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父母亲都是作家，使她得到扎实的历史学、经典和诗辞方面的教育。结婚以后，丈夫乐于与她一起讨论诗辞、艺术和历史。而且，他们没有孩子，因此她比很多妻子有更多的时间献身于写作。由于丈夫总出游并且早逝，李清照为与丈夫分离而感到沮丧，因而多描写失落而可爱、敏感、倦怠、优雅的女士。这样一来，她的诗辞很容易与长久以来男诗人一直描写的感伤的美女形成比较。这个领域里李清照写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吸引、激励了男诗人；它证实、强化了这一点，即男人几个世纪以来忽视的女人的情感确实是敏感多情、充满灵气的女人所拥有的。
这个女人的成功促使我们更有必要考虑为什么很少有别的妻子可以与她相比。当然男人不鼓励女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女作家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描写了一个女人的聪明才智以后，传记作者一般都试图让读者相信女作家仍是谦虚、庄重的，并没有自作主张滥用文学天才。曾巩描绘了短短一生写了七百多首诗辞的周氏（1040—1065），“静而正，柔而不屈，约于言而谨于礼者也”123——他很少用这些话赞扬一位男诗人。王安石声称齐氏（1011—1065）写了出色的诗篇但是从不让别人看。其他的女人甚至放弃学习作诗。陆游（1125—1210）觉得有一件事值得写进表亲的女儿孙氏（1141—1193）的传记，她十几岁时，女诗人李清照自愿教她作诗，但她拒绝了，说：“才藻非女子事也。”1182年朱淑真诗作“序言”的作者开篇写道： 我曾听说写作美文不是女人的事。但是偶尔看到有的女子具有非凡的写作天才和不必有的性格，她们写的诗文赛过男人。她们不希望别人知道她们的姓名，但那是不可能的。女诗人去世不久，他出版了她的诗辞，非常欣赏她把感伤的情怀表达得那么好，他显然被打动了。
为什么妻子们不愿把自己的诗作示以他人？是不是因为会与丈夫一比高下，而丈夫正试图在男人必须表明自己才是作家的世界里取胜？是不是这样就在某种意义上暴露了自己，因为妻子不该被家庭以外任何人看见的原则是压倒一切的？很多男女都明确感觉到文学追求中自我表达的取向不符合妻子的形象。进一步而言，很多已婚妇女发现，拘泥于已经确立的女性行为模式，很难写出令人满意的好诗辞。因为结婚以后，忙于抚养孩子、管理仆人、讨好姻亲时，她们不再可能被那些因没有男人而迷惘、漫无目标的女性形象打动，不像平安时代的日本和明朝末年的中国，士人阶层的宋代女性未能给自己制造出一批听众，也没有找到更吸引她们的创造性作品所需要的文学语言。
理学的兴起是否限制了妇女的文学创造力？由于早已论述过的儒学复兴的趋势已经出现，我猜测确实被限制了。所有的理学家都赞成让女人学会读、写，这是真的。司马光在《家范》里引用班昭的观点，女人如果知道怎样阅读，会成为更好的妻子。司马光还加上自己的结论：“凡人不学则不知礼义，不知礼义则善恶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识也。……然则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他在《居家杂仪》里依据《礼记·内则》为男孩女孩提出了学习的主要课程。即便女孩子不学与兄弟们相同的功课，也可以读《论语》、《孝经》和《列女传》。朱熹同样鼓励姑娘们读道德训诫小册子，特别提到司马光的《家范》。但是这些男人，124就像大多数积极参与复兴儒学的人一样，对男女诗人作品的价值都怀有同样矛盾的心理。司马光明确反对教女孩子作诗。程颐述说了他母亲自己已感觉到的这种矛盾心理：“夫人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平生所为诗，不过三十篇，皆不存。”程颐本人只记得她作的一首。
到南宋后期，理学对诗歌创作的反对已经广为人知并被接受。诗人姚勉（1216—1262）写到他妻子邹妙庄（逝于1257年），她出生于一个与朱熹儒学学派有紧密联系的家庭。她的外祖父李恕已本人从学于朱熹，童年时期，她家严格按照儒家原则进行管理。邹氏得到文学方面的教育，每天都读几段《论语》和《孟子》，还喜欢读唐诗。她知道怎样作诗但从来不作，以“非女子事也”作为解释。姚勉知道她能写出漂亮的句子，曾看见她写过，但仍因敬慕使她不炫耀自己天才的“深静”而不说穿。
孝 敬 的 妻 子
妻子被期待着协助丈夫完成祭祖仪式，有很多女人细心、虔诚地履行这一职责的描述。比如说俞氏（1121—1194），她作为新娘踏入家门后就询问公婆喜欢吃什么，今后便可按照公婆的口味准备四时祭品，为此她受到赞扬。还有一些女人因为仔细地清洗祭器、准备食物而受表扬。王氏的传记引用了她的话，“祀享人之大事。故须严洁以表至诚。”
在基本的儒家职责、义务以外，妻子们对佛教、道教和地方庙坛有强烈的兴趣。看得出来连对宗教活动相当冷淡的男人也经常仰慕虔诚信教的妇女。像前边谈过的贤明的劝导者黄氏，被描述为利用佛教教义帮助丈夫完成崇高的儒家职责，并且照顾着所有的家庭成员。
佛教教义可能真的对妇女有吸引力；如果她们对现世的生活不满，可能会集中精力献身佛教企图使来生变得更好。女人捐赠给庙坛的东西与男人一般多，有时候把自己的画像放在125信奉的佛像或观音菩萨像下边（见图9）。宗教活动也因打破了固定、狭隘的日常生活而产生吸引力。祈祷神明、添油上香等事务使妇女有了离家外出的理由，或至少可以让生人到家里来。各种阶级和阶层的女人都可以到庙、坛去，有时结伙而行。庙宇给女人们提供了相会的空间，比如杭州的天竺寺，女人们每月在那里聚会一次研读经文。偶尔有的女人成为教派领袖。11世纪，拒绝结婚的崔氏得到来自各种阶层的追随者，他们都相信她会不朽。
女人传记里最惊人的，无论如何不是利用宗教活动逃避家庭，而是献身于佛教使她们得到了退避三舍、深居内闱的途径。李氏（976—1031）经常诵经，每月斋戒10次。崔氏（999—1067）喜欢佛教书籍已久，但是当读到《圆觉经》时，她说：“使我早研悟此理。”从此她让自己从世俗事务中脱身，减少食量，完全禁止享受生活。刘氏（1005—1085）喜欢背诵佛经而且接受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边氏（1025—1093）每天都烧香、读经。她一边念着达摩的名字，一边捻着佛珠。邵氏（逝于1121年）“诵佛书日不辍。夜讽秘咒，施饿鬼食。风雨疾病不渝也，数有异应。自书观音‘偈心念不空过五字。’”观音菩萨在宋代经常表现为女身，似乎对女性有特殊的吸引力。比如杨氏（逝于1271年），写了几种儒家经典研究著作的学者之妻，她的墓里有一座小小的观音菩萨像（图15）。
图15杨氏（逝于1271）墓出土的观音菩萨小瓷像，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载《考古》1983，11：1004—1018。
大的复合家庭里的妻子们似乎特别喜欢献身佛教。张氏（1074—1122）是几十口人（或者，如传记更形象的记载，有“千指”）大家庭里的妻子，她“喜浮屠学，日诵其语。食不击鲜，奉观世音尤力。课所谓大悲咒者数以万亿计。常得寒疾滨死。观世音现白衣璎珞像。升卧榻以杨枝荆芥袚其体。寻汗浃顿愈。”胡氏（1077—1149）的家庭更大（“千指”之家），她每天清晨念诵佛经，沉浸于埋头苦读。126她不能忍受杀生之事，也不吃肉。仲灵湛（1133—1184），一位儒家学者兼官员之妻，年轻时曾研读儒家经典，包括列女传，但是后来更被禅宗吸引。她曾经会见过禅宗大师大慧宗杲（1089—1163），127大师对她的悟性印象很深，安排她跟随自己的一个弟子研修。“未三十，即斎居蔬食，除割世欲，书课经梵，夜习禅观。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为亘古今不能亏也”。
有的论述明确说信佛使女人变成了更好的妻子。魏氏（992—1064）的佛教信仰使她为丈夫张沔（983—1060）考虑得更周到，因而得到信任。张沔从不注意家里的财务。他返家与父母住在一起后，家里总是入不敷出。“夫人薄衣约食不以其不足累于张公。盖夫人学浮屠，通其书之说。故其于穷达之际，能泊然安于命，而不以外物动其心”。胡氏（逝于1093年）有一位必须照顾的患慢性病的丈夫。她“闲则读佛书灰心释虑。不以不幸见于辞色，以伤夫之心”。
偶尔有夫妇双方都对佛教感兴趣。据说陈孝常（1015—1082）喜爱佛教书籍，可以机智地与禅宗大师讨论佛教的性质这类问题。他的妻子庞氏（1028—1101）喜欢背诵佛经，几乎长期手不释卷。黄珙（988—1062）提出，儒学可用来修身，而佛教提供了养心的方法，他诵金刚般若经四万卷。他的妻子许氏（987—1074）一生读了十八万卷佛经。不过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到夫妇二人一起祈祷；相反，有相同的精神兴趣似乎只不过是巧合。
偶尔有儒家学者试图劝说妻子不再信佛。刘宰（1166—1239）记载他的第二个妻子梁氏（1170—1247），来自于信佛教的家庭：“梁氏故奉佛君之来犹私以像设自随时若有所讽诵。余既与论释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实理，恍惚若有所悟，自是遂绝。”陈傅良的妻子张幼昭（1146—1195），据说她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追随丈夫，包括他信什么，她也信什么，因此她不信妖术，不信佛教和道教，她也不怕鬼。
妻子们进入中年或晚年后常变得笃信佛教，明显地表现在35岁以后。尹氏（1026—1087）“晚而好禅学。不以事物累其心。宴坐终日，无所思营及属纩，不戚不乱，顺受而待。”128陈氏（1039—1115）年轻时就被佛教吸引，但中年以后对佛教的理解达到更高水平。“晨起斋袚坐诵。虽事颠沛于前，不辍以观。哺则置酒戏诸孙为笑乐，日以为常。”我们得知，黄氏（1063—1121）中年时笃信佛教。“世味益薄，独扫一室，燕坐终日，以禅悦自愉。”虞道永（1103—1182）晚年研究佛教，一天清晨，决定把首饰丢到一旁，戒酒戒荤；然后穿上朴素的衣服，只吃蔬菜，度过余年。当她的儿子们打算给她申请一个荣誉头衔时，她以已放弃世俗生活为理由予以反对。戴氏（1121—1192），童年时代和兄长一起读儒家经典，“晚而好佛，读其书甚悉。委诸子家事，淡然无营。”
这些妇女在哪里学习佛教箴言？只有极少数人明确说是追随禅宗大师学习。有些人可能接受请进闺门之内的尼姑的教导。袁采警告不能把佛教和道教的尼姑、道姑请进家门，因为她们显然就是常客。但是很多女人也许至少从身为世俗信徒的家里的长辈——妈妈、奶奶和姑姑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教诲。胡氏（968—1030）读完了全部佛教真经并且记住了十几卷。我们得知，后来她就教其他闺门之内的女人们读佛经。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人在晚年即将面对死亡时宗教倾向会更强烈。我们也知道很多女人在四五十岁孩子们离开家时经历着感情危机。大概这些已构成中年的文人之妻对佛教感兴趣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的观察者并没有发觉宋代妇女关注死亡、再生或救世这类问题。她们的儿子也不离开家： 事实上，她们经常被孙子们围着。宋代作家描写了她们如何热切地救助自家的成员，同时也在寻求个人的安宁和顿悟。儒家学者愿意表扬她们，因为虔诚使她们看起来似乎已成为更好的妻子和婆婆。
宋代男作家认为一个好内助的正面特征不是被动的或辅助性的。聪明能干，足智多谋和精力充沛都被视为积极的性格。作为家务的管理者，一位妻子要做许多事，还不说当妈妈（见第九章）。长期以来只要她出场时表现得主要在帮助男人而不是追求自己的目标，129她就会因胜任和高效而受人尊重。
从可以得到但不够完美的大部分史料当中，我至多能察觉到士人阶级里的多数女人已经把所论及的好妻子内涵的大部分变成了自己的想法。李清照非常愿意表达自己对时政的非难和失去丈夫后的沮丧心情，但即便是她，也从不抱怨作为女人受到的限制。看起来扮演了支持的角色的大多数女人，不仅因为那是被期待的，还由于她们自己也认为那是恰当的。
理想妻子的概念就像法律一样始终把女人置于辅助性位置，或许比法律更有效。由于这种话语限制着女性，当代学者似乎经常认为妻子的理想型是由男人而不是女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传播的。男人是本章列举的叙事史料的作者，这是真的。然而我相信，由于这种言说已构成一个模型，这就不仅仅是儒家哲学家的创造，也不只是男人的追求。
让我提供两种论点。第一个论点涉及到形成这种话语的过程中女性的参与。毕竟是女人在养育女儿、教训儿媳。老年女人希望看到什么样子的年轻女子呢？因为女人整天都在内闱度过，她们比男人有更多的理由愿意内闱里保持平静与和谐。难道她们不愿女儿活泼快乐，儿媳顺从，婆婆像圣人一样英明吗？男人经常谴责女人找机会分家，毫无疑问有的妻子确实打算这么办。但是祖母们从来没有被描写得怀有同样的感情；当家里的女人有了长大的自己的儿子，这个家变大了，她会像丈夫一样忧虑，避免分家。她希望女儿和儿媳都和睦相处。
第二点涉及作者为妻子们做传时所写的与作者写其他题目之间的关系。传记资料里妻子美德的那些话语明显与传统儒家理解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伦理有关。但是传记的言说似乎并不与宋代第一流思想家主要的理性关怀有特别紧密的联系。深刻认同理学的男作者们，如程颐、朱熹、黄榦和魏了翁，像其他宋代作者一样，就女人所写的，大多是同一类的事。他们似乎甚至并不更喜欢表扬妻子们在祭祖一事上的奉献，也不喜欢记录她们对佛教的虔诚。我对此大胆的解释是做传记时不能完全放手自由地写。死者的亲属自有一套什么才使女人成为好女人的标准，并希望写自己的女亲属时凸显她们。
130他们设想的成为好女人的要素与宋代士人阶级的性质有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个阶层的女人应该与下层社会的女人不同，就像上层阶级的男人不同于农夫： 他们都克制、沉着、知书达理。除了体现这个阶层起源的功名一类的特征，上层阶级妻子的形象还应该有助于保持家庭的地位。上层阶级的女人因制造出平和、安详和和谐而得到大肆赞扬，这是因为这个阶级的复合家庭非常脆弱，女人经常被视为紧张、分家、吵架的主要原因。袁采写道：“人家不和，多因妇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辈。盖妇女所见，不广不远，不公不平。”下层阶级的女人也经常被描绘为这种形象，如胡颖（1232年中举）写的：“大凡街市妇女，多是不务本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三五为群，专事唇舌。邻舍不睦，往往皆因于此。”于是，上层阶级男人的好妻子就不能用女人的自然本性行事，但是已经克服了这些倾向的女人，就有可能使她们的家庭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