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究竟是如何看法呢？人们都说：政府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智慧，实在远非我等所及；政府是在上面掌管着国家，而我们仅在下面依赖着国家，忧国之事是上面政府的责任，和下面的百姓无关。总的说来，就是古时的政府使用威力，现在的政府力智兼用；古时的政府缺乏治民的方法，现在的政府富于智术；古时的政府是锉抑民力，现在的政府是收揽民心；古时的政府是从外面侵犯人民，现在的政府是从内部控制人民；古时的人民把政府看做是鬼，现在的人民却把政府看做是神；古时的人民畏惧政府，现在的人民则崇拜政府。若不乘这种情势来改弦更张，则政府今后举办事业，纵然越来越具备文明形式，人民却会越来越丧失独立精神，从而文明的精神也会逐渐衰退。例如现在政府建立了常备军，人民本应视为护国的军队，兴高彩烈地祝其壮大，然而事实上却反而把它看成是威吓人民的工具，只有心怀恐怖。又如现在政府开办了学校和敷设了铁道，人民本应把它当作一国文明的象征，加以夸耀，但实际上却把它视为政府的恩惠，在这种恩赐之下越发增加依赖心理。人民既然对本国政府抱有畏缩恐惧的心理，又哪里谈得到在文明上和外国竞争呢？所以说如果人民没有独立精神，则徒具形式的文明，不仅是无用的废物，而且反而会使民心萎靡。

    由此可见，一国的文明，既不可由上面的政府发起，又不能自下面的一般人民产生，而须由居于二者之间的人来兴办，一面向人民群众指出方向，一面与政府共同协力，才能期望其成功。考察西洋各国历史，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没有一件是政府创造的。它的基本技术，都是居社会中等地位的学者们研究出来的。例如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铁道是斯蒂芬荪研制的，首论经济规律和改变经商方法的是亚当·斯密的功劳。这些大专家（即所谓“中产阶级”）既不是国家的执政者，也不是干体力活的小民，而是居于国内的中等地位，用智力来领导社会的人们。他们的研究发明，先是一个人在心里有所领悟，然后公开发表，在实际施行中广结私人同志，使其日益发展壮大，把造福人民的事业留传万世。在这个时候，政府只须不加妨碍，适当的予以鼓励，并考察人心所向，尽量加以保护就行了。所以兴办文明事业的是个别人民，而保护文明事业的则系政府，这样一国人民就能把增进文明引为己任，互相比赛竞争，互相羡慕夸耀。国内有一件好事，全国人民都拍手称快，惟恐别国捷足先登，所以文明的事业就都成为增长人民志气的工具，一事一物无不有助于国家独立的。然而我国的现况却与上述情形相反。

    今天在我国居于那种“中产阶级”地位，可以首倡文明、维持国家独立的只是一些学者。可是这些学者观察时事的眼光不高，或者忧国不如忧己那样深切，或者溺于世风，以为只有倚仗政府才能成事，几乎都不安于其学者的地位，而走上了宦途，奔走于微末的俗务，徒劳身心。他们的举动虽多可笑之处，但却甘心而为之，别人也就不以为怪；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野无遗贤”，而感到高兴。这固然是时势使然，其罪不在某个人的身上，但是为了国家的文明前途着想，却可以说是一大灾难。学者身当增进文明的大任，坐视文明精神日渐衰退而不以为忧，真足令人长叹息和痛哭了。惟独我们庆应义塾的同仁，尚能免此灾祸，几年来还没有丧失独立，在独立的义塾中培养独立的精神，并期进而维护全国的独立。但是社会潮流的力量有如急流狂飙，要在这种激流中屹立不动确非易事。如果没有非常的勇气毅力，便会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往往有失足的危险。原来人的勇气不能仅凭读书而得，读书是求学的方法，学问是作事的方法，若不经常接触实际熟悉事务，决不会产生勇气。我们同仁中已经掌握方法的人，就应当忍受贫苦，克服困难，把获得的知识应用到文明事业上去。至于可办的事业则不胜枚举，如振兴商业，研究法律，兴办工厂，开发农业和从事著作翻译及新闻出版事业等。我们应当把一切文明事业都引为己任，为民前驱，协助政府，使公私的力量平衡，以增进全国的实力，而将脆弱的独立奠定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与外国实行竞赛而毫不退让。如果从现在起过了几十个新年以后，再回想今天的光景，不但不觉得今天的独立可喜，反而觉得可怜可笑的话，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快事吗？因此我希望学者们认定正确的方向，并努力求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