就是这样完全抹杀作为印度渝伽派基础的各种观点。日本人的酷爱限定，令人想起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派的修行方法理解为自我修养以求完善自身的方法；理解为达到“圆熟”境界，以致人与其行为毫无间隔的方法。这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它的回报就在现时现地，因为它使人们能够最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用力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它能使人控制恣意妄为的自我，不躁不乱，无论遇到外来的人身危险或内心的激动，都不会失去镇定。

    当然，这种训练不仅对僧侣有益，对武土也有益。事实上，正是武土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任何地方都很难发现象日本这样用神秘主义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单骑作战，而不是靠它来追求神秘的体验。日本从禅宗开始发生影响之时起就一直如此。十二世纪，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③的巨著就取名《兴禅护国论》，而且禅宗训练了武土、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求达到相当世俗的目标。正如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所说，中国禅宗史上毫无迹象会使人想到他日禅宗传到日本竟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和茶道、能乐一样，完全成了日本式文化。人们可以设想，在十二、三世纪的动乱年代，这种主张从内心直接体验，而不是从经典中寻求真理的冥思、神秘的教义会在逃避尘世灾难的僧院中流行，却不会想到武土阶级会接受它作为喜爱的生活准则，而实际情况却是变成这样。” ①

    ③ 荣西（1141—1215）：又名明庵荣西，镰仓时代禅僧，创临济宗。宋时曾两次到我国。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吃茶养生记》等。——译者

    ① Sir Charales Eliot,Japanese Buddhism,p.186.

    日本许多教派，包括佛教和道教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的神秘修行方法。其中有些教派把这种训练的成果看成是上帝的恩宠。其哲学基础建立在“他力”，靠他人的帮助，亦即仁慈的上帝。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则主张依靠自力，自己帮助自己。他们教导人们说，潜力只存在于自己内部，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日本的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符合他们的性格。他们无论作为一个僧侣，或作为一个政治家、教育家——他们都从事这类工作——都以禅宗修行法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禅所求者，唯在己身可发现的光明，不容许任何阻碍。除尔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可以得救”。②

    ② 引自E.Steinilber-Oberlin,The Buddhist Sects on Japan,伦敦，1938年，第143页。

    探索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任何第二手的东西。不论是佛陀教导、祖宗经典、或者神学。“三乘十二因缘教③都是一堆废纸。”研究它虽不能说毫无益处，却无法使自心灵光一闪，唯有这灵光一闪才能使人顿悟。有一本禅语对答的书中记载，弟子求禅僧讲《法华经》。④禅僧讲得很好，弟子却失望地说：“怎么，我还以为禅僧蔑视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哩！”禅僧回答说：“禅并非一无所知，只是相信真知在一切经典、文献之外。汝非来求知，仅来问经耳”。⑤

    ③ 三乘十二因缘：三乘，佛教宣称，人有三种根器，因此有三种修持途径，并比作“乘”三种车，故名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十二因缘，又称十二缘起。是佛教三世轮回的基本理论，包括：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译者

    ④ 法华经：全称《妙法莲花经》。莲花，喻其清净微妙。谓释迦说法，唯一目的在使众生得到智慧，人人皆能成佛，唯有法华经才是“一乘法”，其它皆引导众生接受“一乘”法。——译者

    ⑤ 引自E.Steinilber-Oberlin前引书，第175页。

    禅师们所传授的传统训练，在于教给弟子如何求“真知”以达到顿悟。训练既有**的，也有精神的，不论是哪一种，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确得效果。剑术家的修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他必须经常练习基本击刺，但这只属于“能力”范围，他还必须学会“无我”。最初，他首先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持身体的那几方英寸的地板。这块室内窄小地板逐渐升高，日久，剑术家学到能立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就象置身庭院之中一样舒服。当他能坦然地立在那根柱上时，他就得到“真知”而顿“悟”了。他的心已经顺从己意，不会有眩晕之感或摔跌之虞了。

    日本的这种立柱术是把人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①派的立柱苦行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训练，它已经不再是苦行。无论是修禅还是农村中的许多习惯，各种**训练都经过这种改造。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潜入冰水或站在山瀑布下之类的苦行修炼。有的是为了锻炼**，有的为了祈求上帝的伶悯，有的则是为了进入恍惚状态。日本人喜好的耐寒苦行，是在天亮之前站在或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但其目的是锻炼意识的自我，直到不觉痛苦。求道者的目的是训练自己能够不受干扰而继续冥想。当他已不意识到水的冰冷，在寒夜凌晨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熟”了。此外，不求任何补益。

    ① 圣西蒙（Saint Simeon），公元三、四世纪的修道僧，生于叙利亚北部。传说他在柱子上生活了三十年，在柱子上传道。柱高初为六英尺，渐升高达六十英尺。——日译者

    同样，精神训练也必须自适自得。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也不会对你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教导”。因为弟子不可能从身外学到有意义的东西。老师可以和弟子讨论，却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使之到达新的智慧境界。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如果，师傅猝不及防地敲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把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弟子就会在这种冲击中象通上电流一般地顿悟。①因为，这样打掉了他的自满自足。僧侣言行录中充满着这类故事。

    为使弟子拼命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是“公案”，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一千七百个。禅僧逸话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竟费时七年之久并不罕见。“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答案。比如：“设想孤掌独鸣”，或者“缅思未生儿时母”②；以及“背负尸体而行者谁？”，“朝我而来者何人？”、“万法（万物）归一，一又何归？”等等。此类禅问在十二、三世纪以前的中国曾使用过。日本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这种方法。但公案在中国已告绝迹，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圆熟”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入门书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藏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象“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或“想吞热铁球”的人，“想叮铁块③的蚊子”。他忘我地加倍努力。最后，横在他的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幛被除去，犹如一股闪电，心与公案融合为一，他就顿“悟”了。

    ① 来自我国禅宗宋之“棒喝”（不用言语，而以棒敲口喝来测验并训练弟子“根机只利钝”，即反应灵敏）。传说始于德山宣鉴、临济义玄（八、九世纪），所谓“德山棒，临济喝”。——译者

    ② 指父母未生我之前的本来面目。——日译者

    ③ 禅书作“铁牛”。——日译者

    读了这些关于高度紧张的精神努力的描述，如果再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获得的伟大真理，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④花了八年时间思索“朝我而来者何人？”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说此地有一物，旋即失之矣”①。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般模式，可从以下数句问答中窥知：

    ④ 南岳，禅宗六祖大鉴慧能禅师的法嗣，金洲人，唐玄宗天宝三年（1404年）六十八岁是圆寂，谥号大禅慧师。其门徒衍为临济、沩仰二宗。“朝我而来者何人”，中文原为：“恁么来物是谁”？——日译者

    ① 中文原为：“说似一物，即不中”。据禅语字汇，此句意为“这个本分底事，但只一言，即失其的。”——日译者

    僧问：“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答：“谁束缚了你？（亦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之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有名的成语，就是“骑着牛找牛”。他们要学的“不是网罟，而是用那些工具捕捉的鱼兽”。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他们学的是二难推理，其两格②皆与题旨无关。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心眼，现存手段即可达到目标。一切都是可能的，无需借助外力，只需反求诸己。

    ② 两格：在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的三段论（其代表是二难推理，亦即两刀论法）中，被小前提肯定或否定的事项称作“格”。——日译者（按：二难推理的公式是“如果A则B，如果C则D；A或C；因此，B或D。”——译者）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探索者所发现的真理（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而在于日本人如何考虑探索真理。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的人性的周围墙壁上，这种人性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总在幻觉以为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或褒或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感之甚切的“耻感”。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进入自由天地，砖也就无用了，也就用不着再去解答公案了。功课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解脱了。他们拼命钻死角，“为了修行”变成了“咬铁牛的蚊子”，钻到最后，恍然大悟，根本没有死角。“义务”与“情义”之间，“情义”与“人情”之间以及“正义”与“情义”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获得了自由，从此能充分“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们的“修养”成功地达到“圆熟”的目标。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大拙）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①，“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其自身’，亦即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据铃木说，“意识一旦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两者必然冲突。因为，行为者（的我）要求摆脱（旁观者的我的）约束”。而当“悟”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无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②，只有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行动，此外皆不存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如果改变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一个人，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子，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别人的评论并据以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刺伤，一旦升华而进入灵魂的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他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觉得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犹如习剑术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毫无所惧一样。

    ① Suzuki,Professor Daisetz Teitaro,Essays in Zen Buddhism（铃木大拙：《禅宗论集》），第三卷，第318页，京都，1927年、1933年、1934年。

    ② 转引自Sir Charles Eliot,Japanese Buddhism,401页。

    画家、诗人、演说家及武土都用这种训练以求达到“无我”。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美的明晰的、不受干扰的感受；或者说，是学会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当的努力，不多不少，恰好达到目的。

    甚至完全未经过训练的人也有一种“无我”的体验。当欣赏能乐和歌舞伎的人陶醉于剧情而完全忘我之时，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他手掌出满了汗，他感到这是“无我的汗”。轰炸机的飞行员在接近目标将要投下炸弹之前也渗出“无我之汗”。“他并不意识自己在作”，他的意识中并无旁观的自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侦察敌机时，周围的世界全都消失，也同样出“无我之汗”，同样失去“观我”。凡是身处此类场合，达到此种状态的人，都进入了最高境界。这就是日本人的观念。

    上述概念雄辩地证明，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搞成何等重大的压力。他们说，一旦这种牵制消失，就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把所谓“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看作是一回事。从而以临危不惧、“保持机智”而自豪。日本人却要靠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才有解脱颈上石枷之感。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而日本人则对此力图辩解并断言：当这类心理重荷一消失，人的意识有更加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表达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听来如此）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就当死去而活着”的人。如果照字面硬翻译成西方语言，也许就是“活着的尸体（行尸走肉）”吧，但在西方任何种语言中，这句话都是讨厌的。我们讲到这句话，是指一个人已经死去，只在人世留下一具躯体，再无活力。日本人讲“就当死去而活着”的意思则是说这个人已达到了“圆熟”的达观境界。他们常把这句话用于日常的劝勉和鼓励。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在鼓励进行大批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死了，干下去。”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苦恼，看不到一线希望时，也常常以“就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战败后被选为贵族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在其自传小说中说：“就象被魔鬼缠身的人一样，他每天躲在自己房间里哭泣。他那爆发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苦痛持续了一个半月，但生命终于获胜。……我要此身带上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就当已经死了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①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喜欢说：“我决心就当死了，以报答皇恩”。这句话包含着一系列行动，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抔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等等。

    ①yohiko,Before the Dawn（贺川丰彦：《天亮之前》），第240页。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潜在于“就当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也消除了一切恐惧和戒心。他已经是死人了，也就是说无需再为行为恰当而思虑了。死者不用再报“恩”，他们自由了。因此，“我要就当已死地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最终摆脱一切矛盾和冲突，意味着：“我的活动力和注意力不受任何束缚，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观我及其一切恐惧的重荷已经不再横隔于我和我的奋斗目标之间了。过去在我奋力追求时，一直烦扰我的紧张感和消沉倾向也随之消失。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及“就当已死”的习惯中排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妨我”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监督者。这生动地指明了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心理差异。我们讲到一个没有良心①的美国人，是指他在干坏事时不再有罪恶感。而日本人在使用同类词②时，却是指这个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妨碍。同一个词，美国是指坏人；日本则指好人、有修养的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的人，是指能够完成最困难工作、致力于无私行为的人。要求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制约力是罪恶感，如果一个人的良心麻痹，就不再能有罪恶感而变成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则不同。按照他们的哲学，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他就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他想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消灭自我监视的“羞耻感”。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第六官的障碍才能消除，这才是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① 请注意，英语的良心（Conscience）原意是意识（Consciousness）——日译者

    ② 指“无心”、“无思无念”。——日译者

    当你考察日本人的这种自我训练的哲学时，如果你脱离了日本人在其文化中的个人生活经验，就会成为不解之谜。如前文所述，他们那种归之于“观我”的“羞耻感”该是日本人身上多么沉重的压力。他们的精神驾驭术，其哲学的真正意义，如果不讲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就说不清楚。任何文化，其道德规范总要代代相传，不仅通过语言，而且通过长者对其子女的态度来传递。局外人如果不研究一国的育儿方式，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截至本章，我们只从成人方面描述日本民族对人生的各种观点。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将使我们对这些观点有更清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