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受精的卵是一个直径为1／200英时的小细胞，并不是人，是游入子宫腔内的一套指令。在它的球形核内估计有至少25万对基因，其中，5万对决定着蛋白质的合成，其余的调节发育速度，受精卵渗透入充满血液的子宫壁后，就一再分裂，通过分裂而形成的新细胞不断增长，形成隆起、园环、叠层。然后，这些细胞就象神奇的万花筒一样浮动，自动聚集成胎儿，具有构形精细的血管、神经及其他复杂的组织，细胎的每次分裂和转移，都是通过基因向构成细胞物质成分的外层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输出的化学信息来安排进行的。

    9个月后，人就形成了。从功能上看，它是由肌肉和皮肤包着的消化管，随着刚刚形成的心脏有节律地把血液压入封闭的血管，胎儿的各个部分不断更新，有限的身体动作由激素和神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协调，生殖器官处于蛰伏阶段，尚须等待若干年后，再根据激素发出的准确信号而进入第二次发育，也是最后一次发育，以便完成人的最高生物目的，即生殖，胎儿的顶部是脑。脑重约一磅，呈浓稠的糊状，其结构的精巧不亚于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人脑由约100亿个神经元（或神经细胞）构成，每一神经元又和成百上千其他的神经元相联系，从脑传下的无数神经纤维穿过脊髓，在这里，他们和别的神经联合起来，把信息和指令来回传递给身体的各个器官，由脑和脊髓串联成的中枢神经系统，接受来自不下于10亿个感受器传入的电信号，包括视网膜的棒体－锥体光感细胞和皮肤的压敏小体等。

    新生儿好象是无比精确的线路，成千上万个神经细胞指挥着眼睛的运动，这些细胞呈扇形分布在眼肌里，以及从眼到脑之间的反射站里，眼睛的运动也受着散布在前视野的较高级整合中枢和大脑皮质的其他中枢指导，婴儿也有听觉，各种频率的声音能激发他内耳一组特别的感受器，感受器再把信号依次传给大脑中更高级的相应的神经细胞群，信号向脑内传递时，首先由内耳发出，宛如钢琴琴键演奏出的旋律，然后在后脑中间站以一新的全音阶再度奏出，接着传入中脑下丘和前脑中央的膝形体，最后进入前脑听觉皮质层，在这里，心灵便以某种尚不为人知的方式“听见”了声音，

    这个奇妙的机器人，就在父母的照料下闯进了世界，迅速积累的经验不久就使他转化为独立思考、独立感觉的个体，接着就会获得社会行为的基本要素——语言、合作、因自我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愤怒、爱情、家族制，以及人类特有的一切东西，但是，在基因中肯定被编了码的神经元网络装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预先确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呢？进化造就的这个网络装置可不可能只是一部多功能的机器，通过学习可以适应任何形式的社会存在呢？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参考系统，据此可以领会人类行为的经验问题的各个方面：从25万对基因到100亿个神经元，直到各种各样的未知的潜在社会体系，在上一章里，我用人类和其他社会动物的比较来证明，同一时代的人类行为要受到遗传的限制，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料的那样，行为发展总是导向最普遍的哺乳动物特征，但是，我们潜力的最大范围是什么？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跨越或甚至超越哺乳动物的发展渠道？要得到答案，就必须特别参考遗传决定论，并对个体的发展进行研究。

    我们终于涉及到了这一关键术语：遗传决定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全部关系取决于对遗传决定论的理解，对于那些断然拒绝社会生物学含义的人来说，遗传决定论意味着任何发展都不过是类似昆虫的单一发展渠道，都是从一组确定的基因发展出预先确定的相应的单一行为摸式，蚊子的一生就和这一狭隘的概念十分相符。有翅的成蚊脱蛹而出后，只在几天内就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行为，直到在有机污染的水中产出一批受精卵，其时，雌雄蚊子都忙个不停，雌蚊鼓翅发出的嗡嗡声，令人听来十分讨厌，然而对雄蚊来说却是一曲娓娓动听的情歌，雄蚊朝声音飞去，这对于它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经验，黄热病雌蚊的嗡鸣在450到600赫兹之间（每秒周波率）。在实验室，昆虫学家只要敲打具有这一频率的音叉就能吸引雄蚊。如果在音叉上放块干酪包布，一些过于激动的雄蚊就试图与布交媾。雌蚊不那么性急，但它们生命的插曲仍按基因规定的严格指令弹奏。雌蚊能根据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体热或有些动物的皮肤发出的乳酸味来找到目标，它们落在猎物身上，就象石油勘探者打井一样，把两根尖细的螫针刺进皮肤，寻找血管，有时能找到，有时却找不到。至少有一种雌蚊是通过一种在红血球中叫二磷酸腺苷（ADP）的化学物质的味道来辨认血液的，在数百种可资利用的血液成分中，二磷酸腺苷唯一明显的意义是，可作为直接接近的标志，其他类似的随意性“信号刺激物”则引得蚊子飞往它能安生产卵的适宜的水塘或小水洼。

    蚊子是一个自动体，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小小的头部只有约10万个神经细胞，每个细胞都必须充分发挥作用。要在几天时间内准确、成功地度过一生，唯一的方法是靠本能－这是由基因编好的一连串刻板的程序，保证蚊子从出生到最后的产卵行为能够迅速准确地完成。

    相反，人类精神发展册途径迂回多变，人类基因规定了人有发展一系列特征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发展某种单一的特征，在某些类型的行为中，这一系列的特征是有限的，而且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如果可能的话——才能改变其结果，但在其他类型的行为中，系列特征的范围很广，其结果也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

    受限行为的一个例子是用手习惯，每个人都有习惯于用左手或用右手的生物倾向。目前，西方社会的父母对孩子都较为宽容，因此，孩子们都按照影响这一特征的基因规定来发展，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仍然通过强大的社会压力来强调右手写字和吃饭。最近，埃弗林·邓和助手在对台湾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台湾儿童写字和吃饭这两种活动的用手习惯几乎完全一致，但在其他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活动中却很少或没有这种一致性，因此，除非受有意识选择的特殊影响，基因在这种行为特征中可以自行其事。

    通过一种叫做苯酮尿的遗传病可以更生动地说明能力的进化，苯酮尿引起的生理副作用是智力低下，苯酮尿是由人类染色体上成千上万对基因中的一对隐性基因引起的，受双重苯酮尿基因影响的人不能利用一种普通的消化物质－氨基酸苯基丙氨酸，当苯基丙氨酸的化学分解受阻时，体内就会聚集不正常的中间产物，患者的尿液暴露在空气中会变黑并发出明显的鼠臭味，一万名出生的儿童中约有一名有这种遗传缺陷，除非苯酮尿儿童长到4至6个月时毒素消失，否则他必定患上无法治疗的智力迟钝症，幸好，通过早期诊断和摄取低量苯基丙氨酸食物可避免这一灾难，在苯酮尿症中，基因和环境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可以想象的简单的形式显示出来，先天具有两个苯酮尿基因的婴儿智力既可能正常发展，也可能受到损害，但受损害的可能性很大，只有具体改变环境——给以低量苯基丙氨酸饮食——才能改变这种倾向，因此，为了合理而确切地预见新生儿是否智力正常或因苯酮尿而低能，对基因和环境都进行了解是很有必要的。

    只受一两种基因控制，并且象苯酮尿智力迟钝症这样可以任意改变的行为是极少的，即使是在苯酮尿症中，其特征也是原发性的损害而不是反应性的微妙变化，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最常见的精神病形式，也是基因与行为之间更为典型的关系的例子，精神分裂症并非正常行为的简单中断或扭曲变形，有些精神病学者，最著名的有托马斯·萨斯和R·D·莱恩，认为精神分裂症不过是社会强加于某些异常个体的粗暴的诽谤，但事实已证明这些精神病学者几乎肯定是错误的,

    确实，表面看来精神分裂症象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盲目而奇怪的反应，其中包括幻觉、迷妄、不适当的情感反应、无特定意义的不由自主的重复动作等各种综合症状，甚至包括紧张性恍惚产生的死状呆滞，其中的变化极为微妙，精神病专家已学会把每一个病人都作为特殊病例处理，正常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的分界线是难以察觉的，人们当中有大量轻微的精神分裂病人未被觉察出来，而完全正常的人有时又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病人，但是，有三种极端的精神分裂病人是确切无疑的，烦躁不安，生活在想象的间谍、刺客之间的类偏执狂，笨拙滑稽，有时无法自制的青春期痴呆症，以及惊恐紧张症，虽然所有人都有可能患精神分裂症，但肯定某些人明显地具有易患此病的基因，在婴儿期从患精神分裂症的父母处领来并由正常父母抚养的孩子，后来发作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比那些出生于健康父母而后来让人领养的孩子高得多，西摩·凯蒂和一组美国、丹麦心理学者通力合作，分析了数百例病人的资料，得出了总结性的结论：精神分症裂的主要原因是遗传。

    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在其他人类社会中也广泛存在。简·墨非发现从白令海的爱斯基摩人到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都有一系列和西方精神分裂综合症相似的症状，而且，这些患者也被视作精神病——爱斯基摩人叫“恍恍惚惚的病人”（nutbkavibak），约鲁巴人称之为“维尔病人”（were）——这些人成了部落巫医和宗教医生主要的常客；可确切分辨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与西方社会相比也大体相同，占成人的0．4％到0．7％之间。

    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方式比苯酮尿和大多数其它智力迟钝症的遗传形式要复杂得多，目前尚不能确定它是由一个还是多个基因引起的。精神病人的生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医学研究者可能不久就能成功地把这些变化直接和心理的失常联系起来，例如，菲利普·西曼和蒂龙·利已经发现，有些精神分裂病人大脑的关键部位对多巴胺的感受器是正常人数量的两倍，多巴胺是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物质，这种异常状况有可能使大脑对自己的信号过度敏感，因此容易产生幻觉。不过，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也有几分道理，环境对精神分裂综合症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精神分裂性”（易发生精神分裂症的）的家庭结构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家庭很容易使带有精神分裂症潜因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精神病人，在这种家庭中，信任已不复存在，思想交流中断，父母公开表示彼此蔑视，对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有的精神病学者甚至发觉精神分裂病人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变态心理，这种人试图创造一种隐秘的内心世界，以逃避他不可忍受的社会环境，但事实仍然是，某些基因使人易患精神分裂症，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即使在正常的有利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仍会产生这种疾病。

    所以，即使在比较简单的行为类型中，人类也因遗传而具有能够获得某些特性的能力，能够在若干可能的对象中产生对某种对象的学习倾向，象康拉德·洛伦茨、罗伯特·欣德和斯金纳等这样具有不同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家都强调先天与后天之间并无绝然的界限，我们需要新的描述方法以取代本性与教养之间的旧式区别，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了，其中最有希望的方法来自伟大的遗传学家康兰·沃丁顿（1975年去世）提出的设想。沃丁顿说，发展有点象从高地到海岸线之间倾斜的地形，某些特性的发展——例如眼睛的颜色、用手的习惯、精神分裂症或任何别的特性－就如同向斜坡下滚去的球，每种特性都超过一段不同的地形，每种特性都由不同类型的山脊和峡谷引导。就拿眼睛的颜色来说，给定一套蓝色的或别的决定虹膜色素的基因，也就给出了一种地形，一条单一的、深深的渠道，球只能滚向一个目的地，只要卵和精子一结合，眼睛就只可能有一种颜色，蚊子发展的地形同样可想象为一系列平行的未分叉的深谷，一条通向因鼓翅声而引起的性吸引，另一条通向自动的吸血行为，如此等等，直到产生出十来种互不相关的反应行为，这些峡谷形成一系列准确的、无法改变的生物化学阶梯，这些阶梯从受精卵中的脱氧核糖核酸（DNA）一直延续到由蚊子大脑传递的神经肌肉动作。

    人类行为的发展地形要宽阔得多，复杂得多，但也仍然是一种地形，有时，峡谷要分叉一两次，一个人最后可能养成右手习惯也可能养成左手习惯．如果一开始基因或别的生理影响使一个人倾向于使用左手，那么就可以认为，此人的发展渠道中的这条支渠较深一些；如果不给球施加社会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球都会一直往下滚，直到滚进使用左手的渠道，但是，如果父母训练孩子使用右手，球就会被挤进较浅的使用右手的渠道，精神分裂症的地形是汇合各种渠道的更宽阔的网络，更难探索，球的路线也只能用统计方法来预测。

    地形的说法只不过是种比喻，当然不足以说明最复杂的现象，但它抓住了人类社会行为的关键事实，如果要对它的决定性意义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就必须分别处理每种行为，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作从基因到最终结果的发展过程来探索。

    某些行为形式也许比另一些形式更适合于上述分析方式，显示恐惧、厌恶、愤怒、惊奇和愉快等基本感情的面部表情，似乎是所有人的恒定特征，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摄下了美国人的这些表情和现存的石器时代部落人在讲故事时的相同表情。当向一种文化的人出示另一种文化的人的照片时，他们辨别照片上面部表情的准确性高达80％以上，艾雷诺斯·埃布－埃布斯费尔特周游过全世界偏僻的村落，拍下了当地人用手势与面部表情交流思想的电影。为了避免使他们产生自我意识，他在摄影机镜头前加上棱镜。这样，在拍摄时，他就可以不正对拍摄对象，使他自己与拍摄对象的脸成90度的角。埃布－埃布斯费尔特记录了有文字文化和前文字文化中广泛分布甚至普遍分布的许多信号。一个较为少见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