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一章里，不想谈人们为了抵御多数的**和反对王权的侵犯而进行的政治结社。关于政治结社的问题，我已经在另个地方讲过了。显而易见，如果每个公民随着个人的日益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并更加无法联合同胞去保护自由，那末，暴政必将随着平等的扩大而加强。在这一章，我只想讲一讲那些在市民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而全无政治目的的结社。

    美国存在的政治结社，不过是美国的五花八门的结社中的一种。

    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想传播某一真理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

    在美国，我遇到过一些我坦白承认我向来一无所知的社团，并为它们能巧使美国居民动员大多数人的力量共赴一个目标和使人们自动前进的办法赞叹不已。

    后来，我到英国去游历。尽管美国人的一些法律和许多习惯来自英国，但我觉得英国人在运用结社权上，远远不如美国人那样彻底和熟练。

    美国人干一点小事也要成立一个社团，而英国人则绝对不这样，他们往往是单枪匹马地去做一番大事业。显而易见，英国人只认为结社是强大的行动手段，而美国人则似乎把结社视为采取行动的唯一手段。

    因此，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能使全体人民最长于共赴一致希望的目标并把这种新方法用于最多数对象的国家。这是偶然的结果呢？还是结社与平等的必然联系在其中发生了作用呢？在贵族制社会，大多数群众本身没有什么作为，而少数几个个人却非常强大和富有，他们每个人都能独自做出一番大事业。

    贵族制社会里的人，不必为采取行动而联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来的。

    在这个社会里，每个有钱有权的公民，都象是一个永恒存在和强制成立的社团的首脑，而这个社团的成员则是那些由他驱使去执行他的意图的大众。

    反之，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其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

    如果民主国家的人没有权利和志趣为政治目的而结社，那末，他们的财富和知识虽然可以长期保全，但他们的独立却要遭到巨大的危险。而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成员丧失了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大事业的能力，而且又没养成共同去做大事业的习惯，那它不久就会回到野蛮状态。

    不幸的是，促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必须结社的社会情况，同时又使他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难于结社。

    在贵族当中，只要有几人打算结社，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由于他们每个人都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势力，所以他们的团体只有少数几个成员就可以了。而在成员的人数很少时，也容易彼此认识，互相了解，建立固定的规章制度。

    在民主国家，就难于做到这一点，因为民主国家的社团要想拥有一定的势力，就必须使成员的人数特别多。

    我知道，我们的许多当代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公民越是软弱无力，就越是应当叫政府能干和积极，以使政府能够举办个人不能创办的事业。他们相信并且声称一切困难都能解决。但我认为，他们想错了。

    也许政府可以代替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