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本序）

    彼得·克鲁泡特金在1876年夏天从彼得保罗垒的陆军医院中逃走之后，再赴西欧，他不知不觉间又走到瑞士犹拉山谷里的那般富于同情心的人中间，四年前他的燃烧着求知的**的心在那群人中得到了极深刻而且难消灭的印象。自由社会主义在它的理论的发展上，当时正经过一个重要的新阶段。1876年在佛罗伦斯举行的意大利联盟的大会中加非洛①与马拉铁斯达②主张不仅土地和生产手段应该收归公有，同时劳动产物也应该归社会所有。他们以为在对于集产主义纲领的此种补充里面，实在含有最能适应休戚相关原理之必要的社会基础；大会通过了他们的提议。于是，**的标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便出来代替了集产主义的格言：“各人应得其劳力之全部产物”。

    ①CarloCafiero（1846—1883），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好友。——译者

    ②ErricoMalatesta（1853—1932），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好友。克鲁泡特金以后的最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译者

    这个新的见地在犹拉同盟③所属的各分部中引起了激烈的论战，新旧两种见解各有它的赞成反对之人。克鲁泡特金是赞成**的。1879年10月在勺得封开的犹拉同盟的大会中克鲁泡特金宣读了他的一篇题作“从实际的实现之观点所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报告书，①这篇报告书可算是无政府**之第一次的理论告曰，自此以后，他始终是这主义之天才的、博学的、深刻的理论的创立者。

    ③1871年11月在瑞士松维叶（Sonvillier）成立的拥护自由社会主义和联合主义的劳动团体。在第一国际中它还是巴枯宁的主张之主要的支持者。——译者

    ①原名Idéeanarchisteaupointdevuedesarealisationpratique，克鲁泡特金用Levachoff（来瓦学夫）的假名赴会宣读这篇报告书。——译者

    同年2月，克鲁泡特金和少数友人创刊了题名《反抗者》的刊物，他在《反抗者》上面发展了他的世界观的基本思想，在拉丁诸国的知识阶级中，尤其在无产阶级中得到了无数确信的，勇于牺牲的信奉者。

    1885年克鲁泡特金尚在法国克来服监狱中的时候（里昂法庭因为克鲁泡特金是第一国际的会员判了他五年的徒刑），爱利赛·邵可侣便把这类文章的评论的一部分编成《一个反抗者的话》出版了。在这书里面燃烧着克鲁泡特金的全部革命的激情。他的精神所感动的一切，他的心灵所铭刻的一切都在这书里找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表现。这本书不单依据着冷静打算的与慎密思考的理解，并且还诉于人的心灵，在人心中唤醒对于我们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一切泉源之即来的更新的一种预感。在《代议制度》、《法律与强权》、《革命政府》、《反抗的精神》等证明作者的渊博的历史知识之光辉的论文以外，还有那篇光芒万丈的《告青年》，它以它的自然的素朴与热烈的感情成为社会主义的通俗宣传品中空前的文献了，从这燃烧着最深的人类爱与最高的理想主义的字里行间，人们第一次得以正确地理解那个惊人的运动的精神，这精神当时曾经抓住俄国青年的心，感动了千百青年男女，使他们抛弃了以前的生活，甘愿过那种手工匠、农工、看护妇等等的艰苦的日子，去向**告关于他们的就要到来的解放的新消息。①

    ①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的“到民间去”的运动。——译者

    1886年1月克鲁泡特金在三年的监狱生活之后恢复了自由，他在巴黎住了短的时期，便去到伦敦。在那里他又继续从事于他在监禁期中所中断了的关于无政府**之哲学的与社会学的基础之研究，写成了一些连续的论文，起先在《反抗者》与《反抗》上面发表，后于1892年印成单行本，题名“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便知道应该把工业生产之最新的发达和农业及近代园艺方面的最近的成就根本研究一番。这个研究的结果使他起先于1888—1890年间在英文杂志《十九世纪》（NineteenthCen－tury）与《公所》（Forum）上面发表了连续的论文，后来于1898年增补了许多新的材料，在《田园工厂手工场》②的题名下出版了单行本。这书是作者在《面包略取》中所阐明的见解之当然的增补，它的最近的版本是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刚印出的，内容比初版本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正是新的思想与具体的事实之无穷尽的宝库，我们还可以断定说最近三十年来全部社会主义的文献中，再没有一本比这更重要的著作。

    ②中译本全集第五卷，原名Fields，FactoriesandWorkshops.

    克鲁泡特金很久就知道无政府主义在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秩序之特殊的理解或普通的行动方法以外，还有更深的意义。他愈埋头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界的研究，他愈明白无政府主义乃是一般的、自然的与社会的哲学之一部分，这种哲学的发展与建设必须依据着一种新的方法，不应该靠着玄学的与辩证的方法的帮助，而事实上不幸在人类学与社会学两种科学之创立的尝试上，辩证的方法却占了很重大的而且不应有的地位。克鲁泡特金所说的新的方法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归纳的演绎的方法，这个方法他很早就充分理解了的。他素来对于生活的实在现象与科学的确信就有着明晰的认识，他又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和研究家（他的关于亚洲北部山脉与高原的发端的学说，已经使他在科学界中有了相当的名声），因此他对于任何形式的辩证法及其不可避免的谬误推论，便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憎厌。他知道它不仅在近代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上不断地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并且还把大部分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家都束缚在它的圈子里面。

    克鲁泡特金说：“所谓辩证法，在近代自然科学家看来，不过是一种属于辽远的过去的东西，久已被科学忘记了的东西。十九世纪中在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的领域内的各种发见，并没有一件是得过辩证法的帮助的。它们全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归纳的演绎法的成就。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与一朵草花的生长，或蚂蚁与蜂的社会中生活之进化等同样，都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因此我们从草花移到人类，从海狸的村落移到人类的都市时，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来变更我们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归纳的演绎法之优越性已经如此确切地被证实了：十九世纪这一百年中间科学的发达所以能够超过过去二千年间的，就全靠着这个研究方法的力量。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当归纳的演绎法开始被人应用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时候，并没有人遇到不得不摒弃这个方法而回到那个黑格尔①复活起来的中世纪的烦琐哲学②的这样一个论点③。

    ①G．W．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绝对的唯心论之创立者。——译者

    ②或译经院哲学，因为当时的学问为教会垄断，僧侣集会于经院研究教理，称为经院学者。他们研究学问大抵奉教义为中心，而采取哲学的理论，以证明教会的信仰与人间的认识绝不相反。后人因其谈空理，且支离琐碎，故称它为烦琐哲学。——译者

    ③见克鲁泡特金的《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中译本全集第九卷）第八章。——译者

    克鲁泡特金始终坚守着这个确信。因此当他着手构成他的世界观的建设的方面，起草无政府主义社会秩序的大纲时，他决不肯学从前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榜样，让自己受着思辨的概念与纯粹抽象的假定二者的支配，来向读者变戏法；他专门根据着社会生活的已有事实以及对于过去与现在各种社会努力之精细观察来立论。他开始便搜集那些暗示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就要到来的兆候，然后将组织上本质的事物与偶然的事物分开，以便可以在这样得来的基础上面引出一般的结论。这个方法便必然使他与近代经济学的规制立即发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如今这个名称所包含的一切，大部分都是玄学的公式与诡辩的狡计，不过人们努力给它们加上一个科学的图记罢了。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大部分也沿着这个旧轨道进行。它依据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证引出了自己的结论：资本家靠着榨取劳动者而存在。蒲鲁东与马克思就这样做过了的。然而依照克鲁泡特金的见解，这和科学大体上并没有一点关系，而且也不能是真正国民经济学的本来目的。

    “经济学应该被视作一种自然科学，而且应该采用一切精确的，经验的科学所用的方法；它应该追求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它对于人类社会所处的地位，应该与生理学对于植物和动物的地位相等。它应该是一种社会生理学。它的目的应该是来研究社会之不断增加的欲求（即需要）的总量，而且还研究过去与现在所用来满足此等欲求的种种方法。——即然每一种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实际生活的要求之指示与应用（培根①早已这样说过了），那么经济学也应该来研究怎样以最少的劳力消耗来尽量满足现在和将来的欲求，而为全人类获得最好的效果。”②

    ①Francis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

    ②见《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十四章（英文本第十三章）。——译者

    因此克鲁泡特金便把人类欲求之满足作为他的观察的第一义，而显明地与那般对财富之生产异常重视的经济学的代表者对抗。这个好象完全是不重要的区别，实际上却有着一个深的意义。资本主义社会之最中心的本质，便是将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