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可能就会自动消失。期望学生在刚入学的时候或者离毕业还很远的时候就决定把自己对科学的兴趣转到上述哪一个目的上去，是很不公平的。然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确需要某种特殊训练。也许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改变课程，而是在后几年中给以特殊训练和开设科研课程，并且允许希望继续从事科研的学生有更高度的专业化。

    专业化　　专业化的整个问题自然是极难处理的。目前实行的专业化，特别无助于专业化的目的。目前，学校过于集中地教授某些固定学科——化学、生物等——以致使学生无法学得普通文化知识，可是又由于这些学科内容繁多，不够深入而使学生无法获得具体工作能力。这种能力即使为学生所获得，也是在毕业后的研究工作中获得的。较好办法似乎是开一门范围较广的普通课程以及可以称之为“选样”的课程，也就是在某一学生将要从事的科研工作特别有关的有限领域内，实行比较深入的专业化。一个有点类似的方案正在牛津大学实行，并取得良好效果。在大学学习过程中，最好让学生不仅选修一门而是选修三四门此类“选样”课程，而且课程所涉及的领域要尽可能相距很远。这样做的总的结果是：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能很好地从事科研工作，而且能理解自己所从事的这门科学究竟是干什么的以及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用它来为人类造福。

    高级大学　　现代大学的学习期限现在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科学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增加了，历来的三年学制变得完全不够了。其他国家已经把学制延长为五年或甚至七年。这里的困难既在于学业方面也在于经济方面。在目前条件下延长学制就会推迟学生经济上自立的年龄，使他同学历较浅的竞争者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没有完善的生活津贴办法，这就只能使穷学生更苦。总之，应该把延长的年限的后几年明确地视为研究年限。发展高级大学的好处很多。它相当于目前的研究生班，但其地位和组织则更为明确。在这些大学里，工作人员同时兼有学生、合作者和教师的身份。他选修某些高级课程，自己独立进行研究并且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讲课，或在学术讨论会中同其他科研工作者就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讨论或有时同大学学生进行讨论。这些大学同普通大学还有一点不同：那里的工作将被视为一种职业或至少是见习期间的职业。研究生将得到收入，他们也将作出有益的研究工作以作为报答。附带说一下，也可以允许他们结婚，苏联的大多数这类学生就是这样。对他们来说这要比英国政府的津贴办法禁止结婚所造成的情况好得多。当然这类机构的制度可以有很大伸缩性。它们不一定有具体地点，而且更象是处于某一训练阶段的一群人，而不象学校。它们不仅可以分散设于各大学，也可以设于其他地方的技术研究所中。

    科研和教学　　目前科研工作还不是一种完全得到公认的职业。大部分此类工作是由大学中已在从事教学的人员来进行的。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适当比例还没有解决。目前的办法是把研究人员分成两类，一类是略有空暇时间来从事科研的大学教师，一类是偶尔讲课的科研工作者，毫无疑问，目前这种办法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教师应该有更多时间进行科研，科研人员也应该做更多的教学工作。这两种类型的人，由于彼此之间个性和气质的根本不同，而总是判然有别。

    所以在实践中，除了可以使科研工作者和教师每隔数年换班一次之外，也不必将他们混淆起来。

    在法国已经在行政上把教师和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区别开了，使两种工作的相等的级别处于同一地位。他们之间在任何阶段都有变换工作的充分自由（见附录Ⅵ）。

    修订课程到现在为止，本书已经十分概括地讨论了大学的科学教学问题，但是，更详尽地叙述一下大学教育各学科的课程需要进行的种种改革，还是值得的。人们对于目前课程的主要意见是认为课程内容过多，杂乱而且过时。因此，目前需要进行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更新和修订工作。我们必须缩短科学界接受某种新知识或新方法和大学将其纳入教学内容之间的时间差距。我们必须一面这样做，一面始终强调指出科学的暂时性和不断进步性，以避免有人提出批评意见，要求不要教授未经时间考验的知识。为此，教授科学史应具有极大意义。而且不仅要把新知识加在老课程之中，还要以连贯而灵活的方式使其有机地结合起来。显然，谁也不可能单独为大学科学教学内容的更新拟出近乎全面的规划来。象在中学教育中那样，我们的要求是建立一个常设修订委员会。它不但能了解科学进展情况，而且能吸收大学教学的最好经验。

    毫无理由可以认为使用统一的教学方法是可取的，反之，允许在一定限度内有所不同，却可以促使人们进行试验和竞赛来寻找最好的方法。下面我们简单扼要地谈一谈，我个人对于大学科学课程的最急需而且事实上早就该实行的改革的看法。

    物理学　　在物理学中，总的目标应当是把人们对于极其多样化的现象所共有的数学机械关系的认识和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微观结构的描述结合起来。在说明关于运动、能量、平衡、惰性、振动和波动的一般观念时，可以不是单单联系，甚至不是主要联系现在已经变得相当乏味的古典力学的例子，而要联系整个科学知识的现代应用，例如量子力学或无线电工程学。必须打破热、光、电和磁的旧的历史界线而将其合并为一个完整的物理过程。科普书籍，甚至某些物理教科书已经这样做了。在另一方面，必须象强调物理学的正规内容一样地强调物理学的意外内容。学生应该熟悉宇宙的基本结构单位，熟悉基本粒子，光子、电子、中子等等以及它们在原子核和分子中的组合体。本世纪的整个伟大研究成果应在大学物理教学中占有比迄今重要得多的地位。这些单位已不再是可疑的和神秘的事物，不仅可以谈论到而且几乎可以和比较常见的事物一样容易地加以试验。实用物理学完全可以在这一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工作。现在许多电学和光学仪器其实就是工具。在讲授这些仪器的使用方法时，让学生在解决某个特定的准科研问题过程中练习选择和装配这些仪器，在效果上可能比单单让学生使用这些仪器去进行日常测量要好得多。这些准科研问题可以按难易程度分成等级，但是每一个问题都应该是实际问题，而不是使人厌倦的练习。

    化学　　在化学中需要进行的改革的范围要比物理学为大，从正规的和理论的观点来看——，但不是从历史或实用观点来看——现在可以把化学视为应用物理学的一个特别分支。化学过程的全部机制以及这些机制所依赖的结构单位——原子、分子等——都是只有使用现代物理学术语才能给予充分描述的。而且，利用新的物理研究方法，诸如光谱或者晶体分析所取得的资料，比利用化学分析的比较陈旧、比较复杂的逻辑所取得的资料直接得多。这些概念正在使化学发生一场革命，不过化学教学仍有待于改革。虽然这种改革需要十分彻底，以致使陈旧的方法面目全非，这种改革仍将证明是值得的，因为用新的观点来说明化学过程不但更有条理而且比用老的观点来论述，更容易理解。化学现在已不再是必须死记的财产和收据的清册，而变成了一门连贯而合乎逻辑的学科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学科，现代化学家——大学正在不断培养出这种化学家来——就得吃力地去探索某些问题的答案，用了新方法就可以直接把答案找出来。然而实现这种过渡却不是容易办到的，这主要是因为化学界同工业界有密切联系，人员众多，要比规模较小的、职业性较强的学科难以推动得多。当然，并没有人建议放弃使用或甚至放弃讲授通过许多世纪的独立化学研究完善起来的有价值的化学反应和化学品配制方法，不过这类经验应放在这门学科的实习课中而不是放在理论课中。化学的实习课也一直有点停滞不前，仅限于可以非常容易进行大规模讲授的部分，即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以及简单的有机化学品配制过程。大学的实用化学和工业中最重要的化学生产过程之间不存在什么联系。应该把实用化学的范围扩大开来，以容纳真正现代的分析方法，诸如光学及晶体学的新物理方法以及现代化学应用的最重要的方面，即催化剂的使用，高温和高压化学以及许多较简单的生化技术。化学在生活的大多数领域，比物理学有更大的重要性，然而它迄今仍然是一门过于闭关自守的科学。化学家的兴趣一般比几乎任何其他科学家的兴趣都狭隘。

    这主要应归咎于化学的教学方法。化学在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在工业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应成为一切化学课程的组成部分。

    天文学和地质学　　宇宙科学（天文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和矿物学）长期比较受人忽视，直到现在才开始在大学教育中占有应有的一席地位。天文学主要是由于它的严格训练一直被认为不宜作为大学本科学习的科目，不过天文学最困难的部分，是目前在科学上已经不甚重要、但仍然很必要的观察结果的归纳。天文物理学本身已经不再难以掌握，而且比物理学的许多其他分支有趣得多。关于这个题材的普及读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可以把它作为应用物理学的主要分支之一，在大学中加以学习，或者至少可以把它纳入一切专门的光谱学科之中。

    鉴于地质学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大学教学对它普遍加以忽视的现象是没有道理的。中学不教地质学只能说明中学应该设置这门课程，而不能说明大学可以加以忽视。不过要是在大学里有效地讲授地质学，就得把目前的几乎是单纯描写性的和主要是供背诵的地质学变成真正有逻辑性的科学。除了在考古学方面，现代地质学正在朝这样一门科学转变中。这要归功于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和晶体分析的新方法。人们开始对地球形成和变化的过程有了一个完整的概念。

    根据岩石证据来推断这些过程的方法正变得越加直接而可靠了。假如能多花时间来了解这些方法以及这些方法背后的理论，并少花一些时间来记忆典型化石和地质分布的话，地质学不仅会变成更加科学的学科，而且能吸引一些比目前从事地质工作的人更有才气的人参加工作，结果也就会更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正是在地质学和矿物学中最清晰地看到了科学同实际经济问题——矿物资源的位置和开采——的联系。

    真正完善的地质学教学方法不仅意味着教授某些技术知识，而且还要传授必要的经济和政治知识以使其臻于完整。

    生物学　　目前生物学正在从主要是散漫的、描写性的和分类性的学科过渡到一元化的实验性科学。这门实验性科学从物理学和化学的最近成就中吸收不少内容作为它的许多基本观点。由于生物学领域广阔、内容复杂，这个变革要比那些比较简单的科学来得慢而且不那么具体，所以就更难提出一个既清楚、全面又现代化的教学方案来。不过实际上生物学正在转变，而且在它的转变过程中还吸引了年青一代中的比较聪明的科学家。这个事实意味着：生物学教学在不少地方已经比更老的、建立年代更久的物理学和化学，更接近于认识和实践的实际。生物学教学所缺少的是连贯性和统一性；生物学的学说大多还是用语言叙述的而不是用定量形式表述的、其中既有根据观察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或多少是似乎有道理的推断，也有从原始时代传下来的伦理和宗教观念的残余，构成一堆各种成分纷然杂陈的大杂烩。要提出一个真正完整或全面的理论现在还是不可能的。可能要花几十年或几百年才能完成这样的理论。危险在于：已经提出的理论可能同其他学科更经得起考验的理论受到同样默然的重视，对其中包含的神秘成分和合乎逻辑的成分不加区别。

    纠正的办法在于讲授科学史，作为阐明现代观点的计划的一部分。这在生物学中比在任何其他学科中更加迫切，更加必要。机械论者和活力论者之间，达尔文派和反达尔文派之间，预成论者和后成论者之间的论战，如果不当做古代和现代的政治宗教论战的一部分内容来加以说明，就令人无法理解而且会使人误入歧途。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如不谈理论只谈客观事实为好。不过这种倾向会造成观察资料的大量堆积以至完全无法处理，而且会促使人们暗暗采用比明明白白说出的学说更为粗糙的理论。此外，应该指出生物学理论的暂时性质和尝试性质。这不仅是一种警告而且是对进一步工作的激励。在任何其他领域中，再也找不到这样广阔的创立全面性理论的机会了。

    在具体的生物学教学中，门类也还嫌过多。生物形态是分别依照它们的物理或化学功能以及这些形态在个体动物身上的发育过程来描述的。这些研究同揭开胚胎学奥秘的遗传学和进化过程相距太远。必需把功能、形态、发育和遗传作为整体加以阐述，以便清楚地看出相互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完全领会每一细节的意义，才能避免为了填补人为分隔所造成的空白而创立的神秘学说。一旦在研究领域中为各生物学科的更密切的配合作出了安排，教学问题就好办得多了。不过在这以前，我们可以至少充分打破生理学、描写性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界限，以避免各部分之间互相实际矛盾的提法，并且使各学科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联系起来。

    特别是在生物学中，重要的是讲授各种方法而不是结果。

    在旧有的野外观察和显微镜技术之外又有了许多新方法。这些新方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把其他学科的实验技术用到更加复杂而多变的生物材料上去。部分地由于统计方法的影响，部分地由于采用了物理和化学定量的精确测量方法，生物学开始成为一门定量科学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有必要对现代生物学家进行范围更广的训练，不过他虽然因此掌握了这些新技术，却不应忘记自己所研究的特别复杂而多变的材料。

    各种类型的研究的相互依赖，在生物学中日益重要。这不仅在于，每一项研究都需要参考同一或不同领域中数量日增的早先的观察资料，而且还在于，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协作研究变得日益必要。个人研究变得仅限于对总的概念进行深入探讨。实际的工作变成一种协作。这就意味着，特别是在生物学中，要教导学生认识协作的重要性。这个做法，当然也不仅限于生物学。在这里，最好和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实际参加这种集体研究。

    医学　　目前由于生物学教学与医学之间的联系的性质，生物学教学产生极大混乱。有组织的生物学教学主要开始于医科学校。只是到比较晚近时期，其他行业，主要是和农业有关的其他行业，才为未经医科训练的生物学家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看出，生物学的范围极广，不可能和医学实践直接联系起来。其结果就使两个学科产生潜在矛盾并变得不伦不类。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医科学校看来，鉴于生物学课程期限太长，把生物学训练削减到最低限度，并把生物学课程内容局限于可供医院医生或私人开业医生立即应用的方面是可取的。其他的人则认为，对学习生物学学生的主要要求是培养对生物学问题的一种科学的和批判的态度，不论他们是否将来要当医生，象其中大多数人那样。这显然就需要设置学习期间较长和学习内容不那么实用的课程。双方对现在的方案都不满意。

    在医学界选择、训练和使用人才的办法彻底改革之前，这个难题是不大可能得到解决的。只要人们认为医生主要是一个收费行医的专业人员，而不是在一个卫生机构拿工资的人员，学医者的目的就只会是花费最少的时间和金钱以获得充足的训练。人们仅把学医作为一种投资，它的费用极为昂贵，贫穷的学生，除了最聪明的人以外，都会被摒诸门外，然而它却可以在收取相当费用的条件下，向聪明程度不等的人开门。由于这种异想天开的挑选和训练制度，医学院学生智力一般都显得比其他大学生低得多。他既无时间充分掌握科学方法，也没有能力掌握科学方法。结果，医生们本来可以用最聪明的办法应用现有最好的知识来治疗病人，却往往只是依靠传统和经验，而其效果大多也同原始医生的方法不相上下。

    应该象苏联的做法那样，完全根据能力来挑选医科学生，并给予补助金，使他们的学习期限比现在要长，以后由他们用自己的劳务来偿还他们对社会所欠的债务。这样就应该有可能制订出一个使医学界和科学界都满意的合理医学教育方案来。这样，学生们就有时间和能力去真正掌握人体的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的基本原理，而且在以后就有更充分的机会在医院内外应付实际的病人，不仅在临床方面做到这一步，而且他们所以能做到这一步还因为他们参加了和医学实践一起发展起来的一切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研究活动。医学各科的协作变得越来越必要了，就象在生物学中一样，而且比在生物学中更加必要。普通医生还是需要的，但是他的主要作用将更具有社会和心理的性质。他的知识将更多地用于指导病人到适当的综合医院去就医，而不是象目前这样，不得不勉强地不称职地去应付一切疾病。

    社会科学　　本世纪中，在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产生了一些学科——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经济学。它们都开始把自己算作科学，然而它们还刚刚开始离开单纯用语言描写和收集事实的阶段，虽然它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特殊规则和方法。除开对事实取得某些一致看法之外，这些学科都缺乏公认的理论，却存在着一些彼此矛盾极大的学说。每一学派都设法在内部取得某种一致性，然而各学科总的状况却是一片混乱。困难不仅在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极度复杂性，而且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这些学科涉及人类社会，它们就直接触及现今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斗争，它们的学说也就多少不知不觉地反映了各种不同思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这些学科的教学现状十分不能令人满意。除开各种混杂的看法之外，在所有国家中，甚至在表面上看来最民主的国家中，这些学科的教学也还存在着维护某些正统观念的明显的偏见。在法西斯国家中，这种偏见促成了严重歪曲事实的现象，以致使这些学科索性完全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范围。在我国，这种偏见以一种更为巧妙的形态出现，表现为一种表面看来极为严格的科学态度。因此一切按理说可以导致某种实际行动的观点都被认为具有倾向性而遭到排斥。社会科学的研究仅限于纯粹的分析。正如霍格本教授在悼念蒙丘尔·康韦的讲演中所说：“明显的真相是：我国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大体上都是劳而无功。凡是得出结论，认为人们应该做某件事或者可以做某件事的社会研究都被说成是‘具有倾向性’。在天天歌颂纯学术的赞美诗中，这种调子就象大卫《诗篇》中的细拉一样，反复出现，曲调庄严，令人昏昏欲睡。如果自然科学家们因为疑心科研工作者想探索怎样做一桩事，就禁止科研工作者进行一切研究，科学就要停滞不前了。科学态度与非科学态度的分野不在于是否想取得一定成果，而在于是否愿意在无法用一种方法取得结果时，就承认事实，并且设法采用其他方法。推崇不产生实际行动的‘纯’思想必然招致应得的惩罚，那就是愈来愈想把理性和进步看作是破了产的自由主义迷信。年青的一代已经发现我们错了。他们爱行动而不加思考。这种可怜状况是思想和行动脱节的必然结果。”——《从理性退却》，兰斯洛特·霍格本（第9页），纪念康韦悼词，1936年5月20日。

    只有等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可以安然无虑地让人们进行合理的调查研究的时候，这些条件才可能大有改善。不过即使在目前，至少是在民主国家中，还是可能使社会科学各学科取得一定成就，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正象生物学中的生物行为和起源密切相关一样，我们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的研究时，也不能把个人行为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割裂开来，或者把社会结构同这个结构从先前形态发展过来的过程割裂开来，那样就无法理解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人类社会的连贯而统一的全貌，在其中，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分析和通过学术方法与考古学方法对历史的重新拟构等学科都占有其应得的一席地位。无论如何，在走向把社会科学从分析性和描写性科学变为实验和应用科学的下一阶段中，这一步是非走不可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对大学科学教学的看来可取的各种改革作了粗略的阐述。我们希望这一阐述能够大体上指明，必须采取什么措施，然后才能希望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学生去从事科研、科学教学和在其他行业中应用科学原理。我们并不要求照此进行改革，而是要大家认识到进行某种广泛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要求作出某种有组织的安排，以便促使这种改革尽可能既迅速又顺利。我们自始至终强调各科学学科之间的连贯性以及它们与社会的目前结构和今后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