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看作是以“道成肉身”②为其顶峰而设计的一个过程。犹太宗教、希腊哲学、罗马法律都结合在一起来建立一个模式，使得基督的启示有可能在其中植根并生长成熟；如果基督在任何其他的时间诞生到世界上来，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接受他了。

    ①赛瑟里亚的优昔比乌斯（EusebiusofCaesarea，260—340），早期基督历史学家。——译者

    优昔比乌斯只是大批努力为详尽地研究出基督教的人类概念的重要意义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而且当我们发现有许多教父，像是哲罗姆①、安布罗斯②，甚至圣奥古斯丁，怀着鄙视和敌视谈到异教的学问和文献时，我们就必须提醒自己，这种鄙夷并不是出于缺乏教养或对这样的知识抱着一种野蛮的冷漠，而是出于这些人在追求一种新的知识理想时所具有的活力，他们为了人类思想整个结构的重新定向而在反对者的反噬之下努力工作着。就历史学的情况而论，——这是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唯一一件事，——这一重新定向不仅在当时成功了，而且还留下了它的遗产成为历史学思想中一笔永久的财富。

    ①哲罗姆（340—420），意大利修士、教会学者。——译者

    ②安市罗斯（340？—397），意大利主教。——译者

    在原则上是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概念，其中的斗争，像是希腊和波斯之间或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斗争，就被不偏不倚地来看待，不是着眼于战斗某一方的成功，而是着眼于从后世观点来看的这场斗争的结局；这种历史概念于是就变成了一种常识。这种普遍主义的像征，便是对一切历史事件都采用一种单一的编年结构。由赛维尔的伊西多尔③在7世纪所创立并在8世纪由可敬的比德④所普及的这种单一的普遍编年史，即由基督的诞生而向前和向后记录每件事的年代，至今仍可表明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

    ③赛维尔的伊西多尔（560？—636）西班牙主教和学者。——译者

    ④可敬的比德（673—735），英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

    神意的观念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事。例如，我们学校里的教科书这样教导我们说，英国人在18世纪，忽然一阵没头没脑地征服了一个帝国：那就是说.他们执行了在我们回顾这桩事的人看来好像是一项计划的东西，尽管在当时他们的头脑里并没有这样的计划存在。

    启示录的观念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事，尽管历史学家们把他们的启示时刻放到各种各样的时代里：文艺复兴、印剧术的发明、17世纪的科学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19世纪的自由运动、或者甚至还有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要把它放在未来。

    划时代的事件这种观念，也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事；于是历史随之就划分为各个时代，各有其自己的特点。

    所有这些在近代史学思想中为人所如此之熟悉的成份，在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中全都不存在，而是有意识地和辛勤地被早期的基督教徒们所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