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的人们常常倾向于对过去时代的愚昧落后嗤之以鼻，自以为已胜一筹。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要求人们在做出这种估量时要慎重。必须承认，多数人福利的增进以及我们这一时代带来的巨大的技术进步确实为人们这种顽固不化的自负感提供了依据。但是，我们的后代们将对这一切做出怎样的评价呢？难道他们不会得出这一个世纪是放荡不羁的野蛮世纪的结论吗？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Ｊ·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本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这里，若要说这是在回退到那种昏暗年代，那是不贴切的，因为这种规模的大屠杀是一种现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一种现代的、冷酷自私的逻辑。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连带责任。

    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这些作为本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的作品。这部著作出版于1945年，那时候恰恰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对世界的威胁已经日落西山、反纳粹和抗日战争达到尾声和高峰的时候。卡尔·波普尔，也就是这部著作的作者，后来有一次声称写作这部作品是“他为战争所尽的一份力”。最多可能还有一位同乡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许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过类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

    卡尔·波普尔1902年 7

    月28日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与在这些知识分子圈子里如此多的人一样，他的家庭对奥匈帝国的**政府制度持怀疑态度。由于波普尔的犹太血统，这种态度在他身上尤为强烈。这种犹太血统使得他在部分有影响的、日益热衷于反犹太主义的保守阶层中变得可疑。在他的年轻时代，波普尔最初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还变得强烈），但是，当他在战后时期的国内战争动乱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阶级斗争”所表现的藐视人的一面之后，他又抛弃了它。后来他承认，如果事实并未表明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的话，他还会一直乐于追求社会主义理想。

    不过，政治最初并非处于波普尔的知识兴趣的中心。他从1922年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然后修完了木工学专业，然后暂时从教，以便在1930年取得博士学位。1930年，他与约瑟芬·阿娜·海宁格结婚。直至她在1985年逝世，她始终不渝地支持他的工作，夫妇俩携手度过了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

    1935年，波普尔《研究的逻辑》一书出版，该书树立了他作为重要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的国际声望。在该书中，他与“维也纳小组”的实证主义者们（如鲁道夫·卡尔纳普）展开了论战。那些实证主义者们把一种严格的经验分析方法用作为各种语句是否“有意义”（科学性）或者“无意义”（无科学性）的尺度。按此，“有意义”的普通语句总是从“基本语句”中归纳出来，而这些“基本语句”又是基于具体的经验内容。与此相反，波普尔证明，早在18世纪就已经由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大卫·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在此受到了疏忽。按照休谟的观点，归纳从来就不能产生逻辑结论，因为总是存在一个无知领域，它又可能推翻那种自以为是的“一般规律”——如果我们把表达方式更口头化一些的话。波普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发展了一个方法思路，它已作为“批判的理性主义”写入了史册。波普尔认为，一般性知识（表述为“规律”的知识）总是假说性的，因为它永远也不能通过归纳得到“证实”。不过，假说（也就是暂时表述的“规律”）在理论上总是通过所观察到的单一事实（基本语句）证伪。在一个严格演绎过程中，通过批判性检查进行经验上的证伪的可能性才确立了普通说法的科学“意义”。

    《研究的逻辑》所引起的激烈的学术辩论不久已经被政治形势所淹没。在那时，保守的天主教势力在奥地利掌握了政权，在这样一个保守的天主教政体里，反犹太主义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不可忍受。波普尔估计希特勒德国不久将要“接收”这一国家，对于他这样一位纳粹的反对者和犹太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严重的生命危险。还赶在1938年奥地利令人可怕地“加入”德意志帝国之前，波普尔和妻子就开始流亡国外。1937年，他已经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大学接受了一个教席。波普尔在那里远离欧洲的战事，首次系统性地从事了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1944年，英国专业刊物《经济学》分两期刊载了《历史主义的贫困》——该文在后来被合并出版成书。波普尔在文中从以下信仰中推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观：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在这一信仰背后，蕴藏着最终站不住脚的哲学概念即“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出发点是：事情只依赖于概念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这些定义然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世界构筑入逻辑的和普遍适用的关系之中。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无论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它们都利用这样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解释并拓展了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历史主义”不仅通过传播历史的“解脱预期”用一种恰恰是救世主式的（因而总是可能助长暴力的）意识形态理由来装点革命运动，而且从方法论原因来看也是不可立足的。最后关系到的是一种形式的“整体论”，它把“全体的”集合概念（比如“社会”、“阶级”或者“国家”等概念）如此对待，似乎它们要比只是出于舒适理由而选择的对复杂的事实关系的缩略要来得多。这一行为把集合体当作一种能够有着一个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顺序的东西来处理，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政治中可能选择一些似乎作为“整体社会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解决办法而出现的方法和思路。波普尔把这样一种政治观称作为“乌托邦社会工程”，比如所有苏联式计划经济或者希特勒的纯粹种族国家思想就以这种政治观为基础。

    波普尔认为，所有这些“本质主义”和“整体论”哲学危险的误区似乎在于：它们意味着一种“对知识的非分要求”（这里沿用了波普尔的好友和论争对手哈耶克后来的话），在此，波普尔有意识地联系了他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的对归纳逻辑的批判。这些哲学用一种可以简单运用的一般性知识和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蛊惑人心。但是在事实上，它们不再能够与确实复杂得多的现实世界挂钩。这一现实世界是不能通过“集合概念”，而总是需要通过清晰表述的单一观察进行把握的。一种“批判性的、理性的”行事方式必须总是从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出发。因此，也不可能存在成功的、并且是非极权的社会计划方案。进步总只是通过解决各单一问题得以实现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