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科学中的这个时代，从道尔顿的原子论一直延续到普朗克的量子理论，而且其中还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充满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政治、社会运动。在激进的理论和思想体系的名册上，记载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和政治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自法国大革命宣告了它的诞生以来，这个世纪又经历了1820－1824年，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革命，以及全欧洲民族革命运动和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的崛起。1848这一年是特别不同寻常的。以1905年流产了的俄国革命而告终，19世纪毫无疑问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霍布斯鲍姆，1962）。然而，19世纪也是一个进化的时代。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那个世纪的主要的新的科学概念，不仅改变了生物学的进程和当时流行的关于科学如何进步的观念，而且还影响到从社会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到文学批评这样一些领域中的理论。不过，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个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进化论思想，却是在科学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

    从那个世纪之初开始，人们似乎普遍在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上来理解“革命”一词的含义——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对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实干家来说，“革命”一词完全失去了它原来所具有的回复。循环或盛衰这样一些同源学的内涵。但是，在19世纪中期前后，又出现了对这个慨念的新的曲解：“不断革命”。这种说法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讨论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下，“无产阶级的”组织应当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这个问题时提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62，1：106—11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392页）。但是，甚至比这更早，1848年10月，P．－J．蒲鲁东（1923，3：17）就曾公开宣称：“谁要谈革命，谁就必谈进步”。他继续说，由此可见，“革命是，nn permanence（永久地）进行的，而且，严格说来，在各不相同的革命中，只有完全相同的革命才是不间断的”。不断革命的概念的意义后来慢慢超出纯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范围：在列宁去世以后的俄国，它变成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之间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分歧点（参见泰奇，1973，84－92，97－105）。不断革命无疑是18世纪把革命看作是能够推翻现存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并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的某个单一的事件或一系列相关事件这样一种革命观的根本转变。

    那些在19世纪以科学中的革命为主题著书立说的人没有明确地运用马克思的“持续的革命”或“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这两个短语，而且也并不是科学在蒲鲁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中产生了这个长期革命的形象。不过，在19世纪，许多科学家和科学分析家开始把科学设想成一个持续的或永无止境的探索。科学探索的这个方面已由一个数学的隐喻表达出来：真理存在于一根渐近线上，这意味着科学没有任何简单的有限的终点，真理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我们可以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但永远不会完全地达到它。

    所以，随着19世纪的往前发展，人们承认，在科学中发生了革命，而且科学的发展正是由于革命（也许是一系列不间断的革命）的推动，但是，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些革命可能是长期的——而不像一场政治革命那样持续几年的比较短的时间。而且，也正是在这时出现了科学革命的概念：一系列的事件传播了也许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从哥白尼一直到牛顿；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近代科学。这个概念清楚地出现在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中（参见格拉克，1977，33）。但是，就象孔德的许多思想那样，我们在圣西门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个概念的萌芽。吼德曾当过圣西门的秘书，参看下面第22章。）同时，我们还看到，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人们普遍意识到一场长期的产业革命。在20世纪，把科学看作是一个连续过程，或看作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持久的革命这种观点出现在赫伯特·巴特费尔德的被广泛阅读的讲演集（949）和鲁怕特·霍尔的《1500－188年的科学革命》（1954）中。

    并非所有19世纪论述科学进步的思想家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革命无论怎样都是理想的或不可避免的。在那个世纪的最后25年中，人们开始期望，科学中的革命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在某些思想团体中，人们认为，科学中的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像马赫、玻尔兹曼、纽康和爱因斯坦这样一些知名的科学家认为，重大的突破是一个进化过程而非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期间召开的艺术和科学大会上，西蒙·纽康就“科学研究者的进化”致介绍辞。他坚持认为，这个进化是一个“有价值的主题”（1905，137）：“从这个观点来看，推动人类提高到现在他所处的主人地位的运动的主要动力显然是科学的研究者……作为使这个研究者的代表们能够在今天聚在一起的第一个动力，让科学研究者的进化成为今天我们的有价值的主题。因为我们要通过研究一个有机体产生和发展的各个阶段了解它的进化，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怎样同他的前辈们所付出的徒劳无益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纽康把革命看作是长期进化发展的顶点；它们也许是不明显的，而且，也许要经过比较深的研究才可能被揭示出来。

    19世纪将近结束时由革命到进化这种看法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思想家们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反应，因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政治革命的消极方面。无论人们怎样看待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和理想，但是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共和国向一位指导者屈服，并且最终由一个皇帝来统治。旧的贵族保留了下来，而且拿破仑又加封了一些新贵族，这是对所谓“平等”的嘲讽和玩弄，而且人们忘却恐怖时代猖狂的暴行，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必须记住，19世纪欧洲的革命都伴随着暴力：在1848年革命中，人们依靠街垒和路障进行战斗，同时恢复了法国大革命的极端。

    1830年，历史学家B．G．尼布尔在他的《罗马史》第2卷序言（尼布尔，1828－1832，第2卷，第2页；参见席德尔，1950，237）中写道：“如果上帝不进行干预”，那么这个世界就将重新崩溃，就像“三世纪中期在罗马社会中发生的情况那样：幸福、自由、教育和科学的绝灭”。四十年后，1871年11月，雅各布·布尔克哈特就法国大革命时代作了一系列演讲。他在开始说：“关于这个过程可以说的是，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发生的一切，实际上是一个革命的纪元，而且，也许我们比较接近这个时代的开端，或者我们正处在它的第一二个阶段；从1815年到1848年这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的三十年原来不过是那一幕伟大的戏剧中一个幕间插曲。但是，这似乎正在变成与我们的地球上过去曾经发生的所有那些事件形成鲜明对照的一种运动”（布尔克哈特1942，200）。

    根据关于革命的破坏性的这些类似的评论，我们在看到革命概念——它在20世纪最初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概念——在2O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让位于进化概念时，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在科学之中，我们也许能够在地质变化理论中为这个从革命到进化的变化找到证明。这个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政治领域中的革命的变化着的观念和经历对科学思想的实际发展（而不是对关于科学进步或科学史的看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以通过比较地质学家在18世纪，19世纪初，19世纪末对“革命”这个术语的三种用法来看这个变化。

    在18世纪，对于地球历史的考察一般都遵循布丰关于改变了地球的性质并且改变了地球的结构和地表的革命的看法。与启蒙运动的传统一致，这样一些革命一般被看作是有序的发展过程的特别重要的间断性的阶段，而不是以暴力为特点的灾变。在19世纪初，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革命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因此，居维叶使用这一术语时这个术语的含义完全不同于他的前辈们使用时的含义。居维叶充分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它对科学的影响，并且在1827年写了一本深入研究这一主题的颇有见地的著作。所以，当我们发现（遵从马丁·鲁德维克的建议1972，1O9）居维叶改造了布丰地球上的革命的概念，而赋予它一种1789年以后的意义，也不会惊奇。这样一些革命不再仅仅是一系列地壳蚀变的连续，而其中最后一次蚀变又是（在布丰看来）由人造成的。现在，它们变成了猛烈的、突变的事件，同时伴随着生命自身的毁灭。在这方面，居维叶所说的革命不仅包括地质学的变化，而且也包括动物群和植物群的古代种类的灭绝；我们通过对古化石记录的研究，知道这些物种在过去的时代是存在的。

    到19世纪末，人们普遍反感和厌恶“革命”，并且期望，地质学家现在在说明地球历史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再使用革命这些字眼。目的在于运用达尔文对“物种进化”所作阐释的地质学的类比和类推——它已经取代了居维叶用以解释在古化石中所发现的植物和动物的演替的灾变或革命的演替——取代关于这样一些革命的旧的看法。威廉漠里斯·戴维斯在1904年圣路易斯艺术和科学大会上的致辞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W．M．戴维斯用进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评价19世纪期间地球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当然，他充分认识到“以19世纪下半期的进化论哲学取代19世纪上半期的目的论哲学的那场革命”（1906，494）。他断言，“这场革命使我们关于地球及其居民的看法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坚持认为地质（理）学家应当在比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进化这个术语。他的这一见解在目前条件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对地质学变化的讨论中，他断言，“我们非常高兴用进化所表明的平静的过程取代我们的前辈们的激烈的革命”（p．496）。

    看来似乎相当奇怪的是，当激烈的革命活动与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