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革命的探讨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注重物理学和精密科学，而不注重生物学或生命科学；注重与哥白尼、牛顿、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密切相关的革命，而不注重维萨里或哈维开始进行一场革命的可能性。史学家和科学家们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都认为,20世纪前所发生的那些重大的科学革命——除了一次之外——都出现在物理学领域。达尔文对生物学中那场孤单单的革命的发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本章所要考察的是，可能业已导致了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场生物学或生命科学革命的三位革命的发动者们所从事的科学事业。

    安德烈·维萨里：造反还是革命？

    安德烈·维萨里（1514-1564），现代解剖学的奠基者，1543年，他的伟大著作［《论人体的结构（或构造）》］出版了，这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问世是在同一年。在其著作出版时，维萨里正值青春年华，他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而此时的哥白尼却是垂暮之年，事实上，他已经不久于人世了。维萨里的才能，从其事业一开始就被人们认识到了；他于1537年12月5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帕多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并且在第二天被指定担任外科学的教师，开始为医学系的学生讲授外科学和解剖学，当时他年仅23岁。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他那种很有主见的性格，在其仍带有“盖伦思想色彩”的“动物解剖学的授课和演示”之中，他冲破了传统，并且“打破惯例…自己亲自动手进行解剖，而不是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位外科医生去做”（奥马利1976，4）。一年以后，即1538年，维萨里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解剖图集，书名为：《解剖六图》。另一部是以前教师们所用的“与盖伦学说相适应的”解剖手册的“增订本”，这本书因维萨里本人的“独到的解剖学见解”（例如“心脏的收缩是与动脉的跳动同步进行这一显然与盖伦相反的意见”）而著称于世。据官方记载，1539年，这位杰出的解剖学专家和讲师“已经令所有的学生都钦佩不已了。”

    在这同一年，帕多瓦刑事法庭的法官把已被处死的罪犯的尸体移交给维萨里，以供解剖学研究之用。有了充足的可供解剖之用的尸体的来源，维萨里在人体解剖学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开始逐渐认识到，盖伦对人体解剖的描述，基本上不过是一种对一般动物解剖学的说明，而且对人体来讲，这种说明常常出现一些错误”（同上，p．5）。时至1539年年底，他已经可以在帕多瓦而且也可以在博洛尼亚（他被这里的医学专业的学生邀请去做解剖示范）公开宣布，学习人体解剖的唯一道路不是死读书本，而是直接从事解剖和观察。他把有关节连接的人类的骨骼与类人猿或猴子的骨骼加以对照和比较，以此证明，毋庸置疑，盖伦对骨骼的说明大部分是以类人猿而不是以人为基础的。此外，正如维萨里在《构造》（奥马利泽，1964，321）的前言中指出的那样，“许多不正确的见解……出现在盖伦的理论之中，有一些甚至出现在他关于猴子的论述中。”由于那时的盖伦在医学理论和实践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位受人尊敬、无可争议的权威，维萨里的大胆挑战必然无疑会被看作是一种造反行为。那么，这是否是革命的第一步呢？

    维萨里的杰作《论人体的构造》是一部厚厚的对开本著作，其中有大量非同凡响的整页的插图，这种情况表明，艺术的运用到达了表现科学知识的高度。今天仔细想想，也会令人激动不已，因为它们是大约四个半世纪以前就取得的成果。维萨里后来在推动解剖学本身的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许减小了，因为事实上，差不多他的书一出版，他就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放弃了他的解剖学研究。带着“年轻人的冲动”（奥马利1976，5），他辞去了教学工作，开业行医，当上了查理五世皇帝的“皇室”医生。

    1555年查理五世退位后，维萨里继续留在西班牙，并且当上了查理的儿子菲利普二世的御医。1564年他离开西班牙去巴勒斯坦朝圣，而——显然是——在回家途中，在希腊的扎金索斯岛去世了。

    维萨里的目的，就是要让医生和解剖学家认识到当时的盖伦解剖学中的一些不恰当的甚至是谬误的东西，从而着手对这一学科进行改革，那时的这一学科——用他的话讲——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能够教给学生的知识非常少，而且比一个屠夫在其店铺里告诉人们的知识高明不了多少。在维萨里看来，真正的解剖学，亦即基于解剖的解剖学，是整个医学唯一坚实可靠的基础。C．D．奥马利——20世纪杰出的维萨里生平和事业的研究者——认为，甚至“［维萨里著作标题中的]‘构造’这个词都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它不仅是指人体的构造，而且也是指医术的基本结构或基础。”维萨里不仅试图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纠正盖伦的错误，而且还主张，每一位医学专业的学生和每一位医生本人都应把自己有关人体的知识建立在进行解剖的基础之上。奥马利把维萨里的辩解概括为：“除了以前已经做过实地解剖的外科医生外，教授或教师也都必须走下自己的讲台，自己动手进行解剖”（同上，7）。维萨里著作中给人印象最深之一的部分是，他解释了医生们自己做解剖时的失败怎样和为什么导致了医学的退步。

    在古代的或古典的拉丁文中，与我们今天用革命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最相近的是“novae res”（从字面上看，意为“新事物”）。毫无疑问，维萨里的《构造》中有大量的新事物，其中许多是与盖伦的论述或已被公认的观点相矛盾的。建立以直接的人体解剖经验为基础的解剖学知识，并且为了比较，建立以动物解剖为基础的解剖学知识，以及提倡医学专业的学生们、解剖学家和医生们自己动手完成解剖工作，这些也都是崭新的、闻所未闻的事情。维萨里不仅用实例说明，这种实地解剖已经产生了新的知识；而且他还为读者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告诉他们应当怎样看手进行解剖，以便证明维萨里本人的描述，或“得出某种独立的结论。”维萨里著作的革命方面的价值，因其精美而详尽且艺术性很强的解剖学图解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正是为了强调“自己动手”这一革命性建议，维萨里甚至还在书中用了一整页的插图，以展示完成他建议读者去做的解剖所必备的工具。

    毫无疑问，维萨里成功地在解剖学这一学科中、在解剖学的教学方法方面开始了一场改革。据奥马利称：“到了17世纪初，除了少数几个保守的中心如巴黎和帝国的某些地方外，维萨里的解剖学既赢得了学术界的支持，也赢得了公众的支持”（1976，12）。然而奥马利并没有说，维萨里使解剖学这一学科革命化了，也没有说维萨里开始了一场革命，甚至在其很有权威性的传记的开头这样讲：“现在，大部分学者并不认为安德烈·维萨里是现代解剖学的奠基者”（1964）。我也没有发现，科学史家们——或者，就此而论，生物学史专家、医学史专家以及解剖学史专家们——曾普遍地提到过一场“维萨里革命”，尽管与通常使用的“哥白尼革命”这一表述中所表示的所谓天文学改革相比，维萨里在改造他的科学中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和直接的影响似乎更值得使用“维萨里革命”这一称谓。

    对维萨里的评价之所以未把他看作是一位革命者，一个可能的理由恐怕就是，他秉性谦虚，这一点从他对盖伦的实际评论中可以略见一斑：他曾把盖伦尊称为“医生王子”。在他出版的著作中，他既没有对盖伦或盖伦学说采取正面攻击的方式，也没有对盖伦进行批评或纠正，除非有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他觉得有充足的理由采取这样的行动”（奥马利1964，149）。他“从来没有违反过他的这一行为准则”，他也从来没有嘲笑过盖伦或“公开以盖伦为戒”。（另请参见本书第5章的补充材料5．2中有关维萨里的人道主义的论述。）

    维萨里并未采取一种反对盖伦的革命态度。他在公开表述任何与盖伦的教导不同的观点前，都要犹豫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当他最终这样做时，他只是批评盖伦关于解剖学的著作，而不是“从总体上批判盖伦的医学体系”（沃尔特·佩奇尔和P．拉坦希1964，318）。尽管维萨里大胆地批评了盖伦的那些从未“与他有过丝毫偏离”的追随者（维萨里1543，pref·4；法林顿译，1932，1362），但维萨里马上又补充说，他本人并不希望让人觉得似乎“对这位作者有价值的东西背叛无遗，或者对其权威有任何不敬之举。”这样，在用对事实的描述性陈述否定了盖伦的“腔静脉发端于肝脏这一说法”后，在指出盖伦“没有注意到已观察到的腔静脉口的大小是主动脉口的三倍”之后，维萨里总结说，“然而，我并不觉得更详细地去研究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有什么乐趣可言”（奥马利泽，1964，177）。这种态度也许与（后面所讨论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帕拉切尔苏斯的态度形成了对比，后者公开把阿维森纳的医学著作付之一炬，借以宣布，所有这些著作毫无价值。

    据说，左心室和右心室中间隔着的那层隔膜（壁）上存在着微孔，在对此微孔的讨论中，也许能最清楚地反映出维萨里的这种不革命的态度。这些微孔或通道是盖伦生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它们提供了一条必由之路，使得血液可以一次一滴地从所谓“动静脉”（对我们来讲，是指肺动脉）渗入“静动脉”（或肺静脉）。盖伦在授课时说（而且盖伦主义者也相信），空气就是通过“静动脉”从肺部输送到心脏，它在“静动脉”处与从隔膜上的微孔中渗过来的一滴一滴的血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出了动脉血。我们现在知道，尽管在隔开左右心室的隔膜上有一些微小的凹斑，但并不存在这里所谓的从左心室通向右心室的微孔（反之亦然）。这些凹斑是难以识别的；“甚至连一根细细的毛发也无法穿其而过，从心室的这一边进入到另一边”（查尔斯·辛格1956，14）。然而查尔斯·辛格注意到，“有些人对理性的证明视若无睹，他们仍然继续相信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思路。”为什么？“伟大的盖伦相信它们存在，这就足矣！”

    通过对人的心脏的实地解剖，维萨里马上就明白了，并不存在此类从心脏的一边通向另一边的通道。我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整个盖伦的生理学、甚至以此为基础的盖伦医学肯定错了，而且应当立刻予以抛弃，因为它们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维萨里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在其书的第二版中（巴塞尔，1555）表现出“缺少自信”，这可能只会使他对盖伦有关心脏和血液的学说进行改革（M．6，Ch．15）。我们得知，他有意识地“使他的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迎合’盖伦的学说（dogmata）。”维萨里之所以恪守盖伦的生理学学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并非是因为他真诚地相信它们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觉得他无力完成改革工作”（佩奇尔和拉坦希，1964，318）。

    维萨里在《构造》中指出，心脏隔膜是“由心脏中极为致密的物质构成的，”因此——尽管隔膜“两边凹斑密布”——“就我们所能感知的情况来看，没有哪个凹斑的构造是从右心室通向左心室的。”有鉴于此，他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而我们不得不为造物主使血液从右心室穿过肉眼看不见的微孔进入左心室的技术［industria]所叹服”（辛格泽，1956，27）。在《构造》的第二版中，这段话略有修改（同上）：

    尽管这些凹斑有时候十分明显，但就可感知的情况来看，没有哪个是从右心室通向左心室的…我还没有发现最隐蔽的穿过心室隔膜的通道。然而，那些断言血液是从右心室输送到左心室的解剖学教师还在描述这类通道。无论如何，我对心脏这方面的功能是十分怀疑的。

    在他对这一问题的另一处讨论中，表现出了他在逐渐独立于盖伦的迹象（辛格泽，1956，28）：

    在涉及到心脏的结构及其各部分的作用时，我使自己的论述大体上与盖伦的学说相符：这并非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学说无一不与真理协调一致，而是因为，有时在提到这些部分的新的用途和功效时，我自己依然信心不足。不久以前，我还不敢与盖伦这位医生王子有丝毫偏离……然而，心脏隔膜与其他部分一样厚实致密。因此，我无法想象……哪怕是最小的微粒怎么能从右心室通过隔膜材料到达左心室。

    我们似乎可以同意查尔斯·辛格就维萨里对心脏的态度所作的解释（1956，25）：“在他那个时代，整个生理学都是以盖伦的观点为基础的，盖伦的观点要求人们相信，存在着穿过隔膜微孔的通道，使得血液可以从右心室进入左心室，这种观点还要求人们相信，空气是通过静动脉（即我们所说的肺静脉进入心脏的。”“不对心脏的活动作出解释”，维萨里就难以“对此提出怀疑，”而他要这样做就要因此“推翻有关人体的著作中的所有流行的见解，使一切都发生变化”；而这却是维萨里“不愿意做的。”因此，“他在著作中暗示，穿过心脏隔膜的通道并不真的存在，但他并非一开始就这么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同上）。维萨里并不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他并没有完全彻底、直截了当地否认人体可能是像盖伦曾经讲授过的并且与维萨里同时代的人依旧相信的那样活动的。

    当然，个别矛盾的事实的确不像T．H．赫胥黎（1894）所说的“一个美丽的假说被一个丑陋的事实扼杀了”那样，能够把理论推翻。许多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都指出过，一些理论尽管与个别的实验事实或观测事实相矛盾，但在有更好的可以取而代之的理论出现之前，它们仍然继续存在。或者，像麦克斯·普朗克（以及约瑟夫·洛夫林约SO年以前所说的）那样，旧的理论在所有相信它们的人死光之前绝不会消失（1949；参见本书边码第467页）。不过，这种矛盾事实的积累，最终将会敲响某一理论或某一科学体系的丧钟，并导致T．S．库恩所说的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实际情况是，在《构造》（以及后来的《概论》）中，维萨里并没有采取他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采取过的那种大胆的反叛态度，那时潍萨里公开用有关节连接的人类的骨骼和类人猿的骨骼来说明，盖伦的骨骼解剖学适用于他解剖过的动物，而不适用于人类。

    维萨里采取了不革命的态度，即使在论证盖伦的某些错误时也是如此；这种态度无疑与他的个性有关。不过我们也必须记住，要在科学领域中充分表现出一种革命的态度，恰如我们所看到的伽利略、笛卡尔、哈维以及后来的问世纪的科学家们在其著作中表现的那样，这对于1543年那个时代而言毕竟还是早了一些。此外，维萨里深受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传统基于对古典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之伟大的仰慕，并且寻求恢复古希腊文化的社会准则（参见本书边码第485页，第5章的补充材料5．2）。维萨里大概认识到了，他的任务就是做一名希腊解剖学的改革者和希腊解剖学传统的恢复者，而不是去充当对有关盖伦科学的流行看法展开攻击的发起人。我们将会看到，维萨里不是革命者，而威廉·哈维却是位革命者，他显然愿意抛弃盖伦生理学的基础，并愿意接受因此而可能对医学实践产生的任何影响。

    具有反叛精神的帕拉切尔苏斯

    许多史学家在提到与维萨里同时代但比他年纪稍长的帕拉切尔苏斯时，都说他的思想富有革命性。的确如此，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的生活和事业中有着一种反抗和反叛的痕迹，或许还有革命的痕迹。甚至他使用帕拉切尔苏斯这个名字（他36岁左右时起的一个别名），也许就是在指他已经出版了“推翻传统的”反论式著作（佩奇尔1974，304）。“反论”这个词源于希腊语中的“超出…之外”和“看法”，合起来意为“与……看法相矛盾”，亦即“与已被承认的看法相矛盾”。1527年，帕拉切尔苏斯在巴塞尔被任命为市立医院的医生和教授时，他拒绝进行例行的宣誓；相反，他却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声称他不同意盖伦原则，并且宣布了一种新的医学体系。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1527年6月24日）他当众焚烧了一本当时标准的教科书：阿维森纳的《医典》。

    与学院的规则和传统截然相反，帕拉切尔苏斯讲课时不使用拉丁文，而使用日耳曼方言，他甚至允许理发师兼外科医师进入他的讲习班。他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古典的学问”同样予以拒绝。人们描述他说，与他“对传统科学和医学的大规模谴责相类似的情况，在他那粗鲁的行为和勉强对传统习惯和权威所作的让步中也可以看到”（佩奇尔1974，306）。非正统的行为举止和进行论战，是他晚年生活的特征，他的生活犹如钟摆动荡不定，一会儿从事有精良设备的上等职业，一会儿又成了“漫游四方‘一身乞丐打扮的’世俗的鼓动者。”他于1541年在萨尔茨堡去世，“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墓地成了“患者们朝拜的一块圣地”（p，305）。帕拉切尔苏斯教名中的Bombastus，长期以来被认为是“bombast（大话）”这词的来源。

    作为一个科学革命者，帕拉切尔苏斯在两个重要的领域很有影响，这两个领域是：医学和化学。在他的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都受这样一种古老的学说支配，即疾病是因四种体液（包括血液、粘液、胆汁或黄胆汁、以及抑郁液或黑胆汁）不平衡造成的。据信，这种不平衡所导致的疾病，是关系着每个人身体的特定“构成”的这些体液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体液过量或不足的直接结果。大体上讲，这种学说暗示着，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疾病，而且，这些疾病不是由某种特殊作用物引起的，它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组织上的影响或伤害。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帕拉切尔苏斯采取了一种大相径庭的立场，他认为，疾病是身体外部的原因造成的，每一种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发生部位。他确信，疾病的原因都可以在矿物界和空气中找到，并且认为疾病“是由体外的某种特殊作用物决定的，这种作用物占据了身体的一部分，对身体的结构和功能施加控制，从而对生命构成威胁”——这就是“由寄生虫引起疾病的疾病观或本体论的疾病观，它从本质上讲也就是现代的疾病观”（佩奇尔1974，307）。传统医学的治疗方法无外乎使病人发汗、腹泻、或给人放血、让人呕吐，而帕拉切尔苏斯医学的目的，是要为治疗每一种疾病找出特别的物质。

    正因为这样，寻找医疗用化学药剂的工作与帕拉切尔苏斯的化学观点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存在着三种“要素”即：盐，它关系着（或负责）任何物质的固态情况；硫，它关系着易燃物的情况或脂肪过多的情况；汞，它关系着烟雾（蒸气）状情况或液态的情况。尽管这些都是化学要素，但它们都被暗示着是有灵魂的，这与帕拉切尔苏斯身上特有的炼金术的烙印是分木开的。帕拉切尔苏斯制造出了许多新的化合物（主要是在其寻求药剂的活动中完成的），他显然还发明了通过除去水份生产浓缩酒精的方法，美国北方的农民就是借用这种方法，不用蒸馏器便可把发过酵的苹果汁制成苹果白兰地。在1618年版和以后几版的《伦敦药典》列出的帕拉切尔苏斯制造的化学药品中（其中包括甘汞），也许可以看出他对化学发展的影响。但他的名望因其“对传统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否定态度’而受到损害（佩奇尔1974，3if），而且，他有意识地复兴甚至发展了那些纯朴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异教徒）所保留下来的民间医学，这使得许多有可能成为他的信徒的人感到不快。也许，他对科学最伟大的贡献是，使炼金术从传统的寻求把贱金属炼制成金或银的这一目的，转变为设法把生命无限期地延长，并且为炼金术制定了一个新的目标：去发现能有效地治疗疾病的物质。

    前面的说明就是要明确这一点：我们今天感觉到的帕拉切尔苏斯的教学和实践中最优秀最有意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不过，正如沃尔特·佩奇尔（1958，344）提醒我们的那样，帕拉切尔苏斯的化学有一部分属于“神秘的’域“符号的”宇宙学和哲学，这些东西“无疑是非科学的”，尽管他在化学实验室中的工作是合乎逻辑的，他有了新的配制矿物化合物的方法并从事重金属方面的工作。在医学方面，虽然他的新的疾病理论和与之相随的医疗原则都很重要，但他反对‘哪种传统的把理论医学建立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作法——他对这两个领域知之甚少而且也无多大兴趣。”他的医学体系虽然含有“现代病理学中的生殖细胞”概念，但它“总的看来，并非是科学的”，因为它是“以他的小宇宙理论为基础的类推和比喻”的集合体，在这一体系中，“观察和原始科学的部分里”也许渗入了过多的“会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推测的大杂烩”（同上，345）。

    在医学和化学领域中，曾有过一场风靡欧洲的帕拉切尔苏斯运动，这一运动是在帕拉切尔苏斯去世大约30年后开始的（艾伦·德布斯1965，33一37；1977）。注意一下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