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讨论一个老问题，即人文学科（humanism）在何种意义上才算是科学？

    在本书中，我试图表明，人类学所有分支汇聚的真正场所是对文化的科学研究。一旦体质人类学家承认“种族所为即种族”（race

    is as race does），他也会承认，除非和直到我们能在种族的体质类型与其文化创造力之间建立相关性，否则，他就得承认任何测量、分类或体质类型描述都是无稽之谈。史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任务是根据由物质遗存得到的部分证据，构拟过去文化的完整生活现实。再者，试图用今日各原始或较先进文化，从进化（evolution）或播化（diffusion）的角度构拟人类历史的民族学家，只有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文化，才能将其论据建立在坚实的科学资料基础之上。最后，除非民族志田野工作者知道何者相关和重要，因而能够摒弃偶发和偶遇的事件，否则，就不能观察。所以，任何人类学工作的科学标准都包含在文化理论之中，并要参照田野中的观察方法及作为过程与产品的文化的意义。

    其次，我认为如果人类学能为其合法研究对象，即文化，贡献一种更为科学的见解，它就能为其他人文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文化作为人类行为的最宽广背景，其对心理学家的重要性，不亚于对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我斗胆放言，未来的语言学，尤其是语义科学，将变成文化场景中的语言研究。同样，探讨财富和福利、交换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将来也会认识到，不再将“经济人”（economic

    man）与人的其他追求和思虑完全分开考虑，而是将其原理和论据建立在按人的真实存在来研究人的基础之上，进入到复杂、多维的文化利益场境（medium

    ofcultural interests）中去一展身手，会十分有用。确实，经济学中的绝大多数现代流派——无论打出的旗号是“制度的”（institu-tional），“心理学的”（psychological），还是“历史的”（histori－cal）——都因将“经济人”置于其多重动机、利益和习惯的场景之中，也就是认为人是由其复杂的、部分理性、部分情感的文化环境塑造的，从而充实了旧有的、纯经济的理论。

    法学也正逐渐地倾向于不再将法律看做自立自足的话语世界，而是看做几个社会控制系统之一，其中除了由法典、法庭、警察组成的纯正式设置之外，还必须考虑动机、价值、道德约束和习俗力量的概念。所以，不仅人类学，而是广义的人的研究，包括所有的社会科学，所有新兴的以心理学或社会学为导向的学科，都应该，也必须齐心协力建立一个共同的科学基础，它当然必须对人文研究的所有多样化追求具有同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