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历史研究中一个越来越显著的方法。欧洲和美国的领先历史学家不仅深入地研究了关于社会结构和它随着时间迁移发生的变化等问题，还研究了家庭史。一种方法强调人口统计证据，如婚龄、子女的个数和间隔、乳母的使用、离婚和守寡的频率、哪些亲属聚居、移民的影响、城乡户口的差别等内容。另一种方法更注重观念和情感，包括从人们怎样概念化地把握儿童的一般特性，到他们对男人和女人不同的伦常地位的理解等内容。在70年代，因为女性运动获得了实力，不少女性历史学家由家庭史研究转向妇女史和社会性别研究。尽管一些人仍然聚焦在家庭背景中的女性，还有许多人对讲述追求政治和经济平等的现代斗争更感兴趣。

    在这些大趋势下，1980年以后，美国的中国古代史学家开始对女性话题更感兴趣就不奇怪了。但是西方妇女史和家庭史主要著作的出现不是惟一的促成因素。可能同样重要的是重新评价中国现代社会性别体系的书籍大量出现。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者开放使这成为可能。这些书谴责中国革命在实现它的目标时的失败。它再三陈述的目标是把中国女性从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这些书的作者全是女性。在她们讨论革命的原始目标之前，一般会以复述在传统时期女性命运极其晦暗的老调子为开头。作为一位中国古代史学家，这些书的显著成功向我提出了挑战，因为我尝试呈现一幅更复杂微妙的早期女性地位的画面。我不能接受这样隐含的前提： 中国的家庭无缘无故地被撇在历史之外，不受国家、经济、宗教或文化的发展的影响。

    于是，写《内闱》时在我的心中有两种读者。一种是美国的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和学者。他们已经阅读了当时中国关于女性的书籍。我想让他们意识到，设想过去的女性仅仅是牺牲品并不能使他们对女性产生任何好处。另一种读者是美国的中国史学生和学者。宋代的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已经得到相当的发展。在印刷、商品化、移民和地方士人方面，在学校、考试和科举制方面，在思想领袖如程颐、朱熹、陈亮、叶适等方面，在党争诸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重要人物的身世方面，学者的著述已经很多。我想向他们显示，他们不必把女性撇在他们讲述的关于宋代的故事之外。我有证据提醒他们注意，他们所写的这些男人还有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也可以说明大多数宋代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