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已经知道历史、编年史和语文学的起源了，它们是一系列的心理形式，它们虽则彼此有差别，但都应当被看成生理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真实的和合理的。但是，逻辑关系现在把我们从生理学导向了病理学，即导向了那么一些形式，它们不是形式而是变形、不是真实的而是错误的、不是合理的而是不合理的。

    语文学家天真地相信，他们把历史锁在他们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室里（有点象《天方夜谭》中的神怪缩成轻烟形式锁在一只小瓶中一样），这种信心不是不起作用的，它引起了一种用事物、传说、文献（空洞的传说和僵死的文献）去编写历史的想法，这就产生了那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文献学历史。我说的是想法，不是实际，因为，不管怎么努力，不管怎么不辞劳苦，要用外在的事物写一部历史干脆就是不可能的。把编年史清除杂质、分成断简、重新加以组合、重新加以安排以后，它们永远还是编年史，就是说，还是空洞的叙述；把文献恢复过来、重现出来、加以描绘、加以排比，它们仍旧是文献，就是说，仍旧是无言的事物。语文性历史是从一本或多本书中倾泻出来的一本新书。这种作法在通用语中有一个恰当的名称，叫作“汇编”。这类汇编通常是很方便的，因为它们可以节省同时参考几本书的麻烦；但是它们却不包含任何历史思想。近代编年体的语文学者怀着一种优越感去看待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昔日意大利的历史家（从马基雅弗利与圭奇阿尔狄尼直到詹诺内）。他们说，这些作家在其著作的专事叙述的部分——即编年史——中“抄录”了“资料”。但是他们自己的作法却没有什么两样，也不能有什么两样，因为用外在事物的“资料”来写作历史时，除了抄录资料以外是无事可作的。抄录的方式不一样，有时概括，有时更换字句，这是因为，有时是一个风格爱好问题，有时是一个文字爱好问题；抄录也是一种引语的核实工作，这种核实工作有时是为了证明忠实与准确，有时是为了使别人相信并使自己相信自己是坚实地立足于地面、立足于真实性的土壤上的，相信那是从凭证取来的叙述和引语。在我们的时代、尤其自从所谓“语文学方法”被夸大，即赋予这种方法以片面的价值以来，这种语文文献学历史家有多少啊！这类历史确乎具有一副尊严和科学的外貌，但不幸得很不充分，没有精神上的连结。归根结蒂，它们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渊博的或非常渊博的“编年史”，有时候为了查阅的目的是有用的，但是缺乏滋养及温暖人们的精神与心灵的字句。

    但是，既然我们业已表明，语文性历史所提供的实际上是编年史与文献而不是历史，人们又看见我们认为编年史的编写和文献的收聚以及花费在它们上面的辛苦是最合理的，他们不免要问，我们有什么理由责备语文性历史为不合理及错误呢？要知错误的决不是事实而是伴随事实的“主张”或“观点”。在这里，它们就是前面已经被明确为专属于语文性历史的观念和主张，就是，用文献和叙述来写历史。就这种主张所主张的是历史应当越出纯编年史或纯文献的范围而论，尽管主张并未实现，它也可以说是能起合理作用的。但是就其提出主张而自己并未实现其主张而言，这种形式的历史应该被认为是以矛盾与荒谬为其特征的。

    主张既然是荒谬的，语文性历史就是没有真实性的，它象编年史一样，本身中没有真实性，而是从它所求助的根据那里去取得真实性的。有人会说，语文学是要检验根据的，它选择那些最值得信赖的根据。但是他们不提这样一件事实，就是，编年史、最粗糙的编年史、最无知最轻信的编年史也同样检验和选择它所认为最值得信赖的根据，这永远是一个信赖问题（即一个别人的思想和过去的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个批判问题（即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的思想的问题），是一个逼真问题，不是一个确凿性、即真实性问题。可见语文性历史当然能是正确的，但不是真实的。它既不具有真实性，它就不具有真正的历史兴趣——就是说，它并不把光辉投射到一组针对实际的和伦理的需要的事实上去；它可以漠不关心地拥有任何事项，不管那事项距离编纂者的实际的和伦理的心灵是多么遥远。因此，作为一个纯语文学者，我欣赏漠不关心的自由选择，过去半世纪的意大利史和中国秦朝的历史对我说来，价值是一样的。我将从这一种历史转向另一种历史，毫无疑问是被一定的兴趣所推动的，但那是一种超历史的兴趣，是在语文学的特殊领域中所形成的那种兴趣。

    这种作法既没有真实性，也没有热情，它是语文性历史所特有的作法，它说明了为什么语文性历史家和名符其实的历史家之间经常一再出现显著的冲突。真正的历史家想要解决关键问题，看见人家要他们去应付索然无味的语文学作品就感到不耐烦，看见别人坚持那就是历史并认为必须用那种精神及方法去研究时就冒火。这种生气与烦恼之感的最好的爆发也许可以从博林布鲁克的《论历史研究》（1751年）一书中看到，在那本书中，博学被视为名符其实的华美的无知，研究古代或原始历史的渊博的大论文最多不过被视为类似“离心的序曲”而已，那些序曲在合奏之前演出，可以帮助乐器合调，但只有没长耳朵的人才会把它们当作和声，就象只有缺乏历史感的人才会把炫耀博学和真正的历史混同起来一样。作为它们的反面，他提出一种理想，主张用一种“政治地图”来供知性之用而非记忆之用，指出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和弗拉·保罗的《论圣我》是接近那种理想的著作。最后，他认为，对于真正的和活生生的历史说来，我们不应当越过十六世纪初期，不应当越过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那是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史初次出现的时候——这种体系在十八世纪初期还坚持不变。随即他就描绘那两个历史世纪的景象，不是为了猎奇家和博学者之用，而是为了政治家之用。我想，对于鼓励他如此活跃地向历史提出这类要求的正当心情是没有人愿意加以否定的。但是，博林布鲁克由于当时的文化条件之故没有也不可能进而具有关于每一种历史的死亡与再生的概念（那是一种关于“现实”和“当代”史的精确的思辨性概念），他也没有想到，他所视为无用的枯叶而扔在一边的原始野蛮史会因反对唯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之故而在半世纪之后重新鲜艳地出现，他也想不到，这种反对的主要促成者之一竟是他的祖国的一位政论家、伯克，他更想不到，在他自己的时代，在意大利的一角，这种历史已在乔巴蒂斯特·维科的精神与心灵中重新出现了。我在举过博林布鲁克这个著名的例子以后，关于实效历史家和语文文献学历史家之间的矛盾，我就不再举例了，因为它是大家所非常熟悉的，这种冲突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眼前重新出现。我只补充一句，就是，反对“语文学者”的争论竟变得把纯粹的、单纯的语文学者包括在内，当然是可悲的（虽则完全是自然的，因为在一场斗争中，打击是不择手段的）。因为后一类可怜的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是无害的，是一些有用的小人物。如果象有时在争执的**中所预示的一样把他们摧毁了，那末，精神领域中的丰产力就不仅会减少，而且会完全被毁掉，我们就不得不以最大的努力来把我们的文化中的协同因素重新引进来，活象传说中的、关于法国农业在连续几年中毫无远见地捕杀无害而且有益的黄蜂以后的情形一样。

    说历史不确凿和无用，这句话中无论有什么已证实的或可证实的，也是由于纯历史感对语文性历史的反对所引起的。我这样假定是因为，我们看到，甚至最激烈的反对者（弗恩蒂内尔，沃尔内，德尔菲科等人）最后也承认或要求某种形式的并非无用的或不确凿的、或并非完全无用或不完全确凿的历史，是因为，事实上，他们的全部矛头都是针对语文性历史和以根据为基础的历史的，关于这种历史，卢骚在《爱弥儿》一书中所下的定义是唯一恰当的定义，就是，它是在许多假话中选择那较象真实的东西的技巧。

    在所有其他各方面——就是，关于感觉的假设和自然主义的假设所起的作用问题——历史怀疑论象各种形式的怀疑论一样，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样被推崇为范例的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是知觉、观察和实验，即，是历史地确定了的事实；而知识的全部真实性所根据的“感觉”除了采取确认的形式，即，当它们就是历史以外，它们本身并不是知识。

    但真相是，语文性历史象其他各种错误一样，不是在敌人的进攻前崩溃的，而完全是因为内部的原因才崩溃的；摧毁它的是它自己的教授们，他们认为它和生活没有联系，认为它只是一种学术练习时（请注意，许多历史都是一些学术论文，旨在训练研究、阐明和解释的技术，另有许多则是这种方向在校外的继续，是由于学校灌输的倾向所致），他们自己表现了不确凿性，使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怀疑所围绕。他们区别批判和苛求。希望阻挠历史语文学的这种自然瓦确；所以，我们发现，批判是被颂扬与被容许的，而苛求则是被责备和被禁止的。但是，这种差别是一种惯用的差别，由于这样一种差别，缺乏知识就装**好谦逊，力图削弱它所无力解决的对方的气势。其实苛求就是实行批判；它是批判本身，把批判分成批判性多的和批判性少的两种、并容许批判性少的而否定批判性多的，至少是过分的。没有什么“根据”是确凿的而其他是不确凿的，而是都非确凿的，不过在外表上和在猜想的方式上不确凿的程度各不相同而已。谁能保证自己不受一个通常勤奋可靠的见证人因一时分心或兴奋所说的错话的影响呢？在那不勒斯的一条古老羊肠小道中还可以读到一份十六世纪的铭文，它明智地祷告上帝（历史语文学者应当每早热烈地向他祷告），求他把我们永远从诚实的人们的谎言中拯救出来。因此，当那些把批判推进到所谓苛求程度的历史家使这类工作整个一文不值时，他们就是履行了一种最有教育意义的哲学责任，因而是宜于用萨恩契兹的书名一无所知称呼他们的。我记得，当我年轻时忙于研究工作时，一位仅有些许文学知识的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他向我借了一本批判性很强，甚至真有点苛求的古代罗马史。他读完之后把书还给我的时候说，他骄傲地相信自己已是一个“最有学问的语文学者”，因为那些语文学者得出的结论是，辛勤努力的结果使他们一无所知，而他则没有作过任何努力，仅凭天赋，达到了一无所知①。

    ① 见附录一。

    二

    语文性历史这样自然解体的后果应当是：把自称是靠被视为外部事物的叙述与凭证之助写成的历史予以否定，把这类材料放到它们所应放的较低的地位上去，把它们看作仅是历史知识在精神的发展中规定自己和重新规定自己时的辅助。但是，如果人们觉得这样的后果不好受，虽然屡经失败，还坚持要用这种方式去写历史，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治好语文文献学历史的冷酷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和它的内在的不确凿性而又不必改变那些假设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谬误的，只能获得谬误的解决，而表现为用情操方面的兴趣去填补思想兴趣的匮乏，用表现手法上的美学的一贯去代替这里所得不到的逻辑的一贯。这样得出的新的错误形式的历史就是诗歌性历史。

    这种历史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对非常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物的充溢感情的传记和对被人憎恶的人物的尽情挖苦的传记；如渲染作者所隶属、所同情的民族的光荣而悲悯其不幸的爱国历史和对敌对的民族、自己的敌人加以恶意看待的历史；如在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理想的照耀下由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写成的、描绘“愁容满面的骑士”（如马克思所说的）即资本家的行径的普遍史和由一个反闪族的、认为犹太人到处都是人类的灾难与邪恶的根源、认为迫害犹太人是人类的光荣与幸福的极致的人所写的普遍史。诗歌性历史也不是以这种基本的和一般的爱憎（即是憎的爱，即是爱的憎）的描绘为限的，因为它渗透了情操的全部最复杂的形式，即其细微的层次。因而我们有多情的、优郁的、怀乡的、悲观的、听天由命的、充满自信的、欢乐的、以及其他种种人们可以想象出来的诗歌性历史。希罗多德歌颂诸神忌妬的故事，李维歌颂关于罗马人德行的原始叙事诗，塔西佗写作可怖的悲剧，伊丽莎伯时代的戏剧是用雕刻式的拉丁散文写成的。如果我们转向近代人中最近代的，我们就发现，德莱臣对希腊的普鲁士、即马其顿历史中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表示了抒情般的向往；格罗特表示了对雅典所象征的民主制度的向往；蒙森向往凯撒所象征的导向帝国的制度；巴尔博倾泻了他对拉丁独立的全部热情，为此目的，他采用了有关拉丁各战役的一切记载，他正是从意大利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对佩拉司吉人的战役开始的；蒂埃里崇拜以法国的（善良农民）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历史中的中间阶级；戈恩库特兄弟围绕蓬巴杜夫人、迪巴里夫人和玛丽·艾恩托内几个形象所写的香艳小说所更注意的是服饰的材料和剪裁而不是思想；最后，德·巴朗在他的关于勃艮第诸公爵的历史中所注重的是武士与命妇、武器与爱情。

    表面上好象语文性历史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一下就真已被克服，史料就已被一种原则和价值标准所支配似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方法论者和哲学家们从四面八方坚持地向历史提出的要求。但我一直避免使用“价值”这个词，因为它的含义暖昧，能欺骗很多人。因为，既然历史就是精神的历史，既然精神就是价值，确乎是唯一可能设想的价值，历史就明明白白总是价值的历史了；既然精神作为历史家意识中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支配历史写作的价值就是思想的价值了。但正因这个原故，它的决定原则就不能是叫作“情操”价值的价值；情操是生活，不是思想，当这种生活在被思想所支配以前获得表达和表现时，我们得到的是诗歌，不是历史。为了把诗歌性传记变成真正的历史性传记，我们必须压下我们的爱情、眼泪、蔑视，必须找出个人在社会活动或文明中超过什么作用；我们对国别史和人类史，对每一组无论是大事或小事的事实和对每一类事件都应当这样。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历史问题原封未动，甚至不如说，还没有出现，但当必要的条件具备时就会出现。在前一种情形下，激动我们的兴趣不是变成了思想的生活兴趣而是变成了直觉与想象的生活兴趣。

    由于我们已经进入诗歌的领域，而将历史问题抛在彼岸，那象是我们的出发点的语文学或博学则仍旧留在此岸，就是说，当作已完全被越过了的东西留在此岸。在语文性历史中，不管它怎么说，编年史和凭证始终是在粗糙自然的和未被消化的状态中。但在诗歌性历史中，编年史和文献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可以更准确地说，它们是干脆被消解了。我们可以不理睬这样一种常见的历史家的情形，就是，为了获得艺术效果不惜存心把自己的捏造和编年史及凭证所提供的资料混同起来，尽力使其被认为是历史——就是说，他使自己犯了撒谎的罪，他成了混乱的根源。但是史学中不断出现的和固有的改变却在细节本身的选择和关系方面，这些细节是根据情操动机而不是根据思想动机从“资料”中选出的。仔细一想，这种情形实际上是对事实的一种捏造或想象；在一种新想象出来的事实中，新的关系就变成具体的了。由于从“资料”取来的材料并不总是顺从人们所需要的关系的，人们便认为从容地向原文献求教是可以被容许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好象是历史诗人之一的勒南说的），把想象的、虽则是以猜想形式想象出来的细节添到实在的材料上去也是可以被容许的。沃西阿斯责备那些希腊历史家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家，他们在捏造寓言时为了避免空白起见，他们认为只要郑重地添上自己的“据说”、“据传”或与此相差不多的东西就够了。

    但是，甚至到了今天，如果把那些被认为最重要的历史家为了引进自己的个人想象而采用的“也许”、“似乎”、“我们认为”、“可以设想”、“我们得以推想”、“可能”、“显然”等等暗示形式列举出来，仍然是可以消愁解闷、发人深省的；如果注意到他们有时为了把图景弄得尽善尽美，因而省去这类警句，把自己想象出来的事情描述得好象亲眼目击的一样，万一有什么冒冒失失的人例如一个轻率的怪孩子若是问到“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告诉你们的呢？”他们就会手足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