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纪要

    （同《**自述：一个**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6、苏维埃运动

    **有一次同我谈话的内容是关于1927年春天发生的，引起人们很多争论的那些事件。我觉得在这里是值得一提的。这不是他同我谈的自传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事件是每一个中国**人一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因此，把这次谈话作为他个人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问毛，在他看来，谁应该对1927年**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及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负最大的责任。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陈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那继续妥协明显地意味着灾难临头的时刻，使党丧失果断的领导和它自己的独立路线。”

    第二个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激进的重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的，可是到了1927年却又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B053#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说。“他愿意竭尽全力讨好资产阶级，甚至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而且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说，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毛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武装暴动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再也看不清楚事情将怎样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慌和失败。”

    当时陈独秀是中国**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也不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迫使**同国民党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文件，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拿到了一个副本，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做法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武汉政权把**人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从而促使它自己的力量崩溃；其后不久它自己也被蒋介石摧毁了。

    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并不是向中国**提出“忠告”，而是干脆下命令。显然，中国党甚至无权拒绝这些命令。当然，武汉的惨败成了俄国国内围绕世界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的中心。也就是紧接着这个时期，俄国国内的反对派被粉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被批倒，苏联开始认真地“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从这一点出发，苏联取得了世界和平堡垒的地位。

    可是毛认为即使当时**采取了更为大胆的政策，并且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已经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反革命也不会在1927年被打败。“但苏维埃一开始就可以在南方大事发展，并且获得一个根据地，使那里的苏维埃以后再也不会被消灭掉。……”

    毛在他的自述里，现在已经谈到苏维埃的开端。苏维埃是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于还要赤手空拳地从失败中斗出新的胜利来。他接着说：

    “1927年8月1日，贺龙率领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十一军二十四师①同朱德合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②，红军的前身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一星期以后，即8月7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从1923年③广州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就是党的中央委员，我积极参加作出这个决定。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位委员中有蔡和森、彭公达和瞿秋白。党采取了一条新的路线，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因为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实行民主革命的任务了。夺取政权的长期和公开的斗争现在开始了。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力量；(五)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一直到后来它才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

    “9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冶萍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①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①原文将一团误为三团、二团误为一团、三团误为二团)。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部队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备部队的一个指挥官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①。(①原文误为第一军军长)余多少是由于部下的压力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叛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他在南京为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支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罗荣桓，第一军团政委；杨立三，现在是一个军的司令员。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1000左右。

    “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由于第一师遭受了一些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就明确地指责我。我被撤销政治局和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在井冈山还是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部队补充了新兵，这个师的人员又充实了，我成了师长。

    “从1927年冬天到1928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1927年11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县成立，选出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它的主席是谭震林。在这个苏区以及后来的苏区，我们在缓慢然而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第一师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政策，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的猛烈攻击。

    “1927年冬天，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地方武装首领的王佐和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