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9月23日致W．D．福克斯」我并没有傻到想使你改宗的程度。

    ［1859年10月15日致J．D．胡克」莱尔准备重新阅读我的著作，我仍然对他的改宗抱有希望，或者按他的说法，使他离经叛道了。

    ［1859年10月15日致T．H．赫胥黎］我决不希望你转变到我的许多谬误上来。

    ［1859年11月11日致A.格雷：」赖尔……快转变到我的观点上来了。

    ［1859年11月13日致AR．华莱士」胡克认为（赖尔）完全转变了。

    赖尔后来在给胡克的一封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1887，2：193）：“我发现，我没有能使过去反对达尔文甚至现在反对赫胥黎的人的态度有了多大程度的转变。他们必须放弃“古老而长期为人们所珍爱的观点，这些观点使我早年对科学理论产生了兴趣，那时我深信帕斯卡、哈拉姆称之为‘大天使毁灭的理论’”。在这些摘录中，我们不但注意到“改宗”和其他宗教术语的运用，而且还看到达尔文自己的改宗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这是科学家们的普遍话题。J．J．汤姆森在他的自传中叙述了他接受原子的可分性是多么困难。

    达尔文的通信还使我们能够看到转变的实际经历。H．C．沃森曾把达尔文称作“自然史中最伟大的革命家”，他在1859年11月21日写道，“自然选择”包含了“全部伟大自然真理的特点”，它澄清了“模糊的东西”，简化了“复杂的东西”，极大地补充了“以往的知识”（达尔文1887，2：226）。赫胥黎在说明《物种起源》被接受时阐述了新进化论的作用（1888）：它像“一道闪电，给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人们突然照亮一条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是否能直接安抵家中，但肯定是一条光明之路”。随后，他用了一个宗教隐喻，他说：“达尔文和华莱土驱散了黑暗，起源说的烽火引导着黑暗中的人们”。

    化学家罗萨·迈耶对科学改宗的解释是引人注目的。几年后，迈耶回忆起1860年召开的卡尔斯鲁厄会议结束时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会议是由伟大的有机化学家凯库勒召集的，是“化学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范·斯普朗森1969，42）。这是首次为解决科学内部的紧迫问题而召开的国际科学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几种竞争的、极为不同的原子量体系所造成的混乱。由于非常不确定导致许多化学家转向化合量以寻求出路。原子量体系的差别来自原子和分子概念的歧义。例如，同一化学元素的原子能否结合成分子（意大利化学家阿伏伽德罗的问题）？化学键是否只在不同元素的原子之间形成（现代原子论的创始人道尔顿的问题）？这次会议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全部有机化学的结构形式须依赖它来解决（见德·米尔特1948）。

    无须惊奇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家们简单而又普遍可接受的方案结束他们的会议。但这次会议确实有正面结论：会议邻近结束时，热那亚大学化学教授S．坎尼查罗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他在其中对会议的中心议题作出了解答，今天这一解答已经被普遍接受。坎尼查罗主要借鉴了阿伏伽德罗的工作，同时也吸收了C．F．热劳尔的观点，他一直在向他的学生们教授这个困扰整个科学界的难题的解答方法。迈耶一读到这个小册子就立刻转向了坎尼查罗体系，而且他和几位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一道成为元素周期律（或体系）的发现者。这次会议两年后，坎尼查罗在《化学进展年度报告》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几十年后，迈耶为其再版作序，描述了他自己的转变经历。由于这段说明非常经典，所以很值得在此全文引用：

    会议结束后，根据作者的意见，他的朋友A．帕维希散发了一本薄薄的、乍看意思不大的小册子：坎尼查罗的Sunto…，这是一个重译本，原著在几年前就出现了，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也拿到了一本，并准备在返回的途中阅读。到家后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本小册子并惊叹它对最重要的焦点问题给予的启示。它使我眼界一开，疑虑顿除，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平静、确定的感觉。如果说几年后我能对澄清形势，平息过去激动的情绪有所贡献的话，那么我应当深深感谢坎尼查罗的论文。其他许多与会者想必也有类似的感受。激烈的争论浪潮开始平息下来（坎尼查罗1891，59－60）。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迈耶提到了塔素斯的索尔（Saul of Tareus），因为他使用的是“擦亮了……我的眼睛”以及其他宗教体验的语言。很显然，迈耶一定认识到在科学转变和宗教变宗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相似之处。

    在历史地研究革命时，人们必须清楚，在古典时代，“转变观念”意味着在旧的循环意义上发生了一场革命，甚至在宗教中，“改宗”仍然保留了某些古代精神再生的意味，否则就不可能探讨改宗。但这一术语的现代用法，尤其是在科学中，指的是根本改宗和接受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观念的转换，使我们走上了循环之路。尽管科学分析不容许采用宗教术语如“改宗”来探讨科学变化，但历史学家在研究“改宗”时的主要任务——如同在研究“革命”时一样——不是为了裁决过去的言行，而是记录并分析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