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我们现在即将论证，包括在原子物理学发展中的认识论教益，使我们想到在远远超出物理科学范围的那些经验的描述及概括中也有一些类似情况，而且，这种教益也使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特色来推动有关知识统一性的寻求。
当离开物理学的正式领域时，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命机体在自然现象的描述中的地位问题。在最初，在有生命物质和无生命物质之间并没有画什么明确界线；如所周知，强调了单个机体的完整性，亚里斯多德曾经反对过原子论者的观点，而且，甚至在讨论力学基础时他也保留了目的和能力这一类的概念。但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中得到了一些伟大发现，尤其是提出了经典力学；在这种经典力学的决定论的描述中，消除了有关目的的一切思想；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完全机械主义的自然观，而且很多有机的机能也确实可以用物质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来加以说明，而这些属性则可以用简单的原子概念来得到广泛的解释。诚然，机体的结构及作用过程，会引起原子过程的一种往往显得和热力学定律难以调和的有序化——热力学定律意味着，在构成一个孤立物理体系的各原子之间，有一种不断无序化的趋势。但是，维持并发展有机体系所必需的自由能，是由体系的环境通过营养和呼吸而不断供应着的；如果充分注意到这种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并不存在任何违反普遍的物理定律的问题。
在最近几十年中，我们在关于机体的结构及作用过程的知识方面得到了很大的进展，而且，特别说来，已经清楚地知道量子规律性在这种问题的很多方面都起着一种基本作用。这样的规律性，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分子结构的显著稳定性来说是根本重要的；这些分子结构是规定着物种遗传性的那些细胞的重要组成；不但如此，关于用穿透性辐射照射机体而引起的突变的研究，也提供了量子力学统计定律的一种惊人应用。此外也曾发现，对于机体完整性十分重要的感觉器官，其灵敏度接近于个体量子过程的水平，而放大机构则在神经信息的传递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虽然是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整个的发展再一次地将生物学问题的机械论处理方式提到了显著地位，但是，有一个问题同时也变得尖锐起来：将有机体和高度复杂、高度精密的体系相对比，例如和近代工业的机器或和电子计算机相对比，是否可以提供一种适当的基础来对生命机体所显示的自动调节机构进行客观描述？
当回到原子物理学所给予我们的认识论教益时，我们首先必须知道，量子物理学中所研究的封闭过程，并木是直接和生物学机能相类似的；为了保持生物学机能，必须在机体和环境之间有一种不断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此外，任何的实验装置，只要它能够将这种机能控制到可以用物理方式来明确描述的程度，就一定会阻止了生命的自由体现。然而，这一情况恰恰就提示了对待有机生命问题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提供了机械论处理方式和目的论处理方式之间的一种更恰当的平衡。事实上，正如作用量子在原子现象的说明中显得是一种既不能解释也不需解释的要素一样，生命概念在生物科学中也是一种基本概念；在生物科学中，在生命机体的存在和进化方面，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所属的自然界中各种可能性的显示，而不是我们自己所能进行的实验的结果。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至少在趋势上，客观描述的要求是由生物学研究中实际地应用论证和应用概念时的那种特征性的互补方式来满足的；那些论证以物理科学及化学科学的全部资料为基础，而那些概念则直接涉及超出这些科学以外的机体的整体性。重要的是，只有放弃了生命的普通意义下的解释，我们才有可能考虑生命的特征。
当然，正如在物理学中一样，在生物学中我们也是保持了独立观察者的地位的，问题只是对于经验作逻辑概括的条件有所不同而已。对于动物和人类的先天行为及条件行为的研究来说，这种说法也成立；而心理学概念则是很容易适应于这种研究的。即使在一种肯定是行为主义的处理方式中，也几乎不能避免这样的概念；而且，当我们处理如此高度复杂的行为，以致这些行为的描述实际上涉及个体机体方面的内省过程时，意识这一概念就会自动出现。在这儿，我们牵涉到本能一词和理性一词的互斥性的应用；这种应用要用本能行为在人类社会中所受的抑制程度来表明。虽然在试图说明我们的精神时我们在观察的独立性方面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但是，甚至在人类心理学中，仍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客观描述的要求。在这一方面，注意到下述事实是很有兴趣的：虽然在物理科学的早期阶段人们可以直接信赖那些能够有一种简单的因果说明的日常生活事件的特点，但是，从语言发源时起，人们就应用了我们的思想内容的一种本质上互补的描述。事实上，这种语言交流中所采用的丰富术语，并不指示一种连绵不断的事件进程，而是指示着互斥的经验；这些经验，用注意所及的内容和“我们自己”一语所表示的背景之间的不同分界线来表征。
一方面是我们考虑自己的行动的动机时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们体验到一种决心感时的情况，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正常生活中，这种分界线的变动是有点直觉地被觉察到的，但是，所谓“自我错乱”的症状，在精神病学中也是尽人皆知的；这种症状可能导致人格的瓦解。用表面看来互相矛盾的属性来表示人类意识的同等重要的一些方面，这种用法确实和原子物理学中的情况十分相像；在原子物理学中，互补的现象需要用不同的基本概念来定义。最重要的是，“意识的”一词指示着可以在记忆中保留下来的经验，这一情况就意味着意识的经验和**的观察之间的一种比较。在这样的类似中，不可能为下意识这一概念提供一种无歧义的内涵，这就和不可能为量子力学表述形式提供一种形象解释相对应。附带谈到，神经官能症的心理分析疗法，可以说是通过使病人得到新的意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通过帮助他窥测他的下意识深处的方法来恢复他的记忆内容的平衡。
从一种生物学的观点看来，要解释精神现象的特征，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意识的经验都和机体中的一种残存印象相对应；这种印象等于神经系统中种种活动过程的成果的一个不可逆的纪录；这种过程不受内省的影响，而且也很难用机械论的方法来下一个包举无遗的定义。无疑地，牵涉到很多神经细胞的相互作用的这种纪录，是和机体的任一单个细胞的永久性结构根本不同的；这种永久性的结构和发生学上的再生作用有联系。然而，从一种目的论的观点看来，我们不但可以强调这种永久纪录在影响我们对后来刺激的反应方面的用处，而且同样可以强调另一事实的重要性：于孙后代并不会受到个体的实际经验的干扰，而是只依赖于那些机体属性的再生作用，各该属性被证实为对于知识的积累和利用是合用的。在任何寻根究底的企图中，我们当然必须有在每一步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的准备；而且，很有启发性的是，我们越是接近和我们的意识特征有关的那些生命机体的特点，物理科学的简单概念就越是难以直接应用。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我们将简略地谈谈自由意志这一古老问题。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意志一词对于精神现象的一种包举无遗的描述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谈到按照我们的可能来行动的自由。只要采取无限制的决定论观点，这种自由的概念当然就会受到排除。然而，原子物理学的一般教益，尤其是生物学现象之机械论描述法的有限范围那种教益，都暗示着机体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包括了选择达到这种目的的最合适方式的能力的。因为不可能在一个纯物理的基础上来判断这种问题，所以最重要的就在于认识到，心理学经验可以提供有关问题的更贴切的知识。决定性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企图预言别人在给定情况下将要做什么，我们就不但需要力求了解他的整个背景，包括他的生活历史中可能对个性的形成有所贡献的一切方面，而且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自己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当然，对于某件事情，无法断言是因为一个人相信他能做才去做呢，还是因为他愿做他才能做；但是，很难否认的是，可以说我们有一种感觉，认为可以按照情况作出最好的判断。从客观描述的观点来看，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增减的，从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既合乎实际而又合乎逻辑地谈到意志的自由，其谈论的方式也就是为责任和希望一类的字眼保留了用武之地的那种方式，而责任和希望之类的字眼，是和人类交流思想所必需的其他字眼一样地无法定义的。
这样的考虑，指示了有关我们的观察地位的教益所具有的认识论含意，这种教益是物理科学的发展所带给我们的。由于放弃了对于解释所提的习见要求，我们也就得到了概括更广泛经验领域的一种逻辑方法；这种方法使人们有必要适当注意生观一客观分界线的画法。既然在哲学文献中有时会涉及客观性、主观性乃至实在性的不同水平，那么就可以强调，正如实在论及唯心论一类的观念一样，终极主观这一概念在我们所定义的客观描述中是没有它的地位的；但是，这种情况当然并不意味着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范围有所限制。
既经讨论了科学中的和知识统一性有关的某些问题之后，现在我要开始谈谈在我们的程序上提出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不同于科学真理的诗意的、精神的或文化的真理？作为一个科学家，进入这些领域是很勉强的，但是，我将以一种如上所示的态度来冒昧地评论评论这一问题。当论证我们的表达方式和我们所关心的经验领域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事实上直接面临着科学和艺术的关系问题。艺术所能给我们的滋养，起源于它使我们想到一些和谐性的那种能力；这些和谐性超出了系统分析的界限。文学、绘画和音乐，可以说形成了一系列的表达方式；在这种表达方式中，越来越广泛地放弃了作为科学交流之特征的定义，这就使想象力得到一种更自由的表现。特别说来，在诗歌中，这一目的是通过和观察情况的变动有关的字句排比来达成的；通过这种排比，在感情上统一了人类知识的许多方面。
尽管一切艺术作品都需要灵感，但是，指出这一点并没什么不恭之处：即使在他的创作**中，艺术家也是依赖于我们所在的共同人类基础的。特别说来，我们必须知道，在谈到艺术成就时最常用到的所谓“即兴”之类的字眼，表示了一切思想交流所不可缺少的一种特色。不但在日常谈话中我们对于表达自己思想的字句的选择会或多或少地不加注意，而且，甚至在有字斟句酌之可能的文章写作中，要解决每一字句的取舍问题也需要一种本质上和“即兴”等效的最后决心。附带谈到，在作为一切真正艺术成就之特色的严肃性和幽默性之间的平衡中，我们会回想到一些互补的方面；这些方面在儿童游戏中是很显著的，而在成人生活中也同样是可以觉察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力图十分严肃地谈论问题，我们就有很快地被听众和自己看成极为乏味的危险；但是，如果我们时常设法开开玩笑，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连自己带听众都处于莎士比亚戏剧丑角的那种不亦乐乎的心情中。
在科学和艺术的对比中我们当然不应该忘记，在科学中，我们所遇到的是论证经验并发展概念来概括这些经验的系统协作，其作法就如同把石头搬来并垒成一个建筑一样；而在艺术中，我们所遇到的却是更加直觉的唤起情感的个人努力，这种情感使我们想到自己的处境的整体。在这儿，我们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正像“真理”一词一样，知识的统一性问题显然包括着歧义性。事实上，在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问题上，我们也会想起和一种恰当的平衡有关的那些认识论问题，这种平衡存在于我们企图得到一种无所不包的看法来看待千变万化的生活的那种**和我们以一种逻辑上合理的方式来表现我们自己的那种能力之间。
在这里，科学和宗教采取的出发点是根本不同的；科学的目的在于发展一种普遍方法来整理普通的人类经验；宗教的根源则在于在社会内部推进见解和行为的和谐性的那种努力。当然，在任何宗教中，社会成员所共有的一切知识是包括在普遍构架之内的；这种构架的原始内容就是在崇拜和信仰中所强调的那些价值和概念。因此，直到随后的科学发展带来了新颖的宇宙学教益和认识论教益为止，内容和构架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不需要什么注意的。历史进程在这些方面提供了很多例证；我们可以特别提到科学和宗教之间的那种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机械自然观的发展相与俱来的真正的决裂。一方面，有很多一向被认为是神灵的显示的现象，作为普遍的、不变的自然定律的结果而显现了出来。另一方面，物理方法和物理观点又和宗教所不可缺少的对于人类的价值及理想的重视相去甚远。因此，作为所谓经验主义哲学和批判主义哲学这两个学派的共同点，就出现了或多或少模糊地区分客观知识和主观信仰的一种态度。
然而，近代的科学发展强调了适当注意主观-客观分界线的画法对于无歧义思想交流的必要性；这样一来，就为知识和信仰这一类字眼的应用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关于因果性观念之固有界限的认识，曾经提供了一种构架；在这种构架中，宇宙前定性这一概念被自然进化这一概念所代替了。在人类社会的组织方面我们可以特别强调，个人在团体中的地位的描写，显示着一些典型的互补方面；这些互补方面，和价值的估计及估计价值所在的背景之间的变动着的界线有关。确实，每一个稳定的人类社会都需要一种用法律条文规定下来的公平正道，但是同时，脱离了家庭和朋友的生活，显然会失掉它的某些最可宝贵的价值。而且，虽然公正和仁慈的尽可能密切的结合代表着一切文化中的共同目标，但是必须承认，任何需要严格执行法律的场合都没有显示仁慈的余地，而且，相反地，仁爱和恻隐可能是和一切的公正概念相冲突的。这一点，在很多宗教中通过象征这些理想的神低之间的斗争而神话式地显示了出来；这一点，在古代的东方哲学中是用下述的训诫来加以强调的：当在人生中寻求和谐时，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在现实舞台上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当比较以受到历史事件哺育的传统为基础的不同文化时，我们就遇到在一种传统背景上来估价另一民族的文化的困难。在这方面，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有时被形容为互补的关系，虽然这一说法不能按照它在原子物理学或心理分析学中的那种严格意义来理解；在原子物理学或心理分析学中，所遇到的是我们的处境的不变特征。事实上，不但民族之间的接触常常引起保持着民族传统之可贵因素的文化融合，而且人类学的研究越来越变成一种显示文化发展之共同特点的最重要的源泉。确实，知识的统一性问题，是和追求广泛理解以作为提高人类文化之一种方法的那种奋斗分不开的。
在结束这一演讲时，我感到必须请求原谅，因为在谈论这种一般性的问题时竟然如此大量地涉及了以物理科学为代表的特殊知识领域。但是，我曾经试图指示一种普遍的态度；这种态度受到我们今天在这一领域中所得教益的启示，而且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对知识的统一性问题是很重要的。这种态度可以这样来总结：力求作到和谐地概括我们处境的越来越广泛的一些方面，承认任何经验都不能不用一种逻辑构架来加以定义，并承认任何外观上的不和谐都只能通过概念构架的适当扩充来加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