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文雅和高洁。写作的态度永远是绅士派头，极少有轻狂的表现。作家所追求的，主要是完美，而不是丰产。

    文艺界的人士完全生活在自己人的圈子里，并且只是为了自己人而写作，所以有时完全忘掉外界的一切，而陷入过分考究和甚至荒谬的泥潭。他们囿于只有他们自己使用的烦琐的写作规则，因而不知不觉有违人们的常识，最后导致他们脱离现实。

    他们力避使用通俗的语言，而去使用那种跟人民群众所用的美丽语言相去甚远的贵族惯用语。

    这一切便是贵族制社会为文学的发展自设的障碍。

    凡是同人民群众完全隔离的贵族，都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把图翻过来，看一看背面。

    也就是说，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民主社会。这个社会，无论是它的古老传统，还是它的现代文明，都使人感到可以获得精神方面的享乐。在这里，各个等级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知识和权利均已无限分割，而让我说的话，我敢说已经分散到各个角落。

    在这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要求在智力活动方面满足他们的希望。这批爱好精神享乐的新人物，并没有受过同等的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不等；他们不但与父辈或祖辈不同，而且他们本身也时时刻刻在变化，因为他们的住所、情感和财富都在不断变动。因此，他们彼此之间在精神上并没有被传统和共同习惯联系起来，而且他们向来没有彼此交换意见的耐性、愿望和时间。

    而作家就是从这群其貌不扬和容易激动的人们当中产生的，并且是依靠这些人而发迹和成名的。

    我不必下工夫研究就可以知道，情况既然如此，要想在这样的民族的文学当中去找贵族时代的读者和作者都一致承认的那些严格规则，即使是其中的少数几个，也是枉然。这样的民族即使在某一时期同意采用这些规则当中的某几个，这也不能证明以后仍会如此，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每一代新人形同一个新的民族。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很难使文学服从狭隘的规章，而且这样的规章也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

    在民主制度下，并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受过文学教育，而且搞所谓纯文学的人，也大部分兼搞政治或从事其他职业，只是偶尔抽暇去体验精神上的享乐。因此，他们从未把这种享乐视为生活中的主要妙趣，而看成是对终生劳碌的一种暂时的和必要的排遣。这样的人对于文艺的理解，决不会深刻到足以欣赏文艺之美的地步。他们体会不出文笔的微妙差别。他们用于写作的时间很少，所以都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写作时间。他们喜欢价钱便宜、很快可以读完和浅近易懂的书籍。他们所要求的美，是使他们一看就入迷和可以随时欣赏的浅显的美；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感到新鲜和出乎他们意料的东西。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于既有冲突而又单调的现实生活，所以他们所要求的，是使人立即可以冲动起来的感情，是使人惊异的妙笔，是真伪明显、立即感动他们和好象有一股力量在驱使他们马上动笔的故事情节。

    我还需要赘述吗？我不用解释，谁都可以知道我以下将要说些什么。

    总之，民主时代的文学，不象贵族时代文学那样喜欢描写秩序、规律、科学和艺术，而它一般又不注重形式，有时甚至轻视形式。它的文体往往是杂乱无章的，冗长而罗唆的，但又几乎总是热情奔放的。它的作者们只求快速，而不愿意细腻描写。短小作品多于巨幅长篇，凭才气而不靠实学，富于想像而缺乏深度。在这种文学中，有一种粗野的、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在统治着思想，但作品却又多种多样，而且产量大得惊人。作家们追求的目的，与其说是使读者快慰，不如说是使读者惊奇。作家们的努力方向，与其说是使人感到美的享受，不如说是使人兴奋激动。

    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打算走另一条道路的作家，而如果他们才华横溢，还会不管作品好坏而赢得一批读者。但是，这样的例外毕竟是不多的，而且从作品的总体来看是脱离了常轨的这些作家，在细节方面又总是要回到常轨上去的。

    以上，我谈了两个极端的情况。但是，任何民族都不能立即由第一个极端转入第二个极端，而只能经过无数的阶段逐渐地过渡。在引导一个尚文的民族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转移的过程中，几乎总是要经过一段使民主的民族的文学天才与贵族的民族的文学天才相遇和两者一致表示愿意去共同影响人的精神的时间。

    这段时间虽然是过渡性的，但会大放异采：作品丰产而不滥竽充数，活动积极而不紊乱。18世纪的法国文学就是如此。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一个民族的文学要永远取决于它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我知道，除了这两个决定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使文学作品产生某种特点的原因。但我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同它的作家们的天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了解前者，才会完全弄清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