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革命性的观念”。菲利普·赖克也暗示过魏格纳观点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他曾指出，“陆地运动对于我们来说，犹如地球运动对于我们的祖先一样不可思议”（1922，338）。在《地质学杂志》1928年发表的一篇评述《图尔萨论文集》的文章中，赖克明确地使用了魏格纳的“革命性理论”这样的用语。
魏格纳自己十分清楚，他的新观念具有潜在的革命性。1911年，也就是在他公开发表他的新观点的前一年，魏格纳写信给他的同行、教师W．科本。他写道，为什么我们“犹豫不决，不愿放弃旧观点？”“为什么人们极力阻止新的观念达十年甚至三十年之久？也许就因为它是革命性的？”接着他为他的反问附上了大胆而又简单的答案：“我认为旧观念的寿命不会超过十年了”！
由于大陆漂移说的革命性质，必须有比通常更为有力的证据才能使得这一理论获得科学家共同的支持。要使任何根本性的或彻底的变革为科学界所接受，要么必须有无懈可击或无可辩驳的证据，要么必须有超过一切现有理论的明显的优越性。显然，在本世纪20-30年代，魏格纳的理论尚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事实上，直到50年代以后才找到了这种“无懈可击”的证据。而且，接受魏格纳的观点就意味着必须对全部的地质科学进行彻底的重构。显然，在缺乏无可辩驳的证据的情况下，人们当然不愿意这样做。芝加哥大学地质学家R．T．钱伯林在1926年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会议论文集中写道，在美国地质学会1922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曾经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接受魏格纳的假说，我们就必须忘掉过去七十年中的全部知识并且一切从头开始。”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注意到，钱伯林的话在四十年后又在不同的意义上被重新提了出来。1968年，图佐·威尔逊（1968a，22）在一部著作中写道：“既然地球确实是以缓慢的方式运动着的活跃的天体，而我们非要把它看作是基本上静止不动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修改我们以往的全部理论和全部教科书，从全新的观念开始，建立一门全新的科学。”
哈拉姆（1973，110）在试图解释为什么魏格纳没有为大陆漂移说提供令人满意的力学机制——这普遍被认为是“接受魏格纳假说的最大障碍”——时指出“引力理论、地磁学和电学在得到满意的解释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为人们普遍接受了。”他又说，在地质学中，尽管对“潜在原因”没有得到共识，但这并没有妨碍“前冰川时期存在”这一假说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J．T．威尔逊（1964，4）争辩说，“人们在满意地解释某种现象（如地磁场）或过程（如暴风雨）之前，并不总是乐于承认这些现象或过程的存在的。”关于这一点，应当进一步作些说明。R．劳丹明智地指出，大陆漂移的“力学机制”问题与“引力理论、地磁学和电学”或“暴风雨的存在”有很大的不同。在大陆漂移说中，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缺乏力学机制或原因，”（劳丹19782；古廷1980，288）而是“全部可以想像得出力学机制都严重地冲击着物理学的理论。”而且，目前已经建立了有关地球及其内部自然现象的理论且为人们广为接受，它们能够完善而合理地解释大部分已经观察到的现象。
S．K．郎肯（1980，193）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在5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缺乏力学机制是大陆漂移说的地质学或古生物学证据被接受的主要障碍，”然而在今天，“板块构造理论却在没有普遍认可的物理学机制的情况下被人们接受了。”他在1980年前后指出，“板块运动的力学本质问题，”是“当代地球物理学家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魏格纳理论的改造
现在看来，由于我们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的全过程，因而很容易发现，把理论革命与现行革命两个阶段区分开来的是两个根本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是，积累了大量新的、令人信服的表明大陆和海底确实存在着相对运动的证据。这些证据比海岸线的吻合。甚至比大洋两岸地质学和生态学的符合，以及植物和动物化石的相似要优越许多许多。第二个突破是，理论的根本性的重构，致使基本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并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场最终完成了的革命是否可以公正地看作就是那场企求了近半个世纪而一直没有成功的革命？这一情形与所谓的哥白尼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场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推动下，最后由牛顿完成的革命，仅仅保留了哥白尼最一般的天文学观念，即地球运动而太阳静止的观念，而摒弃了哥白尼宇宙学的基本特征。同样，地球科学革命仅仅保留了魏格纳的最一般的思想，即大陆之间可以有相互运动，而放弃了魏格纳理论的基本特征——由硅组成的大陆单独或分开在海洋地壳上运动，而海洋地壳密度更大的壳层则固定不动。
目前的最新观点是这样的：覆盖在地球表面的巨大板块在运动着，其中有的板块会带动大陆或部分大陆和海底一道运动。因此，整块大陆运动的理论被另一种不同的理论所取代。新的理论指出，陆地运动不过是地壳内部剧烈运动的表观现象。在这种因果联系过程中，魏格纳假说中列举的“极地漂移力”和“潮汐力”变得毫无意义了。
50年代的新证据首先来自古磁学和地磁学的研究。古磁学研究的是“残留花”岩石中的磁性，即研究残留在固化的熔岩样品中的磁性。这种磁性由于地球磁场的影响而留在含有氧化铁的岩石中。伦敦的P．M．S．布莱克特和剑桥大学的S．K．郎肯以及其他人所作的研究表明，地球的磁场从来不是恒定的而是变化的，甚至还经历过南北倒置。其变化的方式与时间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可以确定的（这些研究因高灵敏度的地磁仪的出现而成为可能，布莱克特就是这种仪器的主要发明人）。当仔细描绘出磁极位置移动的路径后，会从中发现磁极的移动和变化情况各个地域彼此不同，这表明每块陆地各自在独立地运动着。相关证据还揭示出地球南部各陆地聚集在南极地区形成一个原始大陆——冈瓦纳大陆的时间，因此，这些组成部分说明我们现在的各个大陆肯定存在着某种横向运动（见麦肯奇1977，114-117）。
沿着这条研究线索所获得的第一批成果，地球科学界没有立即接受大陆移动的存在；无疑，关于地球磁场演化史的细节尚有太多的没有解决的难题。而关于磁机制的见解“过于复杂深奥，其中还存有许多未经检验的假说”（麦肯奇1977，116）。但是，主要是在地球物理学家中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56年，地学一本以大陆漂移为主题的论文集出版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E．埃尔温对过去几年的磁机制研究作了回顾与评述，最后他总结道：“各种证据对此后的结果，倾向于对地球磁轴相对于地球本身发生过位置变化的观念以及各大陆相互之间有‘漂移’运动的观念有利”（埃尔温1953；1958，见马文1973，150-152）。
推动魏格纳的基本思想（而非魏格纳理论本身）复兴的第二条研究线索是关于海底山脉的研究。海洋和内陆湖泊大约覆盖了地球表面的70％。由于关于海底的特征与本质的知识在本世纪30-40年代还相当粗浅，因此，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战前关于大陆漂移的争论最终没有定论（哈拉姆1973，37）。然而，有关大西洋底的地形图早已存在，1916年，泰勒就曾指出，大西洋两边的陆地好像是从海底山脉两侧慢慢升起的。魏格纳本人也通过密度、磁性、成份等方面的分析，指出海底是玄武岩构成的，但没有人对此予以注意。我们目前关于大陆运动的直接线索来自对海底世界的研究。在国际地球物理年（1957－1958）期间，在测量地球引力和相关地震-引力数据方面，已经有了全新的技术。地球物理学家找到了测定通过海底的热流速率的方法，这些研究的一般结论是：巨大的海洋壳层岩石块确实能够“相互之间明显地移动一大段距离”（哈拉姆1973，52）。这些研究成果与来自磁机制研究获得的发现不谋而合，都强有力地支持大陆之间经历了相互运动的观点。到这时为止，大陆漂移理论才正式由于板块构造说的广泛被接受而得以完善。板块构造说是一个结构系统，按照这种学说，地壳像“大板块的拼图，用形象的比喻就如巨大的大块浮冰或铺路石。”这些板块独立地运动着，边缘与别的板块碰撞则会发生变形。马文特别强调说：“运动的板块不像魏格纳所设想的那样是大陆，也不是整块的海底壳层”（1973，165）。既然每一板块既包括陆地部分也包括海底部分，那么板块的运动和魏格纳大陆运动的概念，便相去甚远了。因此，由于最初的“大陆漂移”术语，含有整块大陆运动的意味，它不再是严格精确的了（哈拉姆1973，74）。1968年，人们提出六大板块和十二个小板块覆盖地球的观点。从那时起，有关板块构造学说的理论细节越来越充实了。
海底扩张说
为了完满地解释地壳的不稳定性和可变性，板块构造理论还必须与“海底扩张说”结合起来。海底扩张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哈里·赫斯于1960年首次提出来的。该学说描述的是纵贯主要大洋海丘两侧的海底部分持续受到挤压的过程。赫斯最初是在1960年撰写的一篇手稿中阐述这个观点的，而该手稿作为一本书中的一章直到1962年才正式出版。由于这个观点极为新颖、奇特，以致于赫斯把书中的这一章看作是“一篇地球散文诗”。赫斯指出，逐渐降到海底的巨大海丘是地壳下地幔内熔融物质上涌的出口。这种物质同样沿着海丘的两侧流淌、冷却、固化，最后变成地壳的一部分覆盖在原来的地壳之上。当海丘两侧的地壳以这种方式积累增长时，这种物质（巨大的板块）就会横向离开海丘。既然地球不可能增大，这个板块在增长过程中也不会简单地扩张，那么在远离诲丘之外，必定会有一处板块发生分裂。换言之，板块离海丘最远处的边界被挤到另一个板块底下，并最终进入地幔中。这时，板块边缘的水分全部被挤压出来，而板块进入地幔的部分又重新变成了熔融状。这个过程同某种对流“传送带”联系在一起，即从海丘的地幔中带出物质，然后把它传送出去，这些物质最终在远处的海沟附近又再次回到地幔中。
于是，大西洋底便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持续的压力，它把载有南美洲和非洲的两大板块推离大西洋中的海丘。大约在1．8亿年以前，南美洲和非洲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冈瓦纳大陆。两块大陆的分裂线与导致海底扩张的，并且现在仍很活跃的大西洋底海丘线十分吻合。每当发生地震时，这条海丘线便清楚地显现出来，目前，它与南美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线的距离大致上是相等的。
赫斯进而提出了海底扩张说的合理推论。他认为，由于海底扩张效应，海底壳层不断地在大陆一边创生，而同时又在大陆的另一边消失（麦肯奇1977，117）。这个观点通常被看成板块构造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理解大陆漂移理论的主要基础。大西洋地壳层从海丘移出的速度大约是每年四厘米。按照这个速度推算，大西洋海底壳层从海丘全部移出，也就是移动整个大西洋宽度的距离所需的时间为两亿年。这个数字立即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未知的奥秘。例如，海底钻孔找到的化石标本都未超过两亿年（中生代前后）。而从陆地上挖掘出的海生化石研究表明，这些海生生物都可追溯到二十亿年以前。再如，假设海床的年龄与大陆同样古老，那么按正常的沉积速度，海床上应当产生很厚的沉积层，但钻探分析表明，海床上的沉积物很少。简而言之，在海洋存在的几十亿年中（乌耶达1978，63），海底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运动。
如果把赫斯的观点同板块构造说的一般思想结合起来，就可以满意地解释另一个现象或过程；板块边缘新物质的增加，并不使板块的面积增大。由于压力作用，板块在不断地缩小。这一点在两个板块的碰撞处山脉的形成和山脉的更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哈里·赫斯在阐述他的海底扩张说时，很清楚他的理论“与大陆漂移说并不完全相同”（1962，617）。按照大陆漂移说的思想，“大陆…受某种未知力的驱动，在海底壳层上漂移”，但他的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大陆“被动地浮在地幔之上，当地幔物质从海底海丘上流出时，大陆便横向移动开来。”
前面曾谈到，一般人都认为：最初的纯粹古磁学证据并不能完全说服大多数地球科学家放弃“大陆固定观”。决定性的证据来自新的磁机制的研究，它戏剧性地证实了海底扩张说。船载磁测仪揭示出海底壳层条状磁化区域的存在（休莱1959，61）。如果赫斯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在海丘两侧就应该有对称的条状磁化区域。这项验证性实验是剑桥大学当时的研究生F．J．维恩和他的导师P．H．马修斯提出的。实地测量很快证实，条状磁化区域确有预期的那种对称性。
按照这一理论，当炽热的熔融物质沿海底海丘流淌并固化时，它便感应了当时的地磁场。既然新的物质把它从海丘上推开，它仍将保持冷却时所感应的磁性。因此，每一条前后相继固化的物质带应该有记录形成日期的磁性标志，而海丘两侧同时对称形成的物质带也因此具有相同的磁性方向。1963年，维恩和马修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这一重要假说，这个假说翌年就通过了实验（实测）检验。事实上，地球磁场演化的历史不仅表现出一些微小的变化，而且在目前已知的年代中还经历过南北逆转。所有这些，都是在实测和研究海底海丘两侧的条状磁化带过程中发现的。
虽然这个假说今天听起来非常具有逻辑性，一点也不令人惊奇，但在当时看来却是异常激进而大胆的。维恩回忆说，当他第一次把他的观点告诉剑桥大学地球物理学家莫里斯·希尔时，尽管希尔“很有礼貌的一声不吭，只是看着我并且谈些别的事情，但他一定在想我今天疯了”（格伦1982，279）。维恩还把他的假说告诉了爱德华·布拉德爵士，即使布拉德爵士“这有点大胆猜测的味道”，但他却对此持“非常积极的鼓励和赞赏的态度”。维恩“非常渴望能和特迪（爱德华的爱称）·布拉德共同发表这个观点，”因为他觉得他们俩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布拉德和维恩看起来很了不起”。但特迪非常直率地拒绝了，他不想让他的名字出现在这篇论文上。布拉德是地球物理学界一位著名的革新家，他对地球热流理论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善于接受新思想，“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这个假说并以高度赞赏的态度四处传扬”。他只是不愿意在一开始就接受维恩的请求成为合作者（p．358）。
维恩和马休斯提出的假说（加拿大的劳伦斯·莫雷也曾独立地提出过，详情见1982，271）“堪与本世纪地球科学中的任何成就相媲美”（p．271）。它不但能确定无疑地证实赫斯的海底扩张说，而且还能推算出扩张的速度。推算方法是基于一种独立的、由地磁场倒置所标定的精确的时间尺度。看来，人们普遍赞同这样的看法：维思-马休斯-莫雷假说的确证，触发了地球科学的“革命”。在这些突破性成就的基础上，下一步要做的工作便是：“建立全球构造的新理论，重构地球知识的新体系”（哈拉姆1973，67）。
革命地位的确立
凡是研究过地球科学最近刀年发展史的人（如上述舒利文1974，特别是格伦1982）都会认识到，要最终完成这样一场革命，还有多少重要的工作有待完成。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只是介绍了几位最著名人物的杰出贡献。关于爱德华·布拉德、图佐·威尔逊、莫里斯·欧文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的重要工作，我几乎没有提及。长期以来，许多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不但拒绝接受板块构造理论，也拒绝接受海底扩张说的基本思想。被《自然》杂志誉为“苏联最伟大的地球物理学家”的弗拉基米尔·贝洛索夫1970年宣称：“海底扩张说没有一个方面能经得住批评”（舒利文1974，IOS）。12年后的1982年12月，年届91岁高龄的哈罗尔德·杰弗里斯爵士在《皇家天文学会地球物理杂志》（vol。71，555－556）上发表文章，仍然以不屑一顾的口吻，把“海底板块的错动”比作“用黄油做的刀切黄油”。60年来，杰弗里斯一直是反对大陆漂移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地球科学界的保守主义除了托依特提到的之外，在权威性的《科学家传记辞典））1976年版中也得到了印证。在该辞典中，魏格纳的条目（vol．14，214-217）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K．E．布伦撰写的。他在这篇文章的结论部分，不大情愿地提到了倾向于支持魏格纳观点的证据（来自古磁学和海底壳层研究）。但紧接着，他罗列了一大堆“反对大陆漂移说”的新旧批评意见。布伦写道：当“该理论的创立者们就这些批评意见作出答复后，这些答复也受到了质疑”（p．216）。1976年，也就是哈拉姆和马文的历史研究著作（二者都宣称地球科学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并分析了它的结构）出版三年后，当时这篇最新的魏格纳传记的最后结论是：“大多数地球科学家的热情，甚至是宗教式的狂热，促使他们相信大陆漂移理论已建立起来了”（p．217）。
布伦使用“宗教式的狂热”这种说法，是因为60年代观念变化时期所使用的语言带有很强的宗教隐喻色彩，在涉及到转变问题时更是如此。库恩通过研究发现，这一点是科学革命过程中相当普遍的特点之一。图佐·威尔逊的经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威尔逊在1959年还是大陆漂移说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但没过几年，他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并自称是“改造了的反大陆漂移说者”（见威尔逊1966，3－9，谈及了他的转变过程）。后来，他不仅提出了一些支持大陆漂移说的重要的地质学证据，而且还成为地球科学革命的主要先驱之一。1963年，国际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第13次会议在美国伯克利举行。在会后出版的关于“上地幔计划”的文集中，威尔逊发表文章勇敢地宣布：“地球科学中已经在孕育一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塔克奇1970，244）。他说，地球科学目前的情境正同“哥白尼和伽利略的观念被接受前天文学的情境；分子和原子概念引入以前化学的情境；进化论建立之前生物学的情境；量子力学诞生前物理学的情境”一样。
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大量关于大陆漂移说。古磁学和地磁学的论文集。1968年4月，美国哲学学会年会文集便是其中之一，其标题为《重游冈瓦纳大陆：大陆漂移说的新证据》。该文集收录了这样一篇文章：《静止还是运动的地球：当前的科学革命》。文章作者威尔逊（1968，309；317）宣称：“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这场伟大的科学革命应当称作魏格纳革命”，以纪念这场革命的“主要倡导者”。地球科学家们一般都赞同威尔逊的意见，认为确实存在一场科学革命，作为首先提出大陆漂移说的关键人物魏格纳理应获得这一殊荣。可是，历史上以个人名义命名革命的荣誉曾经赋予给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拉瓦锡、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但至今仍未赋予魏格纳。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许多文献的作者把魏格纳开创的科学革命比作哥白尼革命。二者有一点是极为相似的：地球科学中最后的革命与魏格纳最初的假说已相去甚远，而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最终建立起的体系中，与哥白尼的理论一样大相径庭。正如天文学革命直到哥白尼的著作1543年发表半个多世纪后才最终到来一样，地球科学革命也是在魏格纳最初的论文与著作发表50年后才得以发生。最终发生的所谓哥白尼革命，实际上是牛顿革命，这场革命主要基于伽利略、开普勒的成就，而作为这场革命基础的“哥白尼体系”最终成为了开普勒体系。与此相似的是，本世纪60年代发生的地球科学革命并没有体现魏格纳的理论，而只是体现了其学说所蕴含的基本思想，即在地球的全部演化史中，大陆并非一直固定在现在其所处的位置上，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它们曾聚集在地球的两极。魏格纳的主要贡献是首次提出了大陆运动的思想，它在地球科学革命中的地位正如哥白尼的主要贡献——指出可以按照地球运动而非静止的观念构造一个新的宇宙体系——在天文学革命中的地位一样。
地球科学从固定观到运动观，特别是向大陆漂移说和板块构造说的飞跃，根据第3章提出的四项主要的检验标准，无疑是一场革命。首先，传统地质学观念发生的这种变化在当时就被许多观察家包括这一领域的实际工作者看作是一场革命。我认为，这是发生科学革命的主要标志。其次，考察1912年以前和1970年以后的地球科学的内容表明，量的变化也足以构成一场科学革命。第三，严肃的科学史家们也断言；地质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足以引发一场科学革命。很明显，这有点主观臆断的意味，但它确证了参与这场革命的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的结论。我们已经看到，在成功的地球科学革命发生以前很久（即理论科学革命阶段以前），很多地质学家甚至那些魏格纳学说的反对者们都意识到了大陆漂移说的革命性，并且完全懂得如果接受了这种观点，对全部的传统地质学理论来说将意味着什么。第四，当今地质学家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学科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
但是，这场革命的程度如何？它能称得上是一场堪与达尔文革命、量子力学革命和相对论革命或是牛顿革命相比的重要的科学革命吗？或者是规格稍逊一筹的，与化学革命类似的革命吗？我们已经看到，乔治·G．辛普森把它称为“一场重要的亚革命（Sub-revolution）”。D．P．麦肯奇（1977，120-121）在一篇文章《论板块构造说与地质学理稻‘进化”的关系》的中，把“板块构造说对地球科学的冲击”与“DNA结构的发现对生物学的冲击”作了对比。他的结论是：“板块构造说与导致分子生物学创立的那些发现相比，是一场不太具备根本性质的革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新思想…已经被地质科学所同化并迅速地加以发展。”但对任何局外人来说，如果了解到我们关于地球演化史观念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必然会感到观念的飞跃是如此巨大，简直就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只是由于完全缺少意识形态成份，这场革命才显得不那么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