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塔吉克族的伟大思想家伊本·西那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1952年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之下，我们举行过伊本·西那诞生一千周年纪念。这是按照伊斯兰教国家人民所用的太阴历（黑蚩拉历）计算的，这种历法比公历每年要少十天左右。
伊本·西那哲学遗产的研究，是一个斗争激烈的领域。这一阵地长期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占领，他们尽管写出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来论述伊本·西那的哲学，但是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对伊本·西那作出正确的、公正的估价。他们站在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者的立场上，蔑视东方各国人民，对伊本·西那千方百计地进行歪曲和污蔑，把他说成仿佛只是一个不太高明的亚里士多德注释者，其功绩充其量不过是保存了一些西方古代哲学遗产，给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提供了一些唯心主义的资料。他们极力掩盖伊本·西那的哲学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不提它的促进科学发展的作用，而尽量吹嘘其中僵死落后的东西。他们大都是新托马斯主义者，目的在于巩固天主教的黑暗势力，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他们对待伊本·西那正如对待亚里士多德一样，像列宁所指出的：“僧侣主义扼杀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活生生的东西，而使其中僵死的东西万古不朽。”①
①《哲学笔记》，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8卷，第415页。
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尽管我们的工作开始得还不很久，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的做法与资产阶级学者正好相反，不是任意歪曲，而是坚决反对歪曲，努力恢复伊本·西那哲学的本来面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指出其中的哪些东西是精华，哪些东西是糟粕，从而吸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对我们最主要的，乃是通过对伊本·西那哲学的批判分析，揭露出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和在斗争中发展的规律。我们应当做的，是通过具体分析，证明哲学史是阶级斗争的思想反映，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说明唯物主义为自己开辟道路时所经历的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从而捍卫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时，具体地说明了东方先进哲学思想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也就最有力地驳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种族主义的“西方中心论”，从而鼓舞了东方各族人民解放斗争的意志。
二
伊本·西那是中世纪东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最著名的医生、科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哲学中包含着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在哲学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无论对东方和西方，都发生过良好的影响。他的医学著作更是数百年间东方和西方医生的典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学说中吸收并发展了东方和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遗产，也促进了东方和西方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之间起了文化思想上的联系作用。
伊本·西那的全名阿布·阿里·阿尔－胡赛因·伊本·阿伯达拉·伊本·西那（’Abū‘AlīalHusaynIbn‘AbdallahIbnSīnā），在欧洲以拉丁化的名字Avicenna（阿维森纳）著称，黑蚩拉历370年（即公历980年）生于中亚细亚布哈拉城附近的阿夫沙那镇。这个地方在现今苏联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离塔吉克加盟共和国不远。从血统上说，伊本·西那是塔吉克人。
伊本·西那生活在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这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处在封建时期，但是各国发展的程度并不平衡，大体上说来，是东方高于西方，尤其是在生产力和文化方面。当时在我国是北宋初年，在欧洲是日耳曼国王鄂图刚建立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在西亚和北非地区则是伊斯兰教哈里发帝国已经分裂的时候。当时的中亚细亚是一个摆脱了阿拉伯人统治的独立王国—塔吉克人的萨马尼德王朝，其首都就在布哈拉。
远在伊本·西那诞生之前，中亚细亚各族人民就发动了多次的起义，反抗当时的阿拉伯统治者，反对本族的封建贵族的剥削。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穆康那（绰号，意即“缠巾者”）所领导的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终于削弱了阿拉伯贵族的统治，使他们最后不得不退出了中亚细亚。在塔吉克人的国家里，主要矛盾仍然是农民与封建主的矛盾。同时阿拉伯统治者虽然退出了中亚，但哈里发帝国仍然残存于不远的巴格达，而且保持着宗教上的控制，它与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此外哈里发帝国鼎盛的时候（相当于我国唐代）就发展了商业经济，进行了巨大的海外贸易，东至我国和印度，西至欧洲，都是伊斯兰教商人足迹所到的地方，因而在中亚细亚也形成了一些大城市，城市商人与封建统治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伊本·西那出生于城市中的中等官吏家庭，这是一个矛盾的地位：他一方面与封建统治阶级有联系，需要依附封建统治者，另一方面又与城市中等阶层有联系，与贵族封建主有矛盾。前者是他的保守落后的方面，后者是他的进步的方面，但是后者毫无疑问是他的主要方面。作为一个城市居民，他是热烈要求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文化，反对宗教蒙昧主义的。
伊本·西那在萨马尼德王朝的首都布哈拉受教育，十六、七岁时，已经学贯古今。他学习了古代的哲学、几何学、自然科学和医学，并且成为名医。虽然他不懂希腊文，但是当时希腊古典著作都已经有了阿拉伯文的译本，他精通了这种学术文化上的共同语文之后，也就研读了这些古典著作的译本，尤其对亚里士多德和伽仑的著作用力最勤。当时布哈拉的苏丹曼苏尔身患重病，伊本·西那给他治好了，因而得到特许，可以在王室藏书楼中研究，这一项特权更使他熟悉了前人的成就，大大地增长了知识。但是他并不限于书本的研究，而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观察实验上，并且十分重视因通商而传来的外国科学成果。
伊本·西那二十岁的时候，萨马尼德王朝覆亡，他逃到了花剌子模，受到一位朝臣接待，在那里继续科学研究，并开始著作。这时著名的科学家比鲁尼也到了花剌子模，伊本·西那与他展开了科学讨论。大约在花剌子模的时期，伊本·西那完成了他的哲学全书《治疗论》。
三十一岁时，由于政治原因，伊本·西那又被迫从花剌子模逃出，在好几个地方住过，以后定居朱尔丈，在那里教授学徒，并开始写作他的医学巨著《医典》。后来他迁居哈马丹（在现今伊朗境内），由于治好了哈马丹苏丹的病，被任命为大臣。他在哈马丹的时期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一方面仍旧从事科学研究，并到处行医。宫廷政治生活使他见到了封建统治集团的**，大为不满，为此几乎遭到杀害，后来在苏丹死去、嗣子继位时更被囚禁，但是他在狱中仍不放弃科学活动，写了不少著作。直到后来另一个王子阿布·查发尔攻陷哈马丹，才把伊本·西那从狱中放出，任命为太医，并把他带到伊斯巴汗。这时他已四十二岁。
在伊斯巴汗宫廷中，伊本·西那得到了安静的环境从事科学活动，教育青年，与学者们举行科学讨论会，创立为群众治病的医院，并完成了他的巨著《医典》，用塔吉克语写了哲学著作《知识论》。后来他又回到哈马丹，死于黑蚩拉历428年（公历1037年）。
伊本·西那终生不懈地从事科学研究，从观察、实验中积累知识，从临床医疗中获得丰富的经验，并且不断地把经验总结提高到理论。这种做法与当地的伊斯兰教正统派僧侣和欧洲基督教经院学者完全相反，他们是只背诵经典，利用形式逻辑来进行诡辩，利用神秘观念来愚弄人民。伊本·西那痛恨蒙昧主义，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
“无可奈何！在这蠢驴世界上
谁不是驴，就被指为无信仰！”
他的这种勤勤恳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他的先进城市居民的立场所决定的。他不仅是一个宫廷医生，而且为广大的群众治病，因而广泛地接触到城市中各个社会阶层的居民，同情他们的疾苦，也认识到只有用实事求是的办法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但是就在当时，不同阶级的人对待这样一位科学家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人民群众爱戴他，颂扬他，称他为“医师之王”，“哲人之王”，而反动的正统派僧侣却仇视他，诋毁他，称他为“异端”。
三
伊本·西那的哲学，我们决不能仅就其个别的词句来作抽象的理解，而必须与他的科学成就联系起来考察。他诚然接受了西方古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和伽仑的医学体系，但决不是简单的因袭，也不是局限于概念上的继承。他是通过经验的印证而接受的，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的。我们可以看出，他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体系，而不接受当时流行的柏拉图派唯心主义体系，并不是偶然的，这里面就包含着路线的抉择。
任何一个人，要想完全不顾前人的经验，一切都从头做起，那是不可设想的。同样情形，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想完全不顾前人的理论，在空白的基地上独自建立全新的理论，也是不可设想的。伊本·西那继承了许多前人的、别人的和外国的经验，又通过自己的实践取得了许多新的经验，在总结的时候，不可能不借助前人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并非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诚然他接受得很多，甚至接受了许多错误的、不合理的东西，但是要知道，在伊本·西那的时代科学知识毕竟是不多的，知识的空白点很多，在这种情况之下进行总结，是很难避免以一些未经经验证实的空想的东西来填充空白点的。当时的科学水平还不足以根本推翻前人的理论体系，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决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样，不看伊本·西那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新的贡献，只看他从古人那里继承来的陈旧错误的东西，就得出结论说伊本·西那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没有超过亚里士多德和伽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
伊本·西那号称“亚里士多德第二”，这个意思决不是说他是亚里士多德的简单翻版，而是指他走亚里士多德的路线，并且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进步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特点是二元论，是摇摆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这也是伊本·西那的特点。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伊本·西那的唯物主义倾向非常强烈，包含着丰富的具体内容，而他的唯心主义因素则非常一般化，甚至带着伪装的性质。要知道当时的伊斯兰教正统派反动势力毕竟很大，公开否定上帝的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我们首先看一看伊本·西那有哪些科学贡献。
伊本·西那的著作极多，虽然各家的说法不一，有说共300多种的，有说200多种的，有说160多种的，有说99种的。这些著作就性质而论，有医学、哲学、自然哲学、数学、天文学以至音乐、诗歌等方面的。除了科学著作以外，他在哲学著作中也随处引用了自然科学的材料。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是：
1）《医典》，共五册。这是最主要的医学百科全书。
2）《治疗论》，共17卷。这是最主要的哲学百科全书。
3）《拯救论》。这是《治疗论》的节要。
4）《指要与诠明之书》。这是他的哲学的简述，由于简明，在中世纪最为流行。
5）《公正论》。这部著作对东方和西方的哲学家作了比较，共20册，已佚。
6）《东方人的哲学》。已佚，只保存下其中的一部分：《东方人的逻辑》。
7）《知识论》。这是他的哲学的简述，是用塔吉克文（即达尔文或法尔斯文）写的。
我们首先来看《医典》。这是一部真正的医学百科全书，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药物学、卫生学和营养学，总结了当时的全部医学知识，既有实际，又有理论，因而从11世纪到17世纪在东方和西方成为标准的医学教科书，早在12世纪就译成了拉丁文，先后印行过三十余版。
从这部书以及伊本·西那的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出，伊本·西那是精于解剖的。他对眼部肌肉结构的描写，做到了精确的程度，这一点现代的专家们也不能不承认。他对脑和神经的构造，也描写得很详细。他发现大脑中感觉中枢和运动中枢的大致部位，并且论述了它们的作用。但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虽然不能否定这些杰出的成就，却借口《古兰经》禁止解剖尸体，把伊本·西那说成仿佛只是空想出这些东西似的。其实这个问题早就由伊本·西那自己解答了，他在自己的亲笔著作中说明了他是进行解剖的。我们在《治疗论》第六卷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在病理方面，他对脑膜炎、中风和胃溃疡的症象和病因作出了天才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天才的假设，认为肺结核、鼠疫、天花、麻疹等病是由肉眼看不见的病原体造成的，并认为致病物质通过土壤和饮水传播。大家都知道，伊本·西那的时代距离巴士德的时代有多么远，细菌的存在11世纪的人是无法设想的。伊本·西那得出这个结论，该经过多少次辛勤的细心观察，化过多少苦思苦想的工夫！
在临床诊断方面，更有一件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医典》中系统地列出了48种脉法，说明脉有沉浮强弱等等之分，各与一定的病症有关，并且说明了脉在寸关尺上。这48种脉法中，有35种与我国晋代太医令王叔和所著的《脉经》相同。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从唐代中西交通之盛，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我国的脉学传到了中亚，为伊本·西那所接受，并且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发展。此外，我国医学中诊断糖尿病的方法也见于《医典》。
在外科手术方面，他详细地记述了膀胱结石截除术、气管切开术以及创口和外伤的治疗方法。他提出了泥疗、水疗、日光疗、空气疗等理疗方法。在药物方面，《医典》中增加了希腊、印度等国医生所不知道的数百种新药，特别是利用汞蒸气和汞制涂剂治疗梅毒的方法，以及预防汞中毒的方法。
《医典》中更提出了过滤和煮沸饮水的清毒方法，以及不同年龄的人的居住、衣服、营养等方面的卫生方法，并且提倡体操和户外游戏。
尽管伊本·西那的《医典》中还有许多神秘的观点和不合理的治疗方法，但是决不能抹煞上述的先进科学成就。凭着这一点，我们就决不能说伊本·西那的医学只是伽仑医学的简单因袭。
我们更应当密切注意，伊本·西那的《医典》并非只是大批经验材料的简单罗列。他十分注意追踪事物现象的因果关系，找出各种疾病的规律性。他根据所找到的规律，对疾病作了科学的分类。所以我们说他的贡献主要还不在临床经验，而在于建立了医学的科学体系。这一点更具体地说明了他的先进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伊本·西那的著作中看到，他把观察实验的方法用于其他科学部门所得到的成就。例如在地质学方面，他曾经把山脉的形成归因于地壳的运动和流水的浸蚀。在化学方面，他亲自进行实验，对混合物和化合物进行分析。他坚决反对神秘的炼金术和星相学。
他不只研究了各门科学中的个别问题，而且考察了各门科学的性质和相互关系，确定了它们在总的知识体系中所占的一定地位。这就是他对科学所作的分类。他首先把一切科学部门分为两大门，一门是与人类行为有关的，称为实践科学，另一门是与自然有关的，称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又按层次分为：（1）治国的科学（政治学），（2）厚生的科学（经济学），（3）修身的科学（伦理学）。理论科学又按抽象的程度分为：（1）高级科学，或神圣科学，即形而上学，（2）中级科学，或数理科学，（3）物理科学。其中每一种又分为纯粹的和实用的，如纯粹物理学讨论运动变化，实用物理学则是医学、化学等；纯粹数学如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实用数学则如测量、机械学、制图学、乐器制造等。至于逻辑，他有时归入数理科学，有时别称工具科学。他的分类基本上与亚里士多德相同，但是把亚里士多德列入第三门“创造科学”的诗学、修辞学等归入伦理学。
从这个分类里，我们可以看出，哲学与科学并不是严格分开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科学向未从哲学中最后划分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伊本·西那的哲学概念与科学概念是一致的，哲学并不是站在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我们可以看他所下的定义：“科学就是人类理性对事物的掌握，而且是这样一种掌握，在这种掌握里是没有错误的。如果我们用令人信服的理由和可靠的论据来证明所掌握的事物（概念），那我们就有了哲学。”（见他的论文《腊色拉·同·费尔·阿合德》）
事实上，我们在他的哲学著作中随处可以看到，他用来当作可靠的论据的就是他从经验得来的那些科学成果。科学的成就乃是伊本·西那哲学中强烈的唯物主义因素的重要基础。
四
现在我们来考察伊本·西那哲学的基本要点。
我们说过，伊本·西那的哲学是二元论，但是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这主要是反映了塔吉克封建社会中城市居民中等阶层对封建主上层又依附又矛盾的关系。在当时社会中，这个阶层是先进的。
我们要掌握这种哲学的具体意义，必须考虑它在当时思想斗争所占的地位，因此应当首先联系其敌方的实质，以及前辈的斗争来考察。
与伊本·西那哲学针锋相对的敌方，是当权的封建主和正统派伊斯兰教僧侣的思想体系，即教义学或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的经院哲学一样，它的目的在于给宗教教条建立理论根据，借以要求人民群众盲目服从，放弃现实的斗争。相同的目的也决定了相同的手段，就是从腐朽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哲学中寻找武器。它所找到的主要是新柏拉图主义，以及经过新柏拉图派窜改阉割了的亚里士多德学说。
中亚细亚的先进思想家们与这样的敌人作斗争，也必须寻找适合于自己的思想武器。他们正视现实，要求发展生产，建立幸福的生活。目的既然相反，手段也就不同；他们也求助于古代哲学，但是以合理的思想为对象。思想的解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挣扎搏斗。这个搏斗的过程在伊本·西那诞生前已经开始了。
第一个开辟道路的是生于锡尔河畔的法拉比（870—950）。这位哲学家也通晓数学和医学。他不满意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阿拉伯文旧译本，力求认识真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为此曾到巴格达和叙利亚去学习，研读叙利亚文的译本和注释，并且自己给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作了注解。法拉比的注解揭示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许多合理因素。
虽然法拉比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抛弃柏拉图，而是力求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调和起来，但是他已经开始走上了泛神论的道路。在启蒙时期，泛神论是一种向唯物主义过渡的方便形式。法拉比承认真主是世界的第一因，认为从真主“流溢”出物质世界，但是他由此作出结论说，物质世界既是从真主流出的，也就不是无价值的东西，而是有必然性的。他肯定了物质世界，并且肯定物质世界是可以通过感觉去认识的。这就是说，他在泛神论这个比较宽敞的框子里，给人的认识、给经验科学安排下活动的场所，争得一份合法的权利。
第二个先进思想家是与伊本·西那同时的花刺子模学者比鲁尼（973—1048）。这是一位非常渊博的科学家，在天文学、数学、历史学、地理学、矿物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他不仅重视直接经验，而且大力吸取他人的、异域的科学成就，曾经访问印度，向印度学者学习，写下一部极其重要的古典著作《印度志》。比鲁尼在哲学上追随法拉比，他的功绩在于提供出丰富的科学资料，支持了泛神论这条新路线。他尽管并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却在科学范围内作出了十分勇敢的结论：“存在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其中也包括自然力”；“一切活动都属于物质。物质本身在结合和变更事物的形式。因此这个物质就是创造者。”
法拉比是伊本·西那的引路人。伊本·西那自称曾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四十遍不得其解，读了法拉比的注解才豁然贯通。法拉比指出的，是抛弃柏拉图路线，走亚里士多德的道路。伊本·西那从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道路出发，但是向唯物主义的一面推进了一步，比法拉比走得更远。科学家比鲁尼是伊本·西那的同盟军，但是伊本·西那在哲学上超过了比鲁尼。他基本上克服了柏拉图路线，总的说来，已经不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伊本·西那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采取二元论的态度。他肯定物质世界是永恒的，同时也承认真主是永恒的。二元论意味着挣脱唯心主义一元论的枷锁，准备向唯物主义一元论过渡。伊本·西那占据的正是这个桥头堡的地位。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伊本·西那提出这样的理论是煞费苦心的。他表面上并不否定真主，以便堵住敌人的嘴；但是实质上可以说只是保存真主之名，暗中替换了内容，使它变成了另一种东西，近乎物质的代号。他所用的办法是：应用亚里士多德的“有论”①为手段，对新柏拉图派的“流溢论”加以改造，然后加以利用。他首先提出“有”来，这是谁也不能反对的，因为宗教也要承认神是“有”，不是“无”；而一般人也要承认万物是“有”。接着他就指出，凡“有”均有其本质，即一物之为物（维何性）；不过一般事物的本质并不一定包含存在，而只是可能存在，所以其现实的存在应当来自一种绝对的必然存在。这种绝对必然的存在包含在另一种“有”的本质之中，这种必然的“有”就是真主，其本质就等于存在。这就是说，真主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存在。②
①亚里士多德的òò，阿拉伯文译作mawj－d，即拉丁文的ens（英文的being，俄文的EFGHI），中文一般译为存在，因为与òαι（wujūdbe存在）混淆，这里姑译为“有”。
②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斯宾诺莎的公式：上帝＝实体。
然后他说，这个必然的“有”，亦即完满至善的真主③，既然完满至善，就不能不“流溢”出万有，亦即物质世界。真主是永恒的④，他所流出的东西本来与他一体，也就当然同样是永恒的了。而且，真主是第一因，世界是他的结果，因与果是不可分的，果不能无因，因也同样不能无果，因此世界固然不能无真主，真主也同样不能无世界，二者是同样必然的。这就是结论。
③实际上他是把完满至善了解为存在和必然。
④永恒的意思也无非是存在。
我们可以说，伊本·西那的哲学外表上是二元论，里面却是泛神论。⑤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已经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个方向是由法拉比开创的，但是还没有详细论证，伊本·西那把它最后完成了。法拉比还借重真主的神圣性来说明世界的神圣性，伊本·西那则径直把真主的神圣性归结为存在。
⑤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既是二元论，又是一元论（泛神论）。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二元论和泛神论都是向唯物主义过渡的方便形式；伊本·西那同时采取了这两种理论形式。我们不能以此责备他不一贯，因为这两种手段的斗争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