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东西不是世界，而是其本质的相似性，这一相似性在受痛苦和快乐影响的相似性以及计算的相似性中表现自己-一直接来自摩登时代早期的哲学家。在这一哲学看来，"享乐主义"比起古代末期的享乐主义（现代享乐主义与其只具表面上的联系瞩用词不当。所有享乐主义的原则（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不是追求快乐，而是避免痛苦。休漠在与边沁针锋相对中仍然是个哲学家，他深知，想使快乐成为所有人类行动的最终目的的人被迫承认，真正指引他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不是愿望，而是恐惧。"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一些人渴望健康，他会不加思索地回答：因为生病是一种痛苦。如果你进一步发问，想知道他憎恨痛苦的原因，那么要他作出回答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最终状态，它与其他任何东西毫不相干"。囤这一不可能性的理由在于，只有痛苦才完全游离于任何物体之外；只有一个痛苦的人才会除了自己而不感觉一切。快乐不是沉浸于自身，而是沉浸于自身周围的一些事情。痛苦是反思能发现的唯一的内在感觉，它能摆脱有经历的物体的约束，并与逻辑和数学推理不言而喻的确定性相抗衡。

    虽然痛苦经历中的这一享乐主义的最终基础对它古代和现代的变种来说是真实的，但在摩登时代，它要求一种完全不同和更强的重点。在这里，它绝不意味着一个迫使人进入自己以逃避他可能遭受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痛苦和快乐仍然保留了其大量的现世意义）的世界，例如古代世界。古代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异化--从斯多葛主义到伊壁鸠鲁主义，再到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是由一种对世界的深刻的不信任激发起来的，是受一种从尘世、从它遭受的麻烦和痛苦退缩到安全的内在领域的激烈冲动驱使的。在这里，自我除了对自己，不对任何东西开放。它们的现代对应物-一清教主义、肉欲主义和边沁的享乐主义-一十B反受到了一种同样深刻的对人本身的不信任的激发，受到了这一怀疑的驱使-一怀疑人类接受现实的感觉的充分性，以及人类接受真理的理性的充分性-一因而也受到了这一论定-一人类本质的不完美．甚至是**堕落-一的驱使。

    **堕落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内容上讲都与基督教和《圣经》无线，虽然人们根据原罪论来对它作出解释。当清教徒谴责人的**，或当边沁主义者厚颜无耻地把人历来认为的罪恶说成是美德时，很难说它是否更具危害性和更令人厌恶。虽然古人依赖于想像和记忆（他们得以从中摆脱的痛苦的想像和以往在实际痛苦中的快乐的记忆，以证实自己的快乐），但现代人需要快乐的计算，或清教式的美德的道德簿记和越界达到快乐或拯救的一种虚幻的、数学上的不确定性，当然，这些道德算术与古代末期的一些哲学学派充满的精神相去甚远。此外，一个人只需对自我施加的纪律的僵硬性，以及德性相伴的崇高性（在那些受古代斯多葛主义或伊壁鸠鲁主义影响的人中最明显）进行反思，就能认识至11享乐主义的这些版本不同于现代清教主义、肉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巨大差异。正是这一差异，现代的德性仍然由古老的、思想狭窄的、狂热的自我修炼形成，还是以各种无益的痛苦屈从于一种更近的自我中心和自我纵容的利己主义，这一点差不多就毫不相干了。看来，"最大多数人的快乐原则"如果不掺杂更多的东西本来会在英语世界取得智力上的胜利，比这一有问题的发现--"自然将人类置于两个至高的主人即痛苦和快乐之下"--或比这一荒谬的想法--一通过"将那种看来最易于衡量的感情与人类的灵魂相隔离"，把道德建成一种货真价实的科学--更令人生疑。

    在利己主义的神圣性的一些令人乏味的变种以及自我利益（这在18肚纪和19世纪初成了一种常识）的无坚不摧的力量的背后，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另一点，这一点形成了一种比任何痛苦快乐计算能提供的原则更无力的原则，这就是生命本身原则。痛苦和快乐、恐惧和向往实际上都可以在这些系统中达到的东西根本不是快乐，而是增进个人生命，或保证人类的生存。如果现代利己主义就是无情地追逐自称的满足（称之快乐），那么它就不乏所有真正的享乐系统中争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一对自杀的基本证明。单单这一缺失就表明，我们事实上在这里对付的是一种最粗俗和最少批判性的生命哲学。作为最后一瞥，生命本身才永远是其他任何事物参照的最高标准，个人以及人类的利益永远等同干个人的生命或人类的生命，虽然毫无疑问生命是至高的美。

    技艺者在看上去如此顺利的条件下表现自己的奇特的失败，也可以由另一种（哲学上甚至是更有关的）对基本的传统信念的修正所阐明。休漠对因果原则的激烈批评（它为后来采用进化原则铺平了道路）常常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的起源之一。因果原则及其双重的中心公理--一任何事必然有种原因，原因必然比其最完美的结果更完美--显然完全依赖于制作的经历，在制作中，制造者优于其产品。明白了这一背景，当对有机体生命发展--在那里，低级存在如猿猴的演变能够使高级存在如人出现--的想像在制表者（他必然比所有他作为缘由的手表更优越）的想像中出现时，摩登时代知识史的转折点就到来了。

    这一变化蕴含的意义要多于仅仅否认一种机械世界观的无生命力的僵硬性。这一意义似乎是17世纪来自伽里略发现的两种可能的方法（即试验和制造的方法和反思的方法，后者取得了一种有些姗姗来迟的胜利）之间潜在的冲突。反思产生的唯一明确的物体（如果它打算不止产生自身完全空虚的意识的话）无疑是生物过程，由于这一生物过程（可在自我观察中接触到）同时是一种人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过程，因此，反思尽管无需在兑现实的意识的扩散中迷失方向，但它已经在人中--不是在他的思想而是在他的身体的过程中--发现了再次将其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足够的外在事物。主观和客观的分裂（这是人类意识中固有的，也是笛卡尔式的作为认知的人反对周围的存在的世界中所不能修补的）在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中完全消失了，这种有机体的生存取决于对外部事物的吸收和消化。自然主义（1世纪物质主义的表述）似乎在生命中发现了解决笛卡尔哲学问题的方法，同时在哲学和科学日益扩大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