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的，这里h1表示理论，I1表示相应的初始条件。按照“演绎模型”，h1……hn，I1……In逻辑地蕴涵着O；但O’是观察得来的，蕴涵着非O。让我们再假设前提都是独立的，都是推出o所必需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演绎模型中的任何一个句子而消除矛盾。例如，设h1为：“如果一条线上系上一个超过其抗张力的重物，这条线便会断”，h2为：“该线的抗张力为一磅”；h3为：“该线系上的重物重两磅”。最后，设o为：“两磅重的铁块系在位于时－空位置P的这条线上，而线没有断。”这一问题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解决。举几个例子：（1）拒斥h1，以“被二力所拽”来取代“系一重物”这个表达式。引进一个新的初始条件：在实验室的天花板上有一隐蔽的磁力（或迄今未知的力）。（2）拒斥h2；提出抗张力实际上要视线的潮湿程度而定；由于线受潮了，其实际抗张力为两磅。（3）拒斥h3；重物只重一磅；天平坏了。（4）拒斥O；线其实断了，只是没有观察到它断了，提出h1＆

    h2＆h3的教授是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他的革命的实验助手老是看到他的假设被反驳了，而实际上它们是得到了确认。（5）拒斥h3；这条线不是“线”，而是一条“超线”，而“超线”永远也不会断。我们可以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实际上，若有足够的想象力，那么通过对我们（演绎模型之外的）全部知识的某一遥远的部分作出改变，我们便有无数种可能的办法来取代（演绎模型之内的）任何前提，从而消除矛盾。

    我们可否用“每一个检验都是对我们全部知识的一次挑战”的说法来表述上面这种平常的见解呢？我看不出任何不能这样说的理由。某些证伪主义者反对这种“认为所有检验都具有这种‘整体’性的整体论教条”，只是由于在语义上合并了顽抗的实验结果给我们的知识所带来的两种不同的“检验”（或“挑战”）概念。

    波普尔对“检验”（或“挑战”）的解释是，结果（O）与有限的一些前提的明确限定的合取（T）相矛盾（或向其“挑战”）：O＆T不可能为真。而迪昂-奎因论点的任何支持者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奎因对“检验”（或“挑战”）的解释是，对O＆T的取代可能在O和T之外也引起某种变化。O＆T的取代者可能同知识的遥远部分中的某一H相矛盾。而任何波普尔论者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这两种关于检验的概念合在一起，导致了某些误解和逻辑错误。有人直观地感到由反驳而来的否定后件式可能“击中”我们总知识中非常遥远的前提，他们因而陷入这样一种想法，即“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是以合取的方式同明显的前提结合起来的一个前提。但是这种“击中”不是由否定后件式得到的，而是我们相继地替换我们最初的演绎模型的一个结果。

    因而，“奎因的弱论点”很一般地坚持住了。但是，“奎因的强论点”将会遭到朴素证伪主义者和精致证伪主义者的顽强反对。

    朴素证伪主义者坚持，假如我们有一组矛盾的科学陈述，我们首先必须从中选出（1）一个受检验的理论（作为坚果）；然后，（2）我们必须选出一个已经接受的基本陈述（作为锤子），而剩下的便是没有争议的背景知识（以提供一个砧子）。为了使这一观点有力，我们必须有一种“硬化”“锤子”和“砧子”的方，法，以便我们能够打破“坚果”，从而作出一项“否定的判决性实验”。但这种划分的朴素“猜测性”太任意了，它并没有真正给我们带来任何硬化。（另一方面，格伦鲍姆则应用了贝耶斯定理，以表明“锤子”和“砧子”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很高的后验概率，因而具有足够的“硬度”来作为坚果破壳器。）

    精致证伪主义者允许替换科学体的任何部分，唯一的条件是要以“进步的”方式替换，从而使这一替换能够成功地预见新颖的事实。在他对证伪的合理重建中，“否定的判决性实验”不起任何作用。他认为一群杰出的科学家企图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东西都塞进他们所喜欢的具有神圣硬核的研究纲领（或者“概念框架”）中，这并没有什么错处。只要在坚持硬核的同时，他们的天才及运气能使他们“进步地”扩展他们的纲领，就可以允许他们这样做。假如一个天才由于哲学的、美学的或个人的原因碰巧不喜欢一个最无争议的已经证认的理论而决心要（“进步地”）取代它，那就祝他成功。假如有两组人互相竞赛，追随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那么其中创造天赋较多的一组便有可能成功，除非上帝惩罚他们，使他们过于缺乏经验上的成功。决定科学发展方向的主要是人类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不是我们所处的真实的宇宙。如果研究工作具有足够的动力，那么创造性的想象力就可能为哪怕“最可笑的”纲领找到新颖的证认证据。对新的确认证据的这种寻求是完全容许的。科学家们凭空得出幻想，然后有高度选择性地猎取符合这些幻想的事实。这一过程可以说是“科学创造其自己的宇宙”的过程（只要记住这里是在一种刺激性的、特有的意义上使用“创造”这个词的）。一派杰出的学者（得到富有社会的支持以筹措几项计划周密的检验的资金）可能成功地推进任何幻想的纲领，或者相反，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能成功地推翻任何任意选出的“业经确立的知识”的支柱。

    这种方法会使独断证伪主义者惊慌失措。他将看到，被牛顿的“业经证明的科学”的胜利所埋葬的贝拉明工具主义又死灰复燃了。他将指控精致证伪主义者是建造专横的、强行一致的鸽笼体系并强迫事实进入这些鸽笼体系。他甚至可能把它说成是詹姆斯拙劣的实用主义与柏格森唯意志论的那种邪恶的非理性的联盟，这一联盟一度被罗素和斯特宾所战胜，现在又复活了。但我们的精致证伪主义将“工具主义”（或“约定主义”）同一坚强的经验主义要求结合在一起。中世纪的“现象拯救者”如贝拉明，实用主义者如奎因，柏格森主义者如勒鲁瓦，都不曾懂得这一要求：这就是莱布尼茨－休厄尔－波普尔要求，即周密计划的鸽笼体系的建造必须大大快于准备装在其中的事实的记录。只要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我们强调富有想象力的研究纲领作为发现新颖的事实和作出可信赖的预测的“工具的”方面，还是强调这些纲领前后相继的形式的假定为增长的波普尔式的“逼真性”（即真理内容与谬误内容之间所估计的差），就无关紧要了。这样，精致证伪主义便将唯意志论、实用主义以及实在论的经验增长理论的最好的成分结合起来了。

    精致证伪主义者既不站在伽利略一边，也不站在贝拉明大主教一边。他不站在伽利略一边，是因为他声称我们的基本理论可能都是同样可笑的，而且在神看来，同样不具有逼真性。他也不站在贝拉明大主教一边，除非贝拉明大主教同意科学理论到头来仍能导致真理性越来越多、谬误性越来越少的推断，而在这一严格的专门意义上，可能具有不断增长的“逼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