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科学的基本特征这一概念来考察，可以说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具有三种不同的功能；发展概念体系、培训其他人来发展概念体系，以及将概念体系用于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这些当然只是分析性的区分，具体到某一特定的科学家身上，我们可能会发现这几种功能是完全混杂在一起的。我们已经说过，在美国社会中，这些不同的功能一般是由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中的科学家来执行：即大专院校，工业研究集团，及政府研究集团。大学主要执行前两种功能，既发展新的概念体系和培训科学家来发展新的概念体系。工业界和政府部门通常主要执行第三种功能，应用由大学发展的概念体系；但是它们也曾独立发展一些概念体系，并且它们的培训功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三种社会组织之间，有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不仅由于它们所执行的这三种功能必定是相互依赖的，而且也是由于这些功能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有所重叠的。所有这三个团体都为科学在美国社会中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所指出的；“所有这些研究建制对于国家利益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政策决策的形成必须以对于这一研究三角形的重要性的认识为基础。”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逐一、细致地考察这三种社会组织，考察它们的特殊结构和特殊问题。在本章中我们想讨论一些对所有这三者都适用的事情：美国科学家的公共声望，他们的社会奖励，以及他们对工作满意程度；科学家角色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美国科学活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协调控制模式及其问题。还有关于现今美国科学规模和关于美国科学家社会特征的一些基本资料。这些一般的讨论将为了解大学、工业研究、及政府研究的特殊情景提供背景。

    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像社会中所有其他的角色一样，要受到大范围的公众评价和自我评价。当然这两种评价是有本质联系的，并且在一个整合的社会中它们是相对和谐的；否则这一角色就不能实现或不能成功地实现。表现在公共声望中的对科学家的社会奖励、金钱收入，以及其他荣誉象征是这些公众和自我评价的大致表达方式。它们构成了一组社会财产，并与直接的工作满足感一起，有助于将人们吸引到科学家角色上来，并为科学事业保持适当的精神舆论和个人动力。我们现在要考察这些一般的社会学命题与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特殊联系。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公共声望。我们关于科学家在美国职业等级结构中具有很高的声望的常识性印象，最近已由一项可靠的经验研究加以证实。社会学家诺斯（C．C．North）和哈特（PK．Hatt）教授通过对一有代表性的全国人口样本的考察，研究了对美国不同职业的公共评价。根据诺斯和哈特研究所得到的发现，当要求美国人将其社会中的九十种不同工作加以排队时，他们对于具有如下两个特征的职位给以极为优先的考虑：即高度专门化的训练和对公共利益负有高度的责任。美国人似乎觉得科学家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让我们来看一些得高分的职业并看一下科学家究竟在什么位置。

    对美国职业角色的公共评价

    1．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96

    2．医生

    93

    3．州长

    93

    4．联邦政府内阁成员

    92

    5．美国驻外外交官

    92

    6．大城市的市长

    90

    7．学院教援

    89

    9．科学家

    89

    10．美国同会议员

    89

    11．银行家

    88

    12．政府科学家

    88

    13．县法官

    87

    15. 部长

    87

    16．建筑师

    86

    17．化学家

    86

    19. 律师

    86

    20．一家大公司的董事

    86

    21．核科学家

    86

    23. 心理学家

    85

    24. 土木工程师

    84

    27. 一家百人小厂的拥有者82

    28．社会学家

    82

    30．生物学家

    81

    检查一下这些相对优先顺序可以看出，学院教授——这自然包括其中的科学家——以及科学家本身，占有相当高的位置。一般的科学家职业要比科学中的特殊专业稍微高一些，也许这是由于对于这一职业的较抽象的概念要比对较专门的概念在态度上更为单纯一些。较抽象的概念能唤起公众的自由价值而不掺杂矛盾的感觉；而较具体的概念则因可能引起对某些科学发现的特定社会后果的联想，而导致反感的态度。例如核科学家比一般科学家占有略低一些的位置，可能是由于他们与原子弹有关联。在几个不同的科学专业中，如我们从其相对成熟的程度所可以预料的，物理科学所受到的评价要比生物科学稍高一些。生物科学家本身也已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了这种略为逊色的声望，并对“公众不够重视生物科学［对最近这场战争］所作出的贡献”表示关切。社会科学，至少作为它们代表的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占有相当高的声望等级，这的确是令人惊异的。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考察公众对于社会科学的评价。关于这些职业评价，还有最后一点需要指出。据诺斯和哈特教授报导，他们的样本在作出这些评价时，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但是对于专门职业，有较高教育和经济水准的美国人所给的评价要比那些教育和经济水准较低的美国人所给的评价略微高一些。这似乎表明那些直接受过自由教育或某些科学训练的人，要在更大程度上受那些支持科学的价值的熏陶，也更加懂得科学在自由工业社会中的至关重要性。

    现在我们要问，在金钱收入这种“更为可见”的形式中，公共评价是如何表现自己的。自然，对于整个美国社会来讲，在一种工作的公共声望和表现为金钱收入的社会奖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和固定的关联。这对于科学家的收入来说肯定是正确的。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使我们可以说，科学家所挣的钱的确比大多数其他职业群体的平均收入要高，但是，只有极少几个科学家享有在美国职业系统的其他一些地方出现的极高的工资待遇。只有寥寥数人，他们是工业研究群体中的科学家兼经营者，每年所挣的钱超出二万美元。在所有科学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收入超出一万美元。那些在学术机构工作的科学家要比那些受雇于私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科学家收入少。以下数字取自《幸福》杂志对科学家所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它们显示了在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和工业界供职的科学家的相对经济收入：

    学术界

    政府    工业界

    ＄ 2，000以下

    8％

    一

    1％

    ＄2，000－＄4，000

    20％

    10％    10％

    ＄4000－＄6，000

    33％

    35％    31％

    ＄6，000－＄8，000

    18％

    32％    24％

    $8，000～＄10，000

    10％

    16％    15％

    $ 10，000以上

    11％

    7％    19％

    个人不仅对于在其供职期间所能达到的工资最大值感兴趣，而且对工资增加的方式感兴趣。在科学中，工资的顶峰并不像在相对非专业性的美国职业中那样，很早就出现。与大多数专门职业类似，科学中工资的增加方式毋宁说是高龄、成就、及经验带来缓慢、微小然而却是稳定的工资增长。例如，在我们已经提到的《幸福》杂志的问卷调查中，百分之六十五的二十五——三十五岁的人属于四千——六千美元工资组。而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所挣的钱超过一万美元。所以在一般美国人的眼里，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的收入，即使不是非常之高，也已在中年和老年时达到了相当舒适的水准。

    我们刚刚给出的数字适用于所有科学专业。我们可以将其与有关一个单独群体——化学家——的收入的数据作比较；后一数据是由美国化学社团的经济状况委员会收集的。在大战即将来临、就业机会很好的1941年，从事化学专业的人的年收入的中值是三千三百六十四美元，百分之五十的人挣的钱少于这一数目，百分之五十的人多于这一数目。最低的百分之十其收入少于二千美元，最低的百分之二十五收入少于二千五百美元。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收入高于五千美元，百分之十高于八千美元。在具有四十年以上的经验、年纪较大的成员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收入高于九千六百九十四美元；这一组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收入超过了一万九千二百美元这一相当高的工资数额。这些自然只是战前的数字。在战争中，同一委员会在与美国劳动统计局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化学家的收入增加了十四至将近百分之八十。当然，自战后以来，他们的收入仍然一直在增加。

    虽然总的说来，如我们后面所要看到的，科学家是一个相当知足的职业群体，但他们对所获得的表现为公共声望和金钱收入的社会奖励并不完全满意。为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而准备的一项对科学家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科学家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他们应得的金钱和荣誉奖励。”当然这种感觉是很普遍的，但并不表明与实际收入水平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这种感觉及其普遍性所反映的倒不是科学家是一个吃亏的职业群体，而是说明科学家与其他美国职业、收入群体非常相似，觉得只要他们的收入再增加百分之十，他们就可以过得很舒适。

    我们关于金钱收入所谈的这些也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在科学界所起的作用与在其他职业中完全一样。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工商界，金钱收入的变化范围要比在科学界大得多，而且它更直接地反映一个人在职业中的相对地位。这一点甚至可以从隶属于工商界的科学家中看出：工业科学家的工资变化范围要比他们在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同行的大得多，也比后者高得多。在每一种从事科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内，工资收入与所作工作的声誉粗略相关；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例如在学术工作和工业研究工作之间，就金钱收入而言是无法作出确切比较的。在工商界，高收入被认为是取得成就的一种适宜的刺激。而在大学科学中金钱收入并不被看作是取得成就的基本动力，人们非常警惕金钱奖励制度可能导致一种动机的变化，即由为了正当的目的而作出发现变为仅以获得发现所能带来的金钱为目的。如我们所知，科学中的“公有性”和“无私利性”价值观不提倡精心地构筑基于金钱收入基础之上的、易招致反感的等级差别。

    在表示敬意方面，金钱收入对科学和工业所具有的这种不同含义也许也反应在这两种职业所认可的不同“生活风格”上。对于工商界人士，成就的象征是昂贵的物品，如豪华的房屋，高级小汽车，夫人用的高贵的服饰等等。而在科学家中，即使有少数人由于继承遗产而有可能购置这些物品，它们也会被视作不合适的象征。科学家间的竞争严格限制在取得科学成就上，维布伦所说的“钱的竞争”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

    在科学中最恰当的成就象征是一个人的工作，工作的相对声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般的公众评价，但更取决于专业同行所作出的评价。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有少数美国大学中的教席给予占有这些教席的人以其所属领域中最高的声望。在工业界也是如此。某些公司的研究机构具有较其他机构高得多的声望，而在这些机构中供职的人则能分享这一声望。但是，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对于工作的这种评价都不是终极不变的。相反，它们随现任者的成就在有关专业群体中所受到的赞诩的变化而略微变化。在科学中，需要不断地重新求助于取得成就来支持自己。

    由于这种过程是如此的迅速，也由于科学家个人明白能评判他的专门工作的同行是多么之少，所以他非常看重其同行非正式或正式表达的意见。在科学中也与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我们很难得到关于非正式意见这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之运行的可靠证据，虽然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并感到其影响。正式的荣誉表达方式倒还比较容易把握，例如专业社团领导机构的选举，对于卓越科学成就的奖励等。基于这一考虑，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有关科学中的奖励和报偿的问题。有一些这类的奖励可供我们用来作为例证，它们只面向全国或某一地区范围内的美国科学家，它们几乎每周都出现在《科学》杂志的新闻专栏里（《料学》是由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一份杂志，几乎所有实际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都读它）。但我们不准备这样做，而准备采取另一种方式。为了表明科学中奖励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普遍性，我们将选择诺贝尔奖作为考察对象；这一奖的授予是不考虑国籍的。从各方面来看，它作为科学声望的象征所具有的奖励的性质是很典型的。

    负责颁发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委员会，大都由一些本人已取得了相当出色的科学成就的人组成，因而他们的意见会受到特别的尊重。不仅不允许个人直接申请诺贝尔奖，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推荐自认为是合适的候选人。在有权提名候选人的人员中包括瑞典科学院的成员——他们实际授予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方面的奖；斯堪的纳维亚大学中的某些教授；前诺贝尔奖得主；及世界各国中某些被选中的非常杰出的科学家。最后提到的这组被选中的科学家，其任期仅有十二个月，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新选出的委员会。这有助于防止偏袒现象的发生并能不断将科学发展的新的代表人物包罗进来。例如，为了帮助评选1949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二百三十七名瑞典以外的科学家（包括四十二名美国科学家）被要求提供候选人。当然，能够被指定为提名委员会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因为只有有造诣的人才可能被选中。不过，最大的荣誉——任何科学家有可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却是本身被授予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得主会受到全世界科学界的欢迎，通常在科学界之外也是如此。

    诺贝尔奖还说明了科学荣誉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即它们通常是迟到的而非迅速的。在科学奖励的全部历史中，只有一次奖是直接授给一年前宣布的发现的，那就是1923年授予班廷（F．G．Banting）和麦克列奥（J．J

    R  Macleod）的生理医学奖。授予他们奖是由于他们与其同事贝斯特（c．H

    Best）、科利普（J．H．Collip）一道在1922年宣布发现了胰岛素。也许只有在医学领域一项科学发现的意义能够如此迅即地被人们所认识。通常诺贝尔奖总是授予五至十年前完成的成就。获奖者是些成熟的科学家：在物理学中，得奖者的平均年龄是四十六岁，在化学中是四十九岁，而在生理医学方面，则是五十四岁。

    在科学中如同在其他职业中一样，除了荣誉和金钱收入这类社会奖励之外，直接的工作满足感是导致合格的角色行为的一项重要动因。这里我们可以从1947年为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找出一些证据；这项研究考察了由大学、工业和美国政府部门中的五百六十七名科学家所构成的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工作满足感。在一些不尽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该研究所选择的这组科学家构成了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样本。如人们由理性价值观在科学中的重要性所能推测到的，作为个人的科学家在其工作和事业中将智力上的满足看得最高。这些智力满足包括“理解事物的机理，探索未知，和体验创造性刺激”。占第二位的强烈满足感来自这些科学家所作工作的社会价值。“大多数人说社会贡献是他们所关心的一件事，并觉得他的工作为人类福利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们所说的“无私利性”科学价值观的一种表现。

    工作满足感是科学家选择其职业的组织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决定哪种组织类型是最令人满意的时候，每一组（大学、工业和政府）中的科学家都将有可能按其所愿意的方式作其所想作的工作视为首要条件。”在这一点上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大多数人说“他们正在作最适合于他们的工作，有权尝试他们自己的想法，并有机会改善其专业能力。”这些意见无论在这三组科学家内部还是在不同收入或年龄段的科学家之间，都变化不大。尽管这种实际工作满足感存在于所有三种组织类型的科学家中，将他们全都集合起来考虑时，大多数人把大学看作搞研究的最佳组织类型，工业部门次之，而政府则仅居第三位。稍后我们将讨论这种相对排列顺序的意义。大学受到最高评价，因为它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工业部门提供“可见的、实用的成果”所带来的满足感。政府部门的吸引力乃来源于其“不受限制的研究设备和资源”。每种工作满足感至少足以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科学家去充实不同类型的组织。

    总而言之，用上面所引用的哪篇报告的话来说，“美国科学家认为，以他们为自己所描述的最高标准来衡量，他们相对说来是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的。”在科学家对《幸福》杂志问卷的回答中也显示了非常相似的粗略结果。对“如果你能重来一次，你是否仍将选择同一条研究路线”一问的回答情况如下：

    学术界

    政府

    工业

    是

    91％

    86％

    84％

    不

    9％

    14％

    16％

    为了说明关于奖励和动机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为美国所特有，不妨让我们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考察一下同样的情形如何发生在苏联的科学社会组织中。就对苏联科学家的公共评价而言，我们自然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民意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依其他证据来作判断，那么确实可以说科学和科学家在苏联享有极高的声望。英国科学家埃里克·艾什比报导了在苏联对科学家的极度赞美。在他看来，这种公共赞诩是如此的巨大和广泛，已近乎达到对在世的科学家进行“英雄崇拜”和将故去的科学家“列为圣徒”的地步。他进一步认为这种“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深深的尊重”，帮助吸引了“苏联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对于科学家的许多优秀的奖励在报纸上被大肆宣传，从而导致“很多苏联青年把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甚至有纪念科学家及其发现的公共节日，这倒很像我们通过发行纪念邮票来颂扬爱迪生等人物。

    所有这些听来都很熟悉，而授予苏联科学家以更可见的奖励的制度也不例外。最高的荣誉和金钱奖励给予那些被选人若干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或全苏科学院的人。在最近几年里，这些人的人数已大大扩充，他们有相当可观的工资收入，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如较好的住房条件、额外的衣食供给、购买汽车之类稀缺消费品的权利、一定的免税待遇、及旅游度假的机会等。还有给这些人及其孩子、遗孀的养老金。这些年薪与其他给予在专业领域享有盛名的科学家的家庭的特殊奖励一起，在报纸上加以报导。这种物质奖励不止给予那些工作于“纯”或“基础”科学领域的人。例如，就有关发明的专利而言，苏联现在的情况似乎非常类似于英、美两国。1941年的发明议案取代了1931年首次生效的较早的法律，确定了批准专利和“作者资格”（author’s

    certificate）并给发明以报偿的条件。顺便说一下，“作者资格”这一术语对苏联人来说，要比“专利”这一较资本主义化的术语更为合适，尽管从社会学来看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1941年立法的结果是从法律上肯定了专业发明家职业以前的既成事实，使其成为这样一种优等的职业：它的成员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食品和衣物，且其后代有较好的受教育机会。

    在苏联科学家所能获得的荣誉和金钱中，首推斯大林奖最为重要。这一奖非常类似于诺贝尔奖，它不仅仅授予科学领域，其头奖也具有相当大的一笔钱。例如，1943年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Peter

    Kapitsa）获得了约三万美元的斯大杯奖，以表彰他关于氦超流体的发现。这是一项有重大实用价值的发现，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便宜许多的制造液氧的方法，从而导致在冶金工业还原矿石的过程中有很大的节约。每年单授予“纯”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斯大林奖金就有一百二十万美元。此外还有六十项奖授予“应用”科学中的发明，包括十项各有一万六千美元的一等奖，二十项各有八千美元的二等奖，及三十项各有四千美元的三等奖。

    关于直接的工作满足感，因为缺乏可靠的信息，我们无法判断在大学、工业和政府实验室中工作的苏联科学家具有怎样的工作满足感。不过由提供给苏联科学家的各种社会动力与在更“自由”的社会中通行的那些动力之间的普遍相似性，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苏联科学家所具有的各种工作满足感也是非常相似的。当然这种相似仅以政治权威不对科学的社会组织发号施令，乃至强行干预某些科学理论为前提。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看到，近来在苏联，这种发号施令已变得越来越频繁。由于“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类工作满足感对于科学家——无论其处于何种社会中——是极其重要的，因而近来直接政治干预的这种增加，很可能已使得苏联科学家变得不如以前那样自足和有效率。

    我们现在可以回头来讨论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某些一般方面。我们以前的叙述似乎暗示着专职和专业的科学职业角色是从来就存在的，但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在那里我们看到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当相对成熟的科学首次出现于西欧社会中时，科学家不仅在绝对数量上为数甚少，而且主要是业余爱好者，也就是说，其主要职业角色是科学之外的某件事。确切地说，这些早期的业余爱好者对于科学在热情乃至常常在实际能力上都相当于后来的专职者。举例来说，本杰明·富兰克林几乎是科学上杰出业余爱好者的原形，他由于对电学理论的贡献而在物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当我们现在说到“业余爱好者”时，我们不是在指一种社会角色，一种个人对科学的忠诚，或一种专业上的完备水平。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像其他大致相似的“自由”社会一样，实乃从少数业余爱好者向大量职业、专业工作者的一种进化。我们现在将考察这一进化在美国社会中的发生情况及其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早期科学中的业余爱好者以协会的形式联合起来，从而为自己提供一种工作、研讨的共同聚会场所。这些协会中最初的一些——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及意大利的齐门托学院——成立于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欧洲。最初的这类美国协会是1743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建的美国哲学协会，它至今仍然存在。当时，各种科学在“自然哲学”的名义下相当紧密地集合在一起，而业余爱好者则试图研究这一整个领域。直到十九世纪职业化和专业化才占踞科学各大小地盘，而这些发展趋势在美国的出现要比在欧洲晚得多。“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美国所显示的对基础研究的普遍不重视”反映在这个国家中科学的职业化要比同期的欧洲进行得慢。我们常常忘记大规模的职业化科学是多么新近的发展。例如，并非许多人都知道“科学家”一词本身在以前是不为人所知的，直到十九世纪剑桥大学的伦理哲学教授莱弗兰德·威廉·惠威尔（Rev－erend

    William Whewell）才将其精心地构造出来。

    职业化之不断增长的图式是很清楚的。在十九世纪的前半叶它首先出现于美国的学府和政府部门本身，后者在这时雇用了最初几个正式科学家。随着最初的大量财富在美国工商业中的积聚，职业科学家可以得到更多的财政资助，因为新的资本家愿意为学院中的正式科学教师捐助职位，甚至愿意捐助科学机构中整套的这类职位。例如，哈佛的劳伦斯科学研究院就是在这时由艾伯特·劳伦斯（Abbott

    Lawrence）捐款建立的，他是新英格兰棉纺织业的先驱。另外，耶鲁的谢菲尔德科学研究院也是类似地由康涅狄格州的运河和铁路大亨约瑟夫·E·谢菲尔德（Joseph

    E．Sheffield）捐建的。在这一世纪的后半叶，职业化科学不断扩展，这时大工业也为正式科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些工作。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会更详细地看到，在二十世纪中，大学、工业和政府部门中的专职科学家人数都有了极大的增长。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什么数据来哪怕粗略地描述一下美国科学中职业化增长的这种图式。下列表格一直追溯到1876年，显示的只是所有学术领域中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的增加，因而它仅是对用全部精力从事科学家职业的人数增加情况的一个非常粗糙的估价。

    被授予博士学

    授予机构

    年份

    位者人数

    的数量

    1876

    44

    25

    1890

    164

    一

    1900

    342

    一

    1910

    402

    38

    1920

    532

    44

    1926

    1，302

    62

    1928

    1，447

    69

    1930

    2，024

    74

    1935

    2，649

    84

    1937

    2，709

    8625

    1958

    9，000

    17526

    这张表所暗示的二十世纪中职业科学家人数的迅速加速增长，为《美国科学家》——一本关于美国科学的人名辞典——所列举的下列科学家人数更可靠地予以印证：

    1903--4000

    1910--5,500

    1921--9,500

    1928--13,500

    1938--22,000

    1944--34,000

    1949--50,000

    1955--90,000

    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只是显示美国职业科学增加的图式。这一图式在其他“自由”社会中也大致相似。稍后我们将给出描述现在美国职业科学家绝对人数的数字。

    科学的职业化当然仅部分地是科学自身内部变化的结果。它还部分地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整个职业结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不断增加。正如科学促进了劳动分工，在美国社会里不断加强的劳动分工也反过来为科学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作为一个整合的职业结构中的一种基本和正规化的职业，科学的稳定性增强了。

    直到目前仍在不断加强的专业化趋向，是现代美国科学的另一个侧面，它同样即是科学自身内部变化的结果，也是更广泛的职业系统变化的结果。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控制论》一书的作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曾非常生动地描述这一变化的图式及其当代背景。他说，“从莱布尼茨以后，也许没有一个人曾完全把握他所处时代的全部知识活动。从那时起，科学越来越成为专家的事情，这些专家的工作领域有愈益变窄的趋势。”他认为，在十九世纪，虽说没有产生一个莱布尼茨式的人物，但至少还出现了像高斯、法拉弟、达尔文这样的人，他们的知识和工作能够覆盖科学中整个一个巨大分支。然而，“在今天，没有几个学者能够不加修饰地称自己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一个人可以是拓朴学家，或声学家，或昆虫学家。他可以精通自己领域中的术语和全部文献，但是，更经常地，他会把下一步的课题看作是隔壁第三个门中他的同行的事情。”没有比在美国出版的成百上千的不同种专业科学期刊更明显地说明现代科学的专业化。在全世界，如果把那些部分重复甚至全部重复的期刊也算在内，专门科学期刊的数目不下四万种。由于期刊的这种激增，有时专家们抱怨他们仅有跟踪其所在狭窄领域中的工作的能力。有某些工具有助于减轻“跟踪”其他专家和整个科学趋势的任务，如论文摘要和通用科学期刊的出版。但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当今科学都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众多的科学专业之间维持一种有成效的联系。科学的概念体系，如我们所看到的，既是概括的，又是抽象的；专业化使得更高的抽象性成为可能，但是有时它却会阻碍科学理论的更高的概括性，而它本应对此作出有利的贡献。

    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增强都反映在美国科学协会类型的变化和数量的增长上。从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对十七世纪一个“哲学”或科学协会在波士顿举行的一次聚会的下列描述中，我们可以对业余爱好者及早期协会的普遍兴趣有些认识。马瑟说：“一个由意见相合的绅士们组成的哲学学会，每两星期开一次会，讨论有关改进哲学和增进自然史知识的问题。”今天在美国有数以千计的地区性和全国性专业科学协会，它们代表着数以百计的科学专业。

    在美国科学中这些专业组织分为三类，每一类都代表今日科学所面临的特征问题。数量最多的科学组织无疑是那些科学内部高度专门化的学科组织；另一类组织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关心的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普遍利益和问题；此外还有若干有关第三类组织的例子，它们特别关心的是科学的“社会问题”和“社会责任”。例如，在1948年有二百零八个专业科学协会和学院附属于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而这一协会是关心科学普遍利益的范围最广的组织。这二百零八个协会主要是自然科学群体，但也包括有某些社会组织。然而这一数字并未囊括所有全国范围的科学协会。

    另一种评价专业科学组织激增的方式是考察一个科学家所有资格加入的那些组织，而无论他实际上是否真的加入它们。他可以加入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稍后我们将把它作为普遍型组织的一例而作更详细的说明）；他也可以加入他那个领域（例如数学）中的全国性协会；或加入他那个领域中某一兴趣更狭窄的专业学会，如拓扑学会；或加入全国性协会的各种州和地方性分会；他还可以加入州和地方科学院，这些科学院有的是专业机构，有的则是跨专业机构。然而，大多数科学家由于其本职工作的压力或由于时间和资金的限制，很可能只加入他有资格加入的那些组织中的几个。

    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逐一考察一下这三类科学组织。专业协会关心的是其自身领域——无论其是多么专门——中的问题、政策和工作。一个全国性专业协会的成员可能少至不到一百人。这类组织是在其活动领域中起松散协调作用的重要机构。它们的年会不仅是宣读科研论文的正式场所，也为其专业成员之间的非正式交流提供了保贵的机会。有时专业协会也涉及一些较普遍的问题，如它们有限的利益与整个科学或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

    科学中的一般性协会的目标是对整个科学提供某种松散的协调，并关注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这类组织中的两个：一是国家荣誉科学协会——西格玛－克赛（EE），它相应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费－贝塔－喀帕（OBK）；另一个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理想是将自己与各专业的全国性科学协会联合起来，从而粗略地“代表”美国科学。它已经向这一目标迈进了一些。它的年会是数以千计的科学家聚会的盛会，这些科学家不仅参加该协会的一些较普遍的会议，而且参加它的若干专业分组的会议。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官员也是许多不同专业协会的成员，他们的职位要求他们对于美国科学具有比他们作为专家所具有的更广阔的视野。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是美国科学家所能入选的少数几个最为显要的职位之一，来自大学、工业和政府的科学家都曾受到过这一高等荣誉，虽然大多数主席由大学科学家出任。这个一般性科学协会自1848年诞生以来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整个美国科学的成长。请特别注意在最后四十年中这一成长的明显加速：

    年代

    成员

    1848

    461

    1858

    962

    1868

    686

    1878

    962

    1888

    1，964

    1898

    1，792

    1908

    6，136

    1918

    9，000（以近似数）

    1928

    16，328

    1938

    19，000

    1948

    42，000

    1960

    62，097

    美国科学中的第三类专职组织关注的是科学的“社会问题”，既涉及到整个科学的社会责任问题又涉及到某些特殊问题，如当代的原子能问题。经过战时在原子能研究实验室举行的一系列非正式会议之后，于1945年12月正式成立的原子科学家联盟即属于这类科学协会。虽然该组织的一般目标在战争还在进行时即已确定，但它的积极活动却是在其成员觉得有必要反对国会颁布控制原子能的梅-约翰逊法案时才展开的。这一几乎未经听证就要加以通过的法案，指定由军方对新原子科学施行最终控制。为了反对这一法案，“一个科学家院外活动集团突然在华盛顿出现了。这一院外活动集团就是原子科学家联盟的开端，它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并从此在华盛顿长住下去。”虽然原子弹明显是这一组织成立的直接诱因，它的章程的序言却表达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原子科学家联盟的成立是为了承担科学家愈益明显的责任，促进人类福利，稳定世界和平。”这一较一般性的目标不如那些较特殊的目标对其成员更有吸引力。在该组织的早期阶段，它有三千名成员。到1950年，它只有一千五百名成员，在九个州中分为十三个小组，其中有的成员是另外二十一个州的代表。美国社会中的科学家，像其他可比的专业专家群体一样，既无时间也无兴趣去非常积极地关心各种社会问题，即使那些与科学自身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原子科学家联盟较少关注原子能及其控制，而更关心保障自由探索的精神和促进“那些能确保科学造福于人类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