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的；但是在那个领域之内它却是可靠的。况且，这种领域的狭隘性对希腊人来说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们本身文明发展和变化之极端迅速，就在他们的方法所设定的范围以内提供了充分的第一等历史材料；并且由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就可能创作出第一流的历史著作而不必发展他们实际上所从来没有发展过的东西，即有关遥远过去的任何炽热的好奇心。

    ①按，本特康德提亚（Pentecontaetia）.希腊文原文意为“五十年间”，指波希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五十年。——译者

    第二，希腊历史学家的方法妨碍了他选择他的题材。他不能像吉本那样，从希望写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开始，并且不断在问他自己他将写些什么。他所能写的唯一事情，就是发生在他能够与之有私人接触的那些人的记忆之中的事件。不是历史学家在选择题材，而是题材在选择历史学家；我的意思是说，写历史仅只是因为发生了值得纪念的事情，需要有一个同时代亲身目击其事的人来作为记录者。我们几乎可以说，在古希腊有艺术家和哲学家的那种意义上，古希腊并没有历史学家；他们没有把终生奉献给历史研究的人；历史学家只是他那一代人的自传的写作者，而写自传并不是一种职业。

    第三，希腊的史学方法使得它不可能把各种特殊的历史集合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我们今天把有关各种题材的专题文章看作是理想地形成了一部通史的组成部分，从而如果它们的题材经过精心选择，而它们的比例和论述又经过精心控制，那么它们就可以当作是一部单独历史著作的各个篇章；像格罗特①那样一位作家，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希罗多德之叙述波斯战争和修昔底德之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但是如果任何特定的历史学都是一个世代的自传，那末当那个世代成为过去时，它就不能重写，因为它所依据的证据将会消失。因此一个同时代的人依据证据的那种著作，就永远不能加以修改或批评；而且它也永远不可能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因为它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是某种具有一座雕像或一首诗歌的独特性或个性的东西。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一种〔永恒的财富〕，希罗多德的著作则是写了出来为的是使光荣的业迹免得被时间所淹没，这恰恰是因为当他们那代人一旦死亡和过去时，这种著作就永远也不可能再写出来了。重写他们的历史著作，或者把它们归并到一部时期更长的历史书中去，在他们看来似乎都是荒唐的事。所以，对希腊历史学家来说，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象是一部希腊史这样的东西。可能有一部相当广泛的事件复合体的历史，例如波斯战争或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只能是在下述两种情况之下。第一，这种事件的复合体必须其本身是完整的；它必须有一个开始，一个中间和一个结尾，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布局那样。第二，它还必须是〔目力所及〕，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城市国家那样。正像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单独政府之下的文明人的社会，其大小不能超过一个单独的传令官的声音所及的公民数目，政治体的范围就这样被纯粹的物理事实所限定；同样，希腊的史学理论也蕴涵着任何历史叙述其跨度都不得超过一个人一生的年限，唯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批评的方法才能够随意地加以运用。

    ①格罗特（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